称心常识网什么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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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请:什么是“德”？答:德是出于人的道德氛围，如果人做事不讲方式方法，是别人的一种伤害。有德之人才能受众喜爱，无德之人招人骂名。德是人高大上，做什么都让人心服口服，这才是品德兼优的人。人如果没有了德，还有什么善良可然。人品又何在，人做事就该让人放心，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一个人没有了德还还配做人吗？所以有德之人，人人敬之，无德之人，人人远之。谢谢！
谢谢邀请！
“德”是指什么？现在发表一下我的观点：所谓“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理想信念，道德品质高尚。
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要阐明一下“德”和“才”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刚才我把“德”已做了解释，那么什么是“才”呢？所谓的“才”，则是有聪明才智、处世灵活。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德”和“才”之间的关系曾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德”和“才”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如果很聪明，我们一般都会习惯性地认为这个人道德品质高尚。就是在今天，我们夸一个小孩子，从来不说这个小孩“很老实”，而是夸他“很聪明”。司马光说，这是天大的误区。事实上，一个聪明的人，很可能是一个品质低劣的恶棍；而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很可能是一个智力平平的人。德才兼备固然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二者兼得的人少之又少。在这种情况下，宁肯任用有德无才的人，也不能选用有才无德的人。因为，以工具理论性为标志的“智力”一旦掌握在坏人手里，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将是巨大的，相反，那些智力水平一般的人，如果想做坏事，破坏性也是很小的。
战国时代的纵横家，就是司马光所说的那种有才无德的小人。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动之于利害，晓之于大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时而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时而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可谓“一怒则诸侯惧，安居则天下熄”。但是，这些纵横家在内心中并没有坚守的信念和原则，也没有价值的归依，唯一的目的就是出人头地，得到别人的赏识。谁赏识他们，他们就为谁出谋划策。只要能达到目的，就不择一切手段。正因为如此，孟子虽然承认纵横家的雄才大略，但却不把他们当作真正的大丈夫。他说，大丈夫应该“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则与民由之，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不应该像纵横家那样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实现功名不讲道德。
说明：图片源于网络。
有人反对为抗疫人员子女中考加分，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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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和孩子是两码事，公平起见孩子们要以自己的努力来挂钩，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抗疫人员的福利！
反对的理由：
第一、父母的功劳应该奖励父母，把奖励落到子女头上是变相拼爹。
目前，优质教育资源还很稀缺，而中考也可以说是最公平的考试之一了，学生凭自己的能力进入更优质的高中，从而继续学业。但，如果优质教育的资源是父母搏命付出，换来了一些分数得来的，那么这对其他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压力，甚至是不太公平的，难道中考也需要拼爹吗？对于孤儿或者努力而勤奋的孩子是不是更不公平？
父母的付出和孩子的成绩不能一概而论。
第二、破坏了考试公平的制度。
中考你能多得一分，就可以甩开几百人、几千人的差距;能多得几分，人生大不一样。优质教育资源只有那么多，而中考的考试制度，其存在的根本就是通过考试来分配教育资源。
公平，公正考试面前人人平等，让同学们通过考试，来进行教育资源分配。
目前，考优质高中比考大学还要难，所以还是要维护中考的公平性。
奖励医护人员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比如，补助金、购房福利、职称评定、文旅优免，假期休息等。
唯独这种为援鄂医护人员的子女在考试时加分的政策和举动，不够合理。对于医护人员的辛苦付出，可以奖励其它的东西。
第三、不患寡而患不均
参与抗疫的，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的，除了一线的医护人员，还有无数的志愿者、警察、双神山的建设者、社区人员、物流人员、殡仪工作人员，他们也是奋战在最前线的人，他们的子女呢？
能够得到这样的加分奖励吗？哪怕少点加个3、5分呢？
再比如，这样的奖励对医护人员整体就公平吗？他们当中未婚的居多。而且这次的加分奖励只适用于2020年参加中考的医护人员子女，那么孩子今年初二，意味着今年的奖励无效了。
以下是我的看法： 第一、我们是感恩的国度，知恩图报是我们的传统美德。 这几天返程的医护人员，各地百姓都在用最高的礼节欢迎他们平安回家。 多少人洒下热泪，从心眼里，我们真是感谢医护人员。是他们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舍小家为大家，冲在战斗第一线，才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成果。 必须要给医护人员重奖，这是对其无私付出的一种褒扬，也是对其战“疫”成绩的一份肯定。 但是，奖励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为什么要在升学考试分数上来体现？ 为什么非要拿考分来展示优厚呢？ 第二、奖励道路千万条，莫用考分为一条。 高考也好，中考也罢，试卷上的分数是每一个孩子的能力和心血的体现，不能因为政策倾斜，打倒一批努力的孩子。 考试的公平公正，对所有的考生来说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考，正确，才会得分，不考，不对，不该得分。 我们也是一直这样教育孩子们的。 当分数变成了额外赐予的，靠奖励得来的，作为家长，老师，我们怎么给孩子解释？ 难道要说，这是人家父母为国家做贡献得来的？你的父母没有为国家做贡献所以你不能拥有？ 第三、这么做，也是严重低估了我们医护人员的伟大！ 他们上抗疫一线，是为了救国救民，没有一个人去之前说，我是为了孩子加分才去的！也就更不会有，如果不给孩子加分以后国家需要我，我就不去！这样的奖励导向性，也不必体现在“加分”上了。 所以，医护人员，所有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是伟大的，请不要用给孩子“加分”，来“矮化”他们。 最后，我们呼吁，考试公平公正，尤其是中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尤其要公平公正！在公平公正里长大的孩子，他内心分得清是非曲直，知道事事都要靠自己，也会更加努力学习，更加感恩，更加阳光！
如何看待一批自我陶醉“附庸风雅”，又“毫无诗情”的老干体“格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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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
“老干体”是个新词汇，是传统诗词创作发展过程中特定时期的特殊文化现象，这类诗词套话连篇、毫无生气，不仅地方小报有，一些专业诗词刊物也有，网络诗词也不乏正宗“老干体”，俨然成为当今诗词创作的一大流派。
因为题主问的是如何看待，就不对老干体的历史、成因做过多解释。只谈个人看法。
老干体作为一种新兴诗体最近几年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热火朝天了，毕竟这个名词已经带了贬义。而老干体最多发的就是纸媒，在网上虽然也有，但是由于网络是个双向的，多元的地界，老干体在网络上只要露面就难免不被嘲讽一番。作为在生活中有台面、家庭中有地位、单位上有影响的老干体创作者，谁能受得了网络上这么一喷？
所以，在新媒体上发老干体诗文的人数量还是相对少些。
如果还有，大都是喷都喷不怕的思想顽固分子。他们不需要也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一意孤行还当自己是英雄。
真正有头脑、热爱诗歌的人即便是囿于几十年生活经历，以老干体入门诗歌，在网络这个大染缸见识到真正的诗词天地，大部分会收起骄傲，从头学起。
我周围就有很多这种人。位置的变化让他们重新思考，更注重诗词本身的内涵，尽量打散自身老干体格局，作出好诗来。
我们说老干体是新兴诗体，其实也不确切。细想下来，中华千年官场下来，哪个文人不能写两首诗呢？哪个退养的官员没写过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呢？所以，老干体从本源上来讲并不是个新兴玩意。李白、杜甫、王维、高适、欧阳修、苏轼、辛弃疾，这些响当当地，头上放射万丈光芒的大诗人，谁还没老过，谁还没写过？
但是，为何又说老干体是新兴诗体，而那些诗人写的不算呢？因为人家有文采。
中国传统官场上的大官不论怎么说，都是文采过关的。他便要歌功颂德也会七转八拐，不会因为阿谀奉承而显得无耻。而文化断层正是新中国这一代人无法弥补的缺憾，这与统治阶层有关，与意识有关。
而到了今天，在全社会更加重视文化素养的环境下，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宣讲下，我们下一辈人，走到这个退休创作时节，自然要比当今这一辈高杆很多，也不用再重头来学格律规范，也不会把心中的无比热情用纯朴简单的套话直截了当地写成口号输出。
文艺范和口号鼓动本生就是相克的两个东西。
这两个相克的东西就形成了老干体这个怪胎。
随着整个社会文化层次的提高，这个怪胎除了在一些无法避免的场合之外，应该就会消失了。
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文坛与诗坛幸甚。
一家之言，欢迎指正评论。
喜欢请点赞并关注，谢谢。
我不赞成讽刺挖苦老同志创作热情。我认识一个老同志，离休后上了业余大学诗词绘画班，于是经常创作些诗词，也有画作问世。单位自认为水平高的高知就挖苦他，说他写的不叫诗词，是顺口溜。这位老同志仍笔耕不辍，每写一首都会送给我一份打印稿，久而久之我手头积了百首之多。于是我将这些诗词编辑成书，虽不是正式出版物，但老同志很高兴，送给许多战友，一首悼念战友的诗被战友的孩子刻在墓碑上，县博务馆收藏了他的诗集。挖苦老干体是不道德的行为，中国是诗国，任何人都有写诗的权利，更何况老干部都是新中国的功臣，打天下流血流汗，写诗不是谁的专利，老干体没什么不好，充满豪情壮志，比糜糜之音强有倍。
赵丽颖结个婚，网上到处都是她的消息，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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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一部教科书。国人爱看戏，看不懂戏的爱看热闹。“戏子当道”是现实情况，已经当了几百年的道；“戏子误国”很犀利，但不失为一种前瞻性隐忧，“玩物丧志”啊。
赵丽颖、冯绍峰结婚的消息之所以在网上扑天盖地泛滥成灾，成为热点头条，跟网站没毛关系，是粉丝们大量发文、跟评、转贴推送出来的。
如今看戏与以往不同了，作为看客的消费主体变化了。以前的老人、妇女爱看戏，现在的票友多是年轻人，不仅爱看戏还追星，数量蔚为大观。
说千道万，娱乐吃香的根本原因还是在受众，当然也有媒体导向宣传的因素。90后、00后们毫无疑问是追星的一代，不谈理想奋斗，只讲现实享受。信仰迷失，人格从众，空虚且浮躁。
所以，没有范冰冰，还会有张冰冰；没有冯小刚，还会有冯大刚。简单娱乐，愉悦身心；沉溺娱乐，误人误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女本身自带流量，她就是上街转一圈，也有很多人看啊！明星更是影响力大，结婚之事自然围观者众。大家喜欢看，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也没错，谁不喜欢美女帅哥呢？有人总拿对明星的关注与对英雄的关注说事，认为都看明星不重视英雄云云。我觉得这是两码事，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重视两个人甚至更多人好不好？
其次，网络传播力量大。网络传播之快，影响之大之深之远，已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你我的生活，改变了世道人心。
另外，网络也要有流量才能生存，我盼着网上专门宣传感恩心幸福门，可这事不成啊，没人看啊！这些关注度高的事不跟，这不是和钱过不去吗！
总之，说来很多人不喜欢，但事实如此:存在的即有合理性。
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事，她结婚我祝福，不去关注围观就好，不可去恨他们，不可去恨网络，不可去恨喜欢她们的人。
想改变这个世界，从做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开始，想自己喜欢的人和事，走自己认准的路，做一番有益世道人心的事业，让自己成为一个自带流量的人，然后立行善事，至诚感恩，这样不就能影响社会吗？影响不了社会，能培养一个心念正确的人，也能幸福一家人，也是大好事。
如果天天看这些事不顺眼，无益无趣也无用。我是不这样干的。愿你有悟。
明星世人都关注，她想结婚我祝福。
不要因此生烦恼，学会感恩能开悟。
北宋时期的宰相韩琦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如何看待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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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至宋太祖始，讲究的便是文官治国，政治比起其他的不少朝代而言，相对于民主不少，士大夫的地位空前的高，对于国家大事的发言权也更高，在这特殊的时间段里，就诞生了不少在后世闻名的文人，譬如苏轼，譬如范仲淹，又譬如韩琦。作为北宋仁时期的宰相，韩琦是当时士大夫之中最高的政治代表，从仁宗到神宗，他一共辅佐了三代帝王，参与了北宋的许多重大事件，被后人称为“宋朝第一相”，虽然他的人生经历十分的丰富，但可能是因为他在宋代这个名人都带“文气”的时代，更偏向于是一个政治家而非文学家，所以在后世人心中，他没有像他的同僚一样具有“高人气”，或许仅有提到北宋政治的时候才会对这个人说上一二笔。一、出生名门，性格纯一
韩琦出生于公元1008年，是典型的北宋中期人物，他的父亲是北宋的名臣韩国华，官至右谏议大夫、泉州知州，可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二代”。
不过韩琦并没有怎么享受到过父爱，因为韩国华在韩琦四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年幼的韩琦是在母亲和哥哥们的抚养之下长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的韩琦形成了“大志气，端庄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在后来也影响着他的仕途。
二、早期仕途，不甘堕落
天圣五年，年仅19岁的韩琦便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进士，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明道二年，他开始掌管左藏库的收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差事是吃力不讨好的，怎么做都一样，做不出来什么实事，自然很难得到升迁的机会。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这样想，他不仅将自己的本质工作做得很好，还向仁宗请求设立“传宣合同司”，免去主管清点，仁宗自此，看到了这个年轻人身体之中蕴含的潜力。景佑三年，他又担任了右司谏的职位，完成了自己职位上的多重跳。
在宋代，御史台和谏院两个机构专门负责谏诤，其中以谏院为甚，而韩琦正是在谏院担任谏官。谏官这个职位在宋代并不“吃香”，在《宋史》之中就有记载，曹修古曾带着十二个御史去早朝，路上看到两个宦官骑马没有躲避，这是与理不合的，于是“呵者为止”，一般来说，宦官的地位十分的低下，但是这行御史却“反为所骂”，由此可见，在当时，谏官的地位其实有些低。
三、直言善谏，稳步提升
但是韩琦却并没有因为自己地位不高而退缩，相反，他直言善谏，这种“善谏”从他在掌管左藏库收支的时候就敢向皇帝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已然能窥见一二，更不必说他担任谏官之后。韩琦自己就对自己的谏言写下如此的评论：“善谏者，无讽也，无显也，主于理胜而已”，正是这样的“窍门”加上自己敢于谏言的性格，才使得韩琦在谏言这条路之上走的十分平稳。
韩琦担任谏官三年，在此期间内，他改变了北宋前期谏官不敢谏的现状，使得谏官的地位稳步提升，最终甚至能和宰相相抗衡。
康定元年，北宋在三川口惨败，这次战争让那样“居庙堂之高”的统治阶级不能够在做着大国梦，仁宗派遣韩琦和范仲淹担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前往前线。
四、经历挫折，逐渐成熟
韩琦在军事方面也有一定的天赋，在他的领导之下，军队之间的配合能力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但是他也并不是全对，他看不清局势，盲目主战而忽视了防守的重要性，尤其是他和范仲淹二人之间的分歧，更是使得战况急转直下，最终使得好水川大败，宋损失惨重。
不过在后期，韩琦获得了改变，开始注意到防守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地觉得只要攻打就能够获得胜利，可以说，这段军旅生活，让韩琦飞速成长。
原本的他不过只是个“居庙堂之高”只会为国为民忧愁的文人学者，一个只能够看到表象而思考不到内在的年轻人，他张扬，带着年轻人独特的锋利，而在这之后，他蜕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男人，他会去思考，会去探索，会去权衡得失。
对于两次变法改革的不同看法（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
当然了，韩琦在历史之上留名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参与过庆历新政与王安石变法这两次宋代重要改革。
先说庆历新政，他是这场政治改革之中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提出了自己的对于新政的看法，提出来措施，另一方面，即使在新政失败的时候，他也并没有把自己摘出来置身事外，而是为改革派辩护，由此可见他的风骨。
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在，公元1056年，韩琦又重新回到政治的中心，拜枢密使，两年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又三年，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韩琦，成为了北宋的宰相。
值得一提的是，韩琦积极参与了庆历新政，并且维护改革派的利益，但是在王安石变法时，他却成为了一个不小的阻碍，岁月真的能将一个人从改革派变成保守派吗？韩琦真的变了吗？其实不然。那么韩琦为什么要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呢？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便是财政，他向神宗谏言设立了“三司条例司”，在这样的改变之下，原本的三司系统成为了虚设，其权利也被削弱，其导致的后果只会是“冗官冗费”。宋朝为了限制武官的权利，大肆设置文官，这本来就已经让宋朝的财政出现了一定的空洞，朝政之上更是愈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设置一个单独的机构，只会将这潭浑水搅的更混。尤其是这个机构的权利范围还极大，破坏了原有的政治体系，政治体系被重新打破重新洗牌，没有人知道结局是好是坏，韩琦也只能权衡利益，选择反对。
而韩琦批判更加严重的还是王安石所说的青苗法，在王安石的原本意图之中，青苗法是“散惠兴利，以为耕敛补助，裒多补寡而抑民豪夺之意也”的，这是好事，但是真正执行下来，却并没有想象之中的那么好。
韩琦认为，青苗法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的青苗钱数，户等越高，借钱则越多，但是那些上户真的会借钱吗？他们本身是以放贷者的身份存在的，会成为借贷者吗？而且如果人户不愿意申请青苗钱时，要结罪申报，如果说提举司派人劝说，人户愿意申请之后，地方官员还会受到处分，这样算来，很容易出现强制发放青苗钱的行为。可是青苗钱本身是有利息在的，这损害的就是老百姓的权益。而且让有一定资产的人为没有经济实力的人担保，贫民还不起钱的时候，这些有经济实力的人要代为偿还，这确实没有损害国家利益，但是，这些有资产的人难道就是活该为别人买单？
当然，除了这两点外，韩琦还反对了王安石变法的不少条例，但是仅仅从上文的两点就可以看出，韩琦并不是随意反对的，而是有凭据的反对，是真正的为国为民，在很多改革派的眼中，韩琦是落后是保守的，但是对于当时的国家，韩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总的来说是有利于社稷的。
结语
韩琦这一生，可以说是褒贬参半，喜欢他的人说他是“宋朝第一相”，在不喜欢他的眼里，他的主战让宋朝损失惨重，他就是个“无用之臣”，只适合在政坛之上，军事之上一窍不通。
但是，虽然说韩琦在军事之上确实有所失误，但是这些错误却并不能够抹杀掉他的功绩，而他对于宋朝的功绩，我们说他是“宋朝第一相”也不足为过。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
韩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祐元年（1034）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琦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繁发生，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罕所建明”。韩琦连疏四人庸碌无能，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结果四人同日罢职，名闻京华。他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减省浮费”、“无名者一切罢之”。名相王曾称赞他说：“今言者不激，则多畏顾，何补上德？如君言，可谓切而不迂矣。”
宝元二年（1039），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韩琦被任命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多达190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元昊虽倾国入寇，众不过四五万人，吾逐路重兵自为守，势分力弱，遇敌辄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力主守议，反对贸然进攻，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正月进攻，后从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春，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对部下说：“无约而请和者，谋也。”命令诸将严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1.8万人，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任福在张家堡南打了个小胜仗，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北边之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虽英勇战斗，怎奈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宋军大败，6000余人阵亡，任福等将校军官数百人亦死于难(参见好水川之战)。韩琦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几千人，号泣于马首前，持故衣纸钱招魂而哭说：“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识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当时哀恸之声震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好水川之战，元昊得胜，十分猖狂，使人作诗，投掷宋境，讽刺说：“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二年四月，韩琦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建议，韩、范二人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朝廷倚为长城，故天下人称为“韩、范”。边塞上传诵这样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四月，韩琦、范仲淹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枢密使为杜衍）。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其中称赞韩琦说：“予早识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岂视店楔。其人浑朴，不施剞劂。可属大事，敦厚如（周）勃。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当时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庆历三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贤能的提升，庸陋的罢免；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1万余人，以减少用度。四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以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尤其是夏竦施展诡计，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庆历四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到了五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他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三月，韩琦也因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尹洙反对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而被贬出朝，罢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韩琦在地方官任上，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扬州徙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一月，王则在贝州（今河北清河）发动兵变，后被文彦博、明镐镇压。十二月，韩琦徙知成德军（今河北正定）。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办法，对那些品行恶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如不调走，必依法严惩。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辖地区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头领据理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十余年后，韩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9600顷。
至和二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在家乡，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嘉祐元年（1056）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三年六月，韩琦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六年闰八月，迁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当中尤以包拯、范镇言辞恳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五六年过去，到了嘉祐六年（1061），韩琦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七年九月，韩琦封仪国公。
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帘听政。皇太后思想守旧，一些宦官不断向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太后，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则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皇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韩琦进右仆射，封魏国公。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诬告，罢了他的官职，但韩琦仍坚决辞职。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韩琦辞退所授两镇，后改为淮南节度使。正在这时，宋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经略陕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坚决反对。一个月后，西夏国主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准许便宜从事。大名之任长达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他坚决抵制。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他对执政大臣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强与之乎？”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同样，在对外关系上，韩琦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求得暂时苟安。
熙宁六年二月，韩琦还判相州，第三次为官家乡，终于实现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的愿望。熙宁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68岁。神宗御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谥忠献，赠尚书令。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欧阳修称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韩琦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等。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
唐太宗李世民让四百死囚犯回家过年，结果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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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封建时代的明君，永远都少不了秦王汉武，唐宗宋祖这几个人；我们说古代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影响最大的时代，往往都是雄汉盛唐。
而强盛的唐代，则以其自身特有的强盛和包容，威震天下，也为当时的四方所憧憬和敬畏。
当时西南边的波斯大食，天竺西域，和东北边的半岛倭国，无不聚集京城长安，或互通贸易，或交流学习，四海诸国学习大唐之盛世文化，瞻仰盛世风采，周边小邦，遥尊太宗为天可汗，一时天下无匹。
海清河晏，天下承平，这一切大唐盛世的开创，莫不归功于那个被史书上盛赞的男人，有心机，有手段，能容人如海，能杀人如麻的太宗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从战争中走出，19岁就开始跟随父亲离婚，统兵出征，当时李渊在晋阳起兵时，便以李世民为又领军都督，统帅右三军。
可以说是一个从武将起家的人，但如果只是一个武夫，他远远不能够成为后来创建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此人心机极深，建立了自己的秦王府势力，通过玄武门之变夺取了继承权，登机之后积极纳谏，以文治天下，辅以开疆拓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
可谓手段心机非常人可度量……
其中有一个小故事就足以说明太宗皇帝的这种权谋手段，尤其是立人设的能力……
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由于杀了自己的两位亲兄弟，所以在民间的声望并不是很好，即便他将玄武门之变在官方的立场中，宣扬成一种正确的，而且是被逼无奈之下的平叛，但仍然堵不住悠悠众人之口，在这种情况下，唐太宗需要尽快建立起自己高大的人设，毕竟太宗皇帝有一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民心是很重要的东西……
为了营造一种良好的明君形象，尤其是那种儒家传说中的仁义之君，他打起了天牢死囚的主意，他决定在天牢这里面导演一场大戏，目的是成为人人交口称赞的贤德之君……
当时唐太宗李世民在天牢中查看死囚的时候，就突然间发现，天牢中有超过400多名将要被处以死刑的犯人，这些人大多都面目呆滞，对人生已经丧失了兴趣，一个个仿佛像木头人一样，只等一死。
太宗皇帝就灵机一动，如果这些犯人突然知道自己还有出去尽孝的可能，犯人会怎么想，再让帝国的官府州县大家宣传，又会形成怎样的民间轰动效果呢？
唐太宗希望借这个方式制造大唐舆论的爆点，再加以引导，形成对自己具有正面效应的影响……
于是他大笔一挥，下了一道圣旨，让人将这些这死囚放了出来，让他们回家尽孝，等来年中秋之后再进行秋后问斩。
很多人认为其实这一招也是要冒着很大风险的，太宗皇帝，虽然这一招可以起到招揽明星的效果，但如果死囚们不愿意在明年中秋之前回来，那么对于大唐帝国来说，不是很丢脸的事情吗？
而且对于那些讨厌唐太宗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对他大加嘲讽的机会啊，多打皇帝的脸啊……
其实不然。
无论犯人在被唐太宗放走之后是否回来，他都能够起到塑造仁义明君的效果。
试想如果发人们回来的话，那么大家所评论的一定是仁君义囚，大唐风气纯正，蒸蒸日上，势必充满正能量，无论是对于皇帝，还是对于囚犯来说，都是一个收到好名声的结局。
而如果有些囚犯不愿意回来的话，一则太宗皇帝的仁名并不会因此受到打压，人们还会同情太宗皇帝被犯人所欺骗，达到另一种收获民心的共情……。
不得不说太宗皇帝这盘棋下的是只赚不亏，无论如何，稳赚名声而不赔……人设是在他放走死囚回家侍奉双球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立起来了……
高，实在是高！
而且在唐朝制度还是挺严密的，尤其是针对死刑犯，他其实根本逃不下去，加上有连坐制，死刑犯也要为家人所考虑，所以太宗皇帝对犯人们逃跑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很上心，都不淘宝就算逃跑了，对太宗皇帝来说几个囚犯而已，也没有什么大碍。
最终的结局是这只亡命徒在中秋之前纷纷回到了天牢之中，自知难逃一死，那何不寻找一个最有利的方式成就双方美名……
对于太宗皇帝来说，他也果然赚足了声望。
很多唐代的文人就开始给唐太宗造势，引导圣君仁君的人设……
不仅是在唐太宗年间，在后来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都曾经做过诗，盛赞：死囚四百来归狱。
当然后代早有人就看穿这一切，比如说不阳修就曾经在纵囚论》表示：
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但高明的太宗已经高明过了，后人再去戳穿他也无济于事。是因为他这种高明，所以能够挽回在玄武门之变之后的名声，能够归拢能够开辟一番基业，能够成就不世之赫赫名声。
能在历史上留名，本来就已经很不容易，而能够成为唐太宗这样千古一帝的更是寥寥无几，一将功成万骨枯，又何况一帝呢，其实这些人，都是万中无一的人精，都厉害炸了。
如果当时那些“死囚”是真的“死囚”而不是李世民预先安排的话，那这件事如今看来确实有点太过匪夷所思，因为“死囚”往往都是非常渴望再获自由的人，既然被放走了哪里还有再自投罗网的道理？然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里却实实在在的记载了这件事！
虽然《资治通鉴》不在二十四史之列，但它作为历代君王必读的教科书，我认为其书中记载的内容可靠性极高。那么关于李世民放走死囚的记载是这样的：
（贞观六年）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
（贞观七年）去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 上皆赦之。
以上记载的大体意思就是说：贞观六年年末，李世民去视察监狱，他怜悯狱中死囚无法与家人团聚，于是便决定放这些死囚回家过年，还和他们约定来年秋天再回来受刑。第二年被放走的390名死囚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全部自觉的回到长安接受处罚了，而李世民见到他们如此有诚信，感动之余便将他们全部赦免了。
所以通过这段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李世民赦免了390名死囚而不是400名，而这390人也全都如约回来了，李世民最终也将他们全部赦免。
那么就这件事而言，李世民此举的主要目的仅仅是出于对“死囚”的怜悯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我不敢说这些死囚都是死有余辜之人，但大部分应该都是大奸大恶之徒，这些人之前都是极端危险分子，是国家不稳定的因素，李世民敢放他们就肯定不会怕他们出狱后再惹是生非，引起民怨。李世民心思缜密，是一个做任何事都绝不会留下破绽的人，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他当年放走这些死囚的同时一定采取过措施防止这些人出狱后逃之夭夭和再度危害社会，因为“对任何人任何事情都要有防备之心”是一个成熟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
而他之所以要上演这么一出“释放死囚”的精彩大戏也是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向天下官员百姓宣扬自己的仁爱之心，以此来笼络人心。还有就是“死囚回归”是诚信使然，“诚信”是做人的根本，李世民借此机会也向天下展示了“诚信”的重要性，希望所有人都能“以诚信为本”。
虽然李世民释放死囚多有“作秀”之嫌，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李世民治国也常常宽刑法，减赋税，重民生，以身作则，虽有“玄武门之变”的黑点，但也不失为一代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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