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雍正的《大义觉迷录》主要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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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好，有感于一代圣君雍正大帝，特此发表下个人观点。
整个清王朝，对于治天下而言，雍正帝可以说是居功至伟，而《大义觉迷录》即是他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门，也是笼络人心的独特手段。
《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是雍正帝所编著的书，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视天下为一家
雍正帝作为帝王，本身眼界可见一斑，而且他还是个高瞻远瞩的人。他抓住了曾静和张熙的反清思想，变不利为有利，又例举舜帝和文王的例子，说明自古以来华夷就是一家，称王称帝的事并非他满族为先例，而大清能让他做君主，正可谓是有德者而居之。
雍正帝知道满汉人心不同是不可能靠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汉人之所以造反无非就是民族意识问题，他就给天下人说明，天下皆为一家，而有德者居君王之位，这一点给整个天下人下了个定心丸，他不会因为汉人而歧视，对整个天下之人将一视同仁。
大清是正统王朝
这一点至关紧要，因为汉人造反，是因为大部分人都觉得满清政府是反明王朝得来的，相当于在明朝时期，他满族就是造反者，这样一来，现在他们汉人造反夺回江山就是正义之举了。所以雍正帝特此说明，大清的江山和他的皇位不是由明王朝那里篡夺，而是得之闯贼，所以大清反而是给明王朝报仇雪耻，而大清朝也是正统王朝。
这里雍正帝用地篡夺和闯贼两个词用得非常漂亮。篡夺就是造反，而这正是现在的部分汉人在做的事，这是大逆不道的。而明王朝是被李自成给灭的，李自成才是篡位者，清王朝从篡位者手里得来的江山才是正统的，现在的部分汉人在反清，这才是造反。
清王朝的成就
雍正帝在书中还把清王朝和明王朝作了比较，清朝在雍正时期，正是顶峰，不管是国计还是民生，相比于明王朝简直是天壤之别。而雍正帝在位期间，本身就制定和颁布了很多利国利民的政策，使得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
这一部分虽然内容不多，但是给了天下人一个交代，清王朝在他的统治之下只有好没有坏。以如今的生活水平你们有什么理由造反？有什么必要造反？难道你们愿意生活在明王朝时期的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大大的稳定人心之举，让人们自己去比较，从而使他们自己从内心里认可清王朝。
帝王的胸怀
雍正帝亲自审问曾静和张熙，并把这一段记录按照原文编入《大义觉迷录》（这里肯定是因为曾静和张熙的原话就是知错等一些后悔的话语，否则不可能不作修改），事后不但不杀他们，还让他们去全国各地去做演讲来将功折罪，路上为了怕他们被人暗杀，还派专人保护。
这一点作为，主要是雍正帝为了笼络人心，他连这样的造反者都可以不杀，可以宽容，当然了，人犯了罪不可能不追究，于是就让他们去将功折罪，但是为了怕他们被人暗算还派人保护，所以即使你是汉人，即使你犯再大的罪，但只要知错能改，都将会有机会，这就是给人们的心里刻上一代明君的印记。
帝王的家丑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你作为一代帝王，反而将一些种种不可外扬的丑事给编书颁布了出来，非要弄得天下人尽皆知不可。虽然雍正帝这么做，有部分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堵住那些在民间以讹传讹的悠悠众口，但是，这一举动的后果，在当时定然是轰动于世的。有哪个帝王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尽管他书中已说明，他的嗣位疑案以及兄弟之间的一切前因后果）有哪个帝王会把这种宫廷秘史公之于众？他雍正皇帝就可以，而且还切切实实地做到了。
个人认为，雍正帝这一点主要是做给那些朝廷官员和皇室成员看的。因为对于百姓来讲，你再怎么样，无非当个茶余饭后的闲谈而已，而朝廷官员和皇家成员可就不同了，他们可是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雍正帝正是要他们知道，他们不用去想尽办法的猜疑，他就是这么样的人，只要他们做事干净明白就好。
好了，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雍正大帝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也是辉煌的，他的所作所为不但给清王朝带来了盛世之景象，还给后世留下了诸多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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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是清朝雍正皇帝在曾静投书案后所作，书名取曾静《归仁说》“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之义，主要目的是为驳斥曾静等人提出的华夷之辨，以儒家的“德”确立清朝统治的合法性。这里简要提一下曾静投书案，它发生在雍正六年（1728年），时张熙化名张倬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以策动其起兵反清，该信提出了“华夷之辨”的思想，以此否认清朝统治的合理性。
后来此人被岳钟琪检举，最后揪出了背后的主谋曾静、张熙等人。雍正帝闻此消息后，将两年内与此案相关的上谕、审讯词以及投书的信件内容汇合成书，命名曰《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分四卷，包括雍正曾颁布的10道上谕，还有曾静的47篇口供、张熙口供2篇。如果说《清世宗实录》反映了雍正皇帝的“大一统”思想，那么《大义觉迷录》便是雍正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雍正为什么要写《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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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微言卿观点】雍正写《大义觉迷录》，涉及到“正统之争、华夷之辩”，雍正为维护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挺身而起，主动发声，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与反清舆论势力进行正面交锋，意义深远。
让无数汉人纠结的问题——到底何处是中国？
“中国”“华夏”一词，自古以来就有多重内涵，而其外延更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衍变。
上古以至先秦时期，以天子所在地方为“中国”，秦汉以后，随着疆域的开拓、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汉族与周边各族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推进，“中国”“华夏”概念的外延也在逐步展开。“中国”“华夏”之外，则为“四夷”。
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华夷之辩”，包含着歧视“四夷”的思想，“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这句古训，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
实际上，古代“四夷”与“中国”一切恩恩怨怨，都不过是历史上中国这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家事。华夷的分别，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分别；华夷的对立和冲突，从来不是中国与外国的对立和冲突。
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中国”过于狭隘，与历史上汉族与周边各族共同缔造着的大中国的事实不相符合，与今天作为我国专称的中国更不可同日而语，必须摒弃所谓长城外、柳条边是古代中国国界之类的误解和曲解。
清朝初年的正统之争、华夷之辩
清朝初兴时，在满人脑海中，“中国”的概念是尊崇的，但“中国”之君不是万世一姓的。无论崛起中的满人，还是身居朝廷、为天下共主的明朝皇帝，都认同事实上存在的大中国框架。
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多尔衮率清军入据北京，顺治帝告祭天地，称大清“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向天下郑重昭示，正式成为中国的主人。
清朝皇帝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他们既“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即理所当然继大明为“中国”之主。这一历史进程，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
但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则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
虽然早在康熙时期，就开始了对汉人的怀柔政策，开“博学鸿儒科”、开“明史局”，六下江南亲自祭拜朱元璋，但仍无法彻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特别是士人中的敌对情绪，一些人仍在叫嚷“夷夏秩序”，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
曾静案始末
曾静（1679—1735年），湖南省永兴县人，号蒲潭先生，平时授徒为业，性格迂阔，满脑子“华夷之辩”的思想。
曾静应试时，得到大儒吕留良评点的时评文章，见到论述“夷夏之防”等语非常赞叹。曾静派门人张熙专程去浙江吕家访求书籍，因为吕留良已经去世，其家人把吕留良的遗书全部交予张熙，曾静见书中多反清复明之意，愈加倾信。
当时雍正帝正在整治“八爷党”，曾静以为清朝末运已至，顿时上来了一股书生气，派张熙去游说陕总督岳钟琪起兵反清，岳钟琪即具折上奏。雍正帝派人拘讯曾静、张熙，并亲自审理。
雍正认为仅仅惩治一个曾静，并不能改变汉人的反清观念，于是他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
雍正将与曾静问答之词，编为《大义觉迷录》，亲自做工作，竟然说通了曾静这个书呆子，曾静亲自到江南地区宣扬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为清廷做“统战工作”，但是对于始作俑者的吕氏一门，雍正则大加诛戮，吕留良遗著全部焚毁。
雍正《大义觉迷录》的主要观点
《大义觉迷录》主要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和表白心路历程的《归仁录》。
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满洲人出身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汉人所尊崇的亚圣孟子也讲过“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
雍正继续讲到，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是以文化定位的。
雍正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中外一家之政也”。
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
后话
雍正通过辩白，真诚地向臣民表示了对汉人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但汉人两千年的文化传统太根深蒂固了，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收服的了人心的。
《大义觉迷录》除了辩白“华夷之争”，还谈到了当时不少宫廷秘史，这是雍正刊印此书的一个败笔。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怀疑雍正帝位来之不正，他说的话不管正确不正确，人们都不愿意相信。
乾隆继位后，觉得雍正有些矫枉过正了，宫廷密事、君臣对话到处乱传，恐怕会以讹传讹，所以乾隆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禁止了这本书，并以“泄臣民公愤”为由，将曾静、张熙处死。
但是乾隆以后，经过百余年融合，广大汉人们在心里上已经趋于认同清朝为“本国”，满汉融合得到了加强。至清中后期，在人民心中，清朝皇帝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
清朝治下各民族从民族认同到统一国家的认同，经历三百年的曲折发展至此终成正果，《大义觉迷录》当时虽然没有达到雍正皇帝的初衷，但至少在臣民心中种下了和解的种子，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在清朝后期正式形成，雍正帝做了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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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雍正编《大义觉迷录》，发到全国各地，就是要为自己获得皇位进行辩护，表明自己得位的正当性。可为什么乾隆上台后，却要毁版禁传呢？他为何要这样做？
要搞清楚为什么两人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首先来说说《大义觉迷录》这本书的由来。
雍正6年，湖南有一个穷书生曾静，数次参加科举考试，只中了个秀才。眼看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获取功名，便想着剑走偏锋，反满抗清，企图一举成名。
曾静早年受吕留良的影响较深，吕留良也是一个激进的反清人士。他的很多著作里充满了反清言论，深得曾静的赞同。
但曾静只是一个文弱书生，除了一支烂笔头稍有杀伤力以外，一无是处。于是，他就盯上了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陕甘总督岳钟琪，异想天开的想拉他入伙。
曾静修书一封，洋洋洒洒数千字。信中不但引经据典，阐述了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还历数雍正帝诸如“谋父弑兄、屠弟诛忠、贪财淫色、好杀酗酒”等十大罪状。然后着其弟子张熙携书信前往岳钟琪处，希望岳钟琪能效仿其祖先岳飞，举兵造反，将满清赶回老家。
岳钟琪何其聪明，见信后差点吓掉牙巴，他明白曾静给自己挖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坑。于是，他迅速扣下了张熙，着人火速报告雍正帝。
曾静下狱后，秀才的软骨头经不起折腾，立马改口自己受人蛊惑，称颂雍正帝是千古明君，主动提出以自己为反面教材，全国巡讲，为雍正帝正名。
雍正帝针对信中所述的“十大罪状”，逐一亲自反驳，写成“上谕”。连同曾静的供状，编辑成《大义觉迷录》，大肆刊印，广发民间。
雍正帝的意图很明显，想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占领舆论制高点，挽回自己的声誉，收复民心。
雍正帝内心实在很憋屈。自上位以来，自己一直勤政爱民，恪尽职守。面对康熙晚年留下的烂摊子，他大力整顿吏治，反腐倡廉，推进改土归流，一举扭转了康熙后期吏治不清，国帑空虚的颓势。雍正帝曾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这样的帝王居然被曾静之流说成“十恶不赦”，雍正帝内心的委屈可想而知。
所以，他没有杀掉曾静，他想把曾静作为证人，加上自己的“上谕”，尽量做到有理有据有证人地说服天下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合法的、有爱心的好皇帝。
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雍正忽略了老百姓们的猎奇心态。
老百姓才不会管你谁对谁错，他们关心的是《大义觉迷录》里面记载的宫廷争斗、权术阴谋、尔虞我诈、后宫秘闻。因此，《大义觉迷录》大受欢迎，长时间成为了茶坊酒肆、街口集市上众人的谈资。明白内幕的人添油加醋，不明真相的人以讹传讹，以至于弄巧成拙，越描越黑。
雍正帝还忽略了自己的身份。
封建帝王就应该永远是正确的，皇位的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皇家的事不应该用来讨论和争辩。而且在《大义觉迷录》中做作的痕迹十分明显，特别是曾静的供词，“做”的漏洞太多。更何况这本书居然是由皇上御笔亲书而成，这难道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所以说，雍正的做法是落人口实，适得其反。
乾隆帝正是看到了《大义觉迷录》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因此，一上台后，立即处死了曾静和张熙。下旨全国范围内征缴《大义觉迷录》，全部予以烧毁。任何部门和个人禁止刊印，一经发现，一律砍头。
不过这事显然迟了。关于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就是现在，依然还被老百姓津津乐道。不得不说，这是当年雍正的普及和乾隆的禁毁这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奇妙效果。
乾隆上台之后， 为何把雍正的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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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毅品文团队水之秋，无授权禁转！
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朋友可能都记得，剧里有两个人物，分别被雍正帝叫做“阿其那”和“塞思黑”，也就是满语“猪”和“狗”的意思。这两个人，就是康熙帝的八子允禩和九子允禟。他们因为策划逼宫，最终被夺爵抄家，并被雍正帝改成了两个侮辱性的名字。而在真实的历史上，雍正帝对兄弟们的迫害要比剧里残酷得多，无情得多。雍正在位时期，不但老八老九遭受了残酷迫害，而且老大允禔、老二（即废太子）允礽、老三允祉、老十允?、老十四允禵也都受到了囚禁，其中老大、老二直接被囚禁至死。可以说，凡是参与了康熙晚年夺嫡之争的诸皇子，除了雍正帝的铁杆小弟老十三胤祥，其他人无一例外全部遭到迫害。
（电视剧《雍正王朝》剧照，雍正帝将老八老九称为“阿其那”、“塞思黑”）
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消除一切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人。然而，中国毕竟是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国家，儒家讲究亲亲、孝悌，而雍正帝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手足，也令许多人为之齿冷。所以在雍正六年发生的“曾静投书案”中，曾静所列的雍正“十大罪”里就有“弑兄”、“屠弟”两项。为此，雍正帝专门写了《大义觉迷录》给自己辩护，他说：“夫与君与社稷相较君尚轻于社稷，则兄弟宗亲，更不待言矣。若但务敦睦九族之虚名，而不计宗社苍生之大患，岂不本末混淆，轻重倒置耶！”他还搬出明代“靖难之役”的例子，为自己迫害兄弟找论据：“明之建文优柔寡断，不知大义，不识极变，意欲保全骨肉而酿成永乐之祸，卒至国危身丧，为祖宗之罪人。”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的“苦衷”，他还下令将《大义觉迷录》颁布天下，让地方官到处宣讲。
（雍正帝为自己迫害兄弟的行为辩护的《大义觉迷录》）
然而，就在雍正帝刚刚去世之后，新继位的乾隆帝却立刻推翻了他父亲的做法。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初八日，距离雍正帝刚死了一个多月，乾隆帝就下谕旨说，关于囚禁诸皇子，“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这就已经清楚地放出了要给被父亲迫害的叔伯们平凡的空气。果然，没过几天，老十允?、老十四允禵就被释放出来，并赐给公爵头衔。而已经在囚禁中死去的老大、老二、老三等人，乾隆帝也都下令恢复其名誉，为其平反。至于最敏感的老八、老九两人，乾隆帝暂时没有触及，此后一直拖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终于也给他们恢复了名誉，为其平反。至于雍正帝对兄弟们口诛笔伐的《大义觉迷录》，也被乾隆帝迅速列为禁书，予以收回销毁。
（被乾隆帝平反释放的老十四允禵夫妇的画像）
那么，乾隆帝为什么要一改雍正帝的做法，迅速为叔伯们平反呢？在笔者看来，这与乾隆帝早年的政治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众所周知，乾隆帝对其祖父康熙帝非常敬仰，康熙帝宽厚仁和的为政风格对他影响非常大。而他的父亲雍正帝为政风格确实严苛酷烈，虽然这种风格对于改革来说非常适合，但也引起了许多的负面效果。仅就残酷迫害自己的兄弟这一条来说，已经给雍正帝带来了许多“黑点”。弘历的哥哥弘时，正是因为对父亲如此残酷对待兄弟的做法十分不满，乃至于公开顶撞了父亲，最后被削籍、圈禁而死。
【乾隆上台后各种黑他爹】
弘历当然不会也不敢公开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但是，他还是在一篇名叫《宽则得众论》的文章中流露出了自己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他别有所指的写道：“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文中，弘历对事必躬亲、极其勤政的秦始皇、隋文帝大加讥讽，认为其“褊急”、“刻薄”，实际上影射的是谁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弘历还多次写文章，对为政宽仁的汉文帝、宋仁宗等人大加赞许，对宽仁思想至为推崇。其实，对于儿子的影射和暗指，雍正也并非全不知情。只是他早已内定弘历为接班人，弘历又没有公开指责他，所以也就不便对其进行打击，而只能私下“教育”“教育”儿子。乾隆帝自己后来回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话虽这样说，但弘历一旦上了台，还是把父亲的那一套全都推翻了。
（乾隆帝继位以前所写文章的合集——《乐善堂全集》，里面有不少崇尚“宽仁”、讥讽“严苛”的内容）
【乾隆的农家乐审美实在糟心】
话又说回来，所谓“宽仁”和“严苛”，其实说到底不过是个背景问题。雍正继位的过程极其艰难，政治斗争极其险恶，当然要对曾经的政敌们痛下狠手，而乾隆继位的过程极其容易，哥哥弘时早死，弟弟弘昼压根没有争夺皇位的想法，他早就是内定的继承人，所以当然有资本去大肆宣扬“宽仁”。要是父子俩换个环境，没准乾隆会比他爹还“酷烈严苛”呢！参考文献：《清高宗实录》、《乐善堂全集》、《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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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把雍正的一切都否定了，当然，留下的财富他还是笑纳了，乾隆，在长寿和风流的外表下，是前清最烂的皇帝，清朝从他开始没落。在他那朝能出现全世界最大的贪官就可说明一切。
乾隆为什么要禁《大义迷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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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6年，湖南一个边远山区的知识分子阴谋推翻清朝统治。这位知识分子名叫曾静，50岁，秀才，住在湖南南部苗汉混居的山区，当地经济水平十分低下。
曾静本来是个老实本分的学问人，没有什么理想。有一年他忽然读到了浙江省名儒吕留良的著作，其中提到的一些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文字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自费来到浙江，拜会了吕留良家族。那时候吕某人已经离世，两个儿子从事非法刻印出版及销售吕某文集的工作，他们卖给曾静一些书，就是这些书，成为了曾静的启蒙书籍。
曾秀才宏伟计划是这样的：他老人家一没枪二没人，追随者只有一个二百五的学生，唯一的实现理想的途径，就是找一个有权势的人。他瞄准了川陕总督、封疆大吏岳钟琪，选中他的原因，是听说他“是岳飞的后代”，根据多年后流行的血统论，这忠良的后代必定也是忠良。
经过长达好几天的筹划，他指挥他的二百五学生携带一封谋反信上了路，在西安拦轿交给了岳钟琪。在这封信里，他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把坊间流传的许多段子加以总结、概括和拔高，将雍正描绘成了一个贪财好色又酗酒、杀父轼母又害兄弟的超级大烂人。
不出任何人的所料，二百五学生被抓，信被扣，曾静和学生提到的各色人等全都以谋逆大罪被捕。雍正看完那封指责他是超级大烂人的信，喷了许多的鲜血，决心要为这起罕见的侵犯名誉权的事件讨个说法。
于是，一场奇怪的案件审理出现了，它主要追究作案人的动机。经过长达一年多的初审复审再审，终于揪出了造成曾静产生这种不健康思想的根源，一举破获吕留良团伙传播不良信息案，将已经散布于民间的吕氏作品尽数收缴。
为了挽救失足老年曾静，雍正采取了一系列用心良苦的措施。他令人带曾静参观了许多重点工程，，还让人给他做思想工作，并让他不断写出心得体会。在一年多的改造后，曾静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至此，这场有代表意义的大案走到了尾声，而这并不算完。由于留言的传布，许多无知百姓对雍正产生了误解，消除这种误解，有着很长的路要走。于是，雍正要求专家组根据案件侦破记录、涉及的各将这一系列编成书，定名为《大义觉迷录》，免费发放各地。
雍正认为，他终于得以昭雪，他的名誉得以捍卫。但是遗憾的是，由于民众的不开化，由于书中披露了众多皇室秘密，老百姓们都是拿它当作《清宫秘史》来听的，并饶有趣味地做了很多发挥，将清宫秘史传播的更为广泛。
于是，在雍正死去，他的儿子乾隆继位，继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大义觉迷录》为禁书，派人尽数查抄焚毁。
清朝皇帝雍正与学者曾静问答语录《大义觉迷录》，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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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是清代第一奇书，这部书是由雍正皇帝亲自撰写，许多内容涉及社会上的反清事情，同时也反映出雍正皇帝的政治、民族思想。
第一，写这本书的原因：
雍正五年（1727)，湖南秀才曾静派其徒弟张熙向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投递逆书，劝其反叛朝廷。雍正对此做出了“出奇料理”的决定，迅速把此事演变成一场文字狱。 雍正更是不惜以帝王之尊，亲自审问曾静，并将自己对此案的圣谕及曾静的供词等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
第二，这本书的具体内容：
书中雍正帝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人的夷夏之防，缓和民族矛盾。内收有关上谕十道、审讯词和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两篇，后附曾静《归仁说》一篇。
第三，这本书的社会影响：
民众把这本书当成了宫廷秘史加以演绎和传播，雍正帝对“华夷之别”的新解释、十大罪状的自辩、皇宫中的秘闻丑事、皇子抢帝位间尔虞我诈的斗争、文武大臣党争的利益倾轧等第都详细地记录于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雍正帝禁锢兄长、迫害弟弟，抢夺帝位的事迹无疑损害了万乘之尊的光辉形象。到了乾隆时期，他绝不会允许代表着雍正耻辱的这本书还流传于民间，遂下令将此书列为禁书！
结语：总之这本书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封建统治者编纂的一部很有特色的文献，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上谕和审讯词对研究雍正其人及其政治主张，提供了不少线索。此书还反映出康雍时期的一些社会情况、民间反清情绪等问题，材料虽然零碎，但其中有些内容仍是其他书籍所不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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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觉迷录》真可以算得上是一部奇书！
其写作源起是雍正年间，汉人曾静受到吕留良华夷之辨思想的影响游说川陕总督岳钟琪（岳飞后人）反清，结果失败被捕。雍正帝亲自审问，而后下令收录关于此案的上谕、曾静的口供和《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
书中宣扬雍正帝主张清朝的正统性和“华夷一家”，以期消弭汉满之分，缓和民族矛盾。
雍正帝说了三个道理：
一、不管是华是夷，惟有德者能为天下之君。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无损于圣德。
二、大清之得天下，并非篡夺，是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
三、明末政治昏乱，清朝政治仁厚，所以清朝有理由取代明朝。
应该说，其中有些观点立论颇正，当然也有不少是混淆视听，为自身统治辩解。
特别是书中主动披露大量宫廷与朝堂秘闻，皇帝亲自辩解，这种做法实属历代帝王罕见。因此是一部“奇”书。
不过，雍正死后乾隆上台，立即禁了此书，并杀了曾静等人。
乾隆帝为什么要把《大义觉迷录》毁版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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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毁版禁传的《大义觉迷录》，恰恰是雍正要求刊印颁发全国的一本书。儿子“反”了老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义觉迷录》是雍正在处理曾静、张熙谋反案中产生的。雍正六年，湖南儒生曾静派他的徒弟张熙给川陕总督岳钟琪送去一封信，信的目的就是策反岳钟琪反清。
这封策反信的思想基础是华夷之辨，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否认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为了给反清增加理由，信中又列举了雍正的所谓十大罪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否认雍正帝位的合法性。信中诱惑说，反清时机已经成熟，雍正继位以来，天下寒暑易序，旱涝成灾，山崩川竭，地暗天昏，天象有兆，民不聊生。此时只需振臂一呼，天下必定一呼百应，推翻清朝的统治。信中唆使岳钟琪说，他是岳飞的二十一世孙，手握重兵，占据要地，雍正对他早有猜疑，这个时候，他正是反清的最佳领导人，光复汉室就看岳钟琪了。
岳钟琪拿到信非常震惊，逮捕了张熙，又假装盟誓反清，套出了张熙背后的曾静。雍正接到岳钟琪的奏折，立刻派人赴湖南逮捕审讯曾静，最后查出曾静的反清思想源于浙江吕留良，吕留良就是是曾静的“精神导师”，雍正在震惊之余，采取了特别的处理方式：
对吕留良及其家族、弟子，按照“谋大逆”罪加以严惩，对已死的吕留良开馆戮尸，枭首示众；判吕留良之子吕毅中等人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分别判斩监侯、流放、杖责等刑罚。
雍正免罪释放了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他认为岳钟琪与张熙盟过誓，岳钟琪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因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反清思想的根源，曾静算有功。
第二年，雍正亲自带头，发动并领导了一次全国性的关于政权问题的大辩论。辩论的中心题目，便是华夷之辩、君臣之义，总称为“大义”，意图在思想上树立清朝统治和他本人帝位的合法性。经过大辩论之后，雍正将案件中涉及自己的十大罪状等“反面材料”、案犯供词等专案材料合成一小册子，定名为《大义觉迷录》。《大义觉迷录》全书共四卷，内收雍正“上谕”十道，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等口供二篇，后附曾静反省的《归仁说》一篇。《大义觉迷录》经刊印后，雍正要求颁发全国，令天下的读书人和小民共知，对于此举推行不力的官员要从重治罪。曾静、张熙无罪释放后，雍正让他们到各地现身说法，宣传雍正的德化及自己的归仁思想。
雍正采取的这些宽容举措，甚至包括让吕留良的著作存世，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乾隆帝即位时，帝位已经巩固，那些制造诽谤谣言的雍正帝的政敌们已彻底失败。同时，《大义觉迷录》在全国流行过程中，又引发出不少新“文字狱”。民间对宫廷内幕不甚了解，《大义觉迷录》中的“反面材料”则为人们的好奇之心提供了猜测的依据。因此，禁毁此类文字材料，杜绝谤言的流传，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于是，乾隆命令将曾静和张熙押解到京师，凌迟处死。同时，下令收回《大义觉迷录》，严禁臣民收藏；吕留良的著作也遭禁毁。乾隆帝还将流放在宁古塔的吕留良等人的后代，遣送到更荒远的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大义觉迷录》是清朝时雍正皇帝审问犯大逆罪的曾静、张熙的记录，包括雍正有关此案的上谕十道、审讯词，曾静口供四十七篇，张熙口供三篇，附上曾静悔罪的《归仁说》，编辑成的一本书。雍正曾下令不杀曾静，让他到湖南观风整俗衙门到处宣扬自己是怎么误入歧途、有怎么迷途知返的。
乾隆在雍正死后三个月，就下令禁缴了他父亲雍正编刻的《大义觉迷录》，并下令立刻把曾静和张熙凌迟处死。因为乾隆觉得《大义觉迷录》里面暴露了太多的宫廷丑闻。
当时翰林院总裁在编纂雍正实录时，一心想为雍正塑造个比较理想的形象，但他发现《大义觉迷录》中的几道上谕暴露了太多的宫廷丑闻，关于雍正在怎样杀兄逼母的，都能透露蛛丝马迹；雍正在与曾静辩论时，甚至像普通百姓一样指天起誓，或信口谩骂，确实有失皇帝的身份。雍正在位时，没人敢提出来；而在雍正驾崩之后，他们便乘编修实录的时机，提议查禁《觉迷录》。
雍正和乾隆的风格的确不一样：对待异端邪说，雍正喜欢用公开辩解的方式来对付，但乾隆更相信这都不如直接查禁来得痛快。对待吕留良的著作，雍正主张让它继续流传，以免后世的人因为好奇而到处寻觅，并命令大臣写书批驳吕留良的《四书讲义》；而到乾隆当权时，他马上决定禁毁吕留良的所有著作。雍正时期禁书很少，但乾隆禁毁了三千多种，共六七万部书。
短短五六年的时间，《大义觉迷录》从“若有不知，从重治罪”，变成了要查禁上缴，许多人根本反应不过来。
现在看来，乾隆比他爹雍正知道怎样保护隐私、讲政治，不让宫廷篡权秘闻外漏，他及时销毁《大义觉迷录》，避免了更多人知晓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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