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是哪一年开始到结束(民国元年是哪一年开始)

民国32年是哪一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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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是1912年，民国二年是1913年－－－－民国年份和公元纪年相差1911年，故民国32年是32＋1911＝1943年！

民国编写的《清史稿》到底有多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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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一些自己通读《清史稿》以后的感受

首先《清史稿》是由北洋政府设馆修史的，而二十四史都是由朝廷修的，所以国家不承认《清史稿》是正史，就自己搞了个《清史》工程。清史稿虽然号称一批桐城派文人编写，但文字拗口有些地方十分不流畅。更严重的，清史稿编写之时并不具备清史编修条件，大量的史料梳理工作都没有完成，尤其是清朝初年的历史。清史稿在清初历史上错误连连，在清末历史上又站在遗老遗少的离场上，恶毒攻击革命党。

引自百度百科:

清史稿编修工作历时十余年，至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担心时局多变及自己时日无多，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

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评价

《清史稿》出版之翌年，即1929年12月16日，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之发行，呈文内称：《清史稿》“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并开列《清史稿》之十九项错误：一、反革命。二、藐视先烈。三、不奉民国正朔。四、例书伪溢。五、称扬诸遗老，鼓励复辟。六、反对汉族。七、为满清讳。八、体例不合。九、体例不一致。十、人名先后不一致。十一、一人两传。十二、目录与书不合。十三、纪表传志互相不合。十四、有日无月。十五、人名错误。十六、事迹之年月不详载。十七、泥古不化。十八、浅陋。十九、忽略。前七条错误属于政治性错误，后十二条则为学术上、体例上、史实上、文字上的错误。

易培基

民国才女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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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良、2、盛爱颐3、吴健雄4、陈衡哲5、苏雪林6、陆小曼7、凌叔华8、谢婉莹9、林徽因10、张爱玲。

大家好，我是河底郭仔，很高兴回答问题。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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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银元的概况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作“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作“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

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约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动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荟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

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而言，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而言。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

由于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

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约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二、民国初期的银元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政府灭亡，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民国初年的银元流通状况更加混乱，除了外国的各种洋钱(如鹰洋、站人洋、本洋、日本龙洋等)继续上市之外，还有清朝末年北洋造币总厂和地方各省发行的各种龙洋，以及民国元年铸造的孙中山半身侧面像开国纪念币、四川军政府发行的“汉”字银元等，达到十几种之多。由于这些银元种类繁杂、成色不一，有的甚至相差一成左右，所以价格也有高低的差别

。按照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钱业所开的价目，标准以成色最好的鹰洋为主，为1；南方各省龙洋减少0.15‰至0.25‰，北洋造币总厂的龙洋减少0.5‰。至于东北奉天、吉林、东三省、四川等地的银元，因为成色差，钱庄素不通用，即便使用也必须加以重大贴水，减少百分之一至二。

这样，钱庄、兑换业就利用这种混乱情况，操纵银元的市价，买进卖出，从中抬高或压低价格，获取暴利，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同时，对中外贸易的开展、国家财务赋税的收入也造成了麻烦。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在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了一项国币条例，整顿和统一银元的发行使用，规定铸造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银币，以一元的为主。这种新铸造的银元正面是袁世凯的侧面头像和铸造的年份，背面是“一元”两字和嘉禾纹饰，俗称“袁头币”、“袁大头”、“大头”。规定每枚重七钱二分，成分为银90%，铜10%；后改为银占89%。

同时还宣布一切税收和财政收支都要用国币，不用外国钞票和生银两。在少数民族地区准许使用旧银币、铜元和制钱等等，但都要照市价折合成新银币。

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各省又先后仿铸袁头币。这种新银元形式划一，花样新颖，容易识别，成色和重量又能够严守规定，所以发行以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它首先在上海取代了龙洋的地位，逐渐和旧主币一外国鹰洋持平。墨西哥改行金本位以后，鹰洋停铸，来源断绝，在我国的流通数量也逐渐减少，有自然消灭的趋势。

只是由于外国银行的干涉，鹰洋还在我国市场上和“大头”并行使用。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也实行罢市。6月11日，钱业公会通过决议，取消鹰洋等外国银元的行市，只使用国币，至此银元的流通完全统一。这种统一，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个进步。

其主要原因，除了“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之外，应该说是新发行的袁头币在形式、重量、成色、数量上都能够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具备了成为银元主币的各种条件。袁头币在袁世凯死后继续铸造和流通。

三、民国初年的物价

民国初年，政权虽然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利用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宣扬“兴商”、“利民”、“富国”、“实业救国”、“实业计划”的主张，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障资本主义企业的法令；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陷入战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因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农业生产也比较稳定，以致这一时期的物价总水平虽然有所上涨，但从十多年的较长时间看，与后来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物价波动状况相比，涨速还算是比较缓慢的，但就某些年代或地区看，物价是很乱的。

指数表明，当时我国从南到北，由沿海到内地，物价普遍上涨了，尽管涨速比较缓慢，但给人民生活增加的负担仍然很重。况且这种负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有许多复杂的轧榨更重。例如乞内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北洋军阀的外债来源减少，乃乞灵于内债。

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至1927年，共发行27种内债合6.2亿元以上，为清政府整个统治时期实发额的10倍以上。关、盐两税本是北洋军阀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从1917年至1926年两税合计实收16.6亿元。还不能满足军阀政府庞大的消耗需要，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还擅自征收盐的附加税捐。全国盐的正税和附加税，1926年比1923年增加4倍。除盐税以外，还有田赋，并且出现了田赋的预征，四川梓桐1926年竟预征到1957年。

北洋军阀除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以外，还滥发货币，其中有一种辅币铜元。随着铜价的下跌，银元兑换铜元的比例，不断增加。北京当时每一银元兑换铜元的平均数如下：

此时各地的大工和小工的日工资，多以铜元结付，由于铜元贬值，加重了人民生活负担。

至于具体物价，我们不妨看看时人的记载：

从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我们坐的是“蓝钢车”，过了南京，才知道中国之大，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车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个站，站上都有许多小贩摊来兜售土产，一篮篮一包包的东西只要六个铜元至八个铜元，惟有到德州，有一种熏鸡，每只要卖到小洋二角，初时我认为太贵，只想买两只，后来一想，蓝钢车餐厅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么不如多买两只，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熏鸡肉质既肥且嫩，香味浓郁，口颊留香，舌本生甘，简直是从未吃过的珍品。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地近枣庄，有一种红枣，色泽鲜红，形如鸡心一般，每一篓卖铜元八枚，我觉得东西虽好，价钱太贵，只要买两篓，那个小贩出取一粒红枣，朝地下一掷，竟然砰然有声，分裂成为二三块，足见这种红枣清脆异常，于是我又多买了两篓。火车一开动，开始吃枣，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适度，而且无核的，所以我俩一下子就吃光四篓，代替了一餐，计算起来，比吃大菜又美又廉，可以省了许多钱。

到了北京(那时称北平)火车总站，已有亲友在接车。接触到眼帘的，就是“大前门”的伟大建筑，本来从前上海有一种大前门香烟，就以大前门为标记，但亲历其境一看，就觉得全然不同，这是一庭复式的城楼，高不可攀，伟大无可比拟，自己顿时觉得渺小得很。亲友们为我俩雇了两辆人力车(人力车在上海称为黄包车，在香港称手车，在北平称“胶皮”，意思是这种车轮用树胶橡皮来制的)，那时北平汽车不多，通常都是坐这种“胶皮”来往的。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作“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北方产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种多得很，按照我那时日记上所记载的，小儿梨每一个铜元二枚，桃子每个铜元一枚，雅儿梨、烟台梨、莱阳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种苹果又熟又甜，每个铜元二枚，又有一种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致名贵的水果了。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化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还有一种很大的糟蛋，是用鹅蛋做的，放在瓦罐里，两个蛋只卖铜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由此可以得知一枚铜元相当于人民币5角-8角，这样一枚银元在民国初年大约相当于70元-110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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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民国大洋和现如今人民币之间的价值对比非常难以判断，这是由民国时期各个方面物价和我们现如今各个方面物价的诸多不同所造成之结果。

房价的对比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房价来看一下民国大洋和人民币比对。

在民国时期，鲁迅曾分别两次在北京买过四合院。

他第一次买的时间是1919年，那时候，他花了3500块大洋，那四合院的面积非常大，有三进、二十多间房。

第二次买的时间是1924年，那时候他只花了800块大洋，不过相比于第一次买的四合院，他这次买的四合院比较小，房间不到十间。

在他购买这两处四合院的时候，北京还仍然是民国的都城，因此在房价方面，这两处四合院的价格肯定都保持在民国顶端水平的，这点并没有问题。

而我们现如今再看一下北京四合院的房价，在现如今，北京四合院的价格非常高昂，一平米的价格大概在10来万到20多万之间，一套最普通的四合院，最少价格都要2000万人民币左右，而面积比较庞大的那些，价格都达到了上亿。

就拿鲁迅第二次买的四合院来说，很显然是一座比较普通的四合院，如果拿现如今普通四合院的价格和鲁迅购买四合院的价格来计算，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大概相当于现如今的2.5万人民币。

当然，这个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的，毕竟房价这种东西水分、浮动还是太过于庞大了，不能拿来权衡货币的价值。

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大家比较能接受的价值对比。

米价的对比

一般来说，大家最为认可的货币价值对比是米价方面的对比。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现在和民国之间的米价，来衡量一下大洋和人民币的价值。

在现如今，米价的升降幅度非常大，最便宜的米，在市场中仅卖两块人民币左右一斤。

而一些比较贵的进口米，价格就有所不同了，有的进口大米、比如日本大米，最多能卖到接近200块人民币的价格一斤，比很多普通工人的日工资都还要高。

如果要用来衡量时代货币价值的话，价格昂贵的进口大米肯定是不能拿来衡量的，毕竟在现如今，很多人能接受的也就是那几块钱一斤的大米，再贵一点的米，不在普通人的接受范围内。

民国时期也一样，由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普遍比较穷、一般消不起太贵的大米，所以人们平常都是什么米便宜就选择什么米。

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年代间最便宜或者比较便宜的大米，才最为适合拿来衡量。

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民国的米价。

民国时期的米价波动非常大，在早期的时候，一块大洋就能买二三十斤的大米，但是在到了中后期之后，一块大洋却仅能购买十几斤的大米。

如果按照民国早期的米价来算，那么民国的一块大洋大概相当于现如今的四十到六十块钱，如果按照民国后期的米价来说，那么民国的一块大洋则相当于现如今的二、三十块钱。

这米价方面的换算，是比较受到人们认可的。

工资的对比

除此之外，也有人拿民国和现如今人们的工资对比换算。

一般来说，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在10块大洋左右，现如今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

按照这些工资对比，就有人算出了民国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如今300块人民币的数据。

这个换算方法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合理。

因为在民国时期，人们拿着10块大洋只能维持着正常的温饱，一个月很难吃得到几餐肉、很难去什么消费场所消费。

而现如今就不同了，在现今，如果不考虑什么租房问题，那么3000块钱月工资是可以让人每餐都吃得起肉、偶尔还能去看点电影、出去小小消费一下的。

民国时候的“四大才子”和“四大才女”都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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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候的“四大才子”是指徐志摩、郁达夫、邵洵美、戴望舒。这四个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被称作“四大才子”。

民国时候的“四大才女”是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张爱玲。

徐志摩（1897年1月15日—1931年11月19日）（近代新月派代表诗人）：

徐志摩的代表作有《再别康桥》《翡冷翠的一夜》，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1945年8月29日）：

郁达夫是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革命烈士。代表作《沉沦》《故都的秋》《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迟桂花》等。

邵洵美（1906—1968）：

邵洵美与徐志摩并称为“诗坛双璧”，是诗人、作家、出版家、翻译家。第一篇小说名为《贵族区》，诗集有《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

戴望舒（1905－1950）：

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等。他先后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过三篇小说：《债》、《卖艺童子》和《母爱》。

吕碧城（1883~1943）：

吕碧城著有《信芳集》、《晓珠集》、《雪绘词》、《香光小录》等十几本诗词集，有人评价其诗词“拔天斫地，不可一世。”

石评梅（1902 ~1928）：

石评梅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革命活动家，有“北京著名女诗人”之誉。石评梅才情并茂、文华出众、极有见地。她的文学创作体悟非常，在文化、历史、艺术等方面的涉猎也相当广泛和深入。

萧红（1911~1942）（民国时期女作家）：

萧红代表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和《马伯乐》等一系列名篇，她是东北作家群中最具才情的作家。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张爱玲（1920~1995）（中国女作家）：

张爱玲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位独特、带有传奇色彩的另类女作家，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名震文坛。

民国时期四大才子分别是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和邵洵美。

民国四大才女分别是吕碧城、萧红、石评梅和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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