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徐道来话北京︱老北京有四样东西不能乱动，您知道是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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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家李起敏先生曾经在1995年写下这样的文字：北京有个名噪京华的王大观，默默耕耘五十年，笔下画过的风俗人物数以万计，几十年来成就了《残冬京华图》，《京畿风光图》，《夏京回望图》，又以抱病之身完成了《中秋赏月图》，《清明踏青图》，《牛街春光》，《长城脚下迎客松》，《李时珍》，《古城既晓》，《古城新意》，《相爱图》，《祝寿群贤图》，《旧京天桥一览》，《天桥百艺》《宛平新城》，《天下第一城》等国画作品，其中多为工笔重彩长卷，洋洋洒洒，洋洋大观，若连接起来，俨然一条数百米文化艺术长廊。没错，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定可以从我们推送的画面中感受到王大观先生巨幅长卷画作的精湛画艺。当然，如果您看了我们前几天的公众号，一定了解到，王大观先生的画作画的很多都是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并且都有故事。
那在王大观的《残冬京华图》中，有很多洋车夫的形象，其中，还有一个叫“妞儿德子”的，很有故事。
人力车，又名洋车，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大都市里常见的一种交通工具。伴随着人力车的流行，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人力车夫，当然，也就洋车夫，或是拉车的。
当时的作家给予了这个社会群体以很多的关注，胡适写过《人力车夫》，刘半农写过《人力车夫歌》，鲁迅写过《一件小事》，郁达夫写过《薄奠》，集大成者当数老舍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人力车夫，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巧合，可仔细探究起来会发现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为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大都市里，从事的是文化、教育工作，和工人、农民的接触并不多，但跟人力车夫的关系就不同了。那时，洋车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代步工具，上课下课、探亲访友，常会乘坐。坐车时，免不了和人力车夫寒暄、叙谈，对他们的境遇不难了解，写起来也就能得心应手了。
《残冬京华图》的作者王大观先生，曾经自己介绍过：他的这幅画中，可见车马喧闹景象，最为突出的印象是“洋车阵”。人力车夫之多说明当时北京的经济状况和交通落后状况，有轨电车初建曾为人力车夫所砸。这是为了争饭碗。在相隔数年中，还是谁也不能取代谁。不过车夫之苦他在画中记述了诸多形象。电影散场是车夫应顾主的好机会，看街的警察总是为马路通畅而持棍干涉车夫不准应顾，有的车夫被抓走坐牢、有的挨打、有的被拔了轮胎的气门等等。车夫通常是敢怒不敢言。但有时群起反抗形成洋车阵。一是说明车夫之多，求生之难。二是反抗的一种情势。
那在这幅图画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金鱼胡同里出来不少逛完东安市场的游人，胡同口人群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光陆电影院也正散场，这街上的人流显示了当时的繁华。电影院旁边的建筑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所在，电车前边一个拉车的车夫被警察抓去。在车夫无法拉活的情况之下一个青年正与警察争执，此人是出自青年会。
此外，马路上的洋车有如波涛，北京人叫他“洋车阵”，这里“骆驼祥子”甚多，又是灯节，又是电影散场谁不急切的拉活挣口饭吃，可贵的机会，而可恨的看街警察和章程，为了控制交通而严禁空车进入繁华区域或接近拥挤的人群。这种管理确是难为了拉车的和雇车的，但它的结果反而造成大乱。本来就是人拉人的苦差事，无论风、雪、雨里却要去拼命，谁愿意干。
老北京的洋车夫――“妞儿德子“
作者： 侯建中
（原载于《北京纪事》2013年2月刊）
　　
说起洋车并不是现如今什刹海“胡同游”拉着老外串胡同的三轮车，而是19世纪末从日本引进的用人力拖拉的双轮客运车，因此也叫东洋车。最先引进的是上海，当时的东洋车车身很高，木头车轮包铁皮，走起路来哐啷哐啷响，颠得厉害，坐着很不舒服，一般人都不愿问津。后来有了改进，车身放低，用钢丝铁圈代替木轮，外箍实心橡胶车胎，行车时声音小了，车身平稳，乘客也舒服多了，这才渐渐流行起来。这种东洋车在上海一律漆成黄色，非常醒目，所以被称为“黄包车”。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充气轮胎，同时加强了车的装饰，成了一种流行的新式客运车辆。
到了北京，老北京人说话简洁，“东洋车”干脆就改名叫“洋车”，把拉车的车夫叫“拉洋车的”。虽然只隔着240里，天津人却把洋车叫“胶皮”，拉车的则叫“臭胶皮”，透着对劳动人民的不尊重。
洋车在20世纪初的北京城是一种时髦，大宅门都有自备私车，也是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如同现在的奥迪、宝马一样。私家车装饰得也讲究，车身漆成黑色，满镶铜活，擦得锃明瓦亮，车篷、车帘、车围子、椅垫子、靠背一码都是深蓝色洋布，车前面装着两盏“气死风”四面玻璃的铜车灯，车踏脚（也叫车簸箕）下面安着铜脚铃，坐车的人用脚踩得“铛啷—铛啷”山响，教闲人闪开，透着气派。再看拉车的，脚踏两道脸镶皮包头黑缎子靸鞋，一身青色裤褂翻着雪白的袖口，精神干练，跑起来又快又稳。那年头没有“保时捷”“英菲尼迪”，少爷秧子们飙车，飙的就是洋车。那时阔少爷们都穿着笔挺的洋服，梳着中分，头油抹得锃亮，腿脚都好，可人人都拄着一条文明棍。女士们电烫的飞机发，旗袍的开叉高到大腿，时髦开放不亚于现在的时尚明星。这些官宦字弟、富家阔少西装革履牵洋狗拥美妇，成群结队坐着私家洋车，脚踩铜铃叮当乱响，手中高擎文明棍驱赶着车夫。十几辆洋车争先恐后，吹口哨打榧子大呼小叫，弄得街头鸡飞狗跳，路人侧目。此等景象，也算是那年头北京街头一景。当然，比起现在“富二代”什么“二环十三郎”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那年头还有一种就是包月车。有的是用户自备车辆，有的是车夫自带车辆，专车专用，按月给钱。用得起包月车的大多是官府职员、买卖人家、大学教授、著名演员。据说著名京剧演员唱大花脸的金少山先生，坐的就是包月车。到晚上东安市场戏园子散了戏之后，也像现在一样，一大帮追星族围在大门口等着见金先生一面，另有一大帮乞丐、穷孩子围着，等着金先生赏钱。金先生出了戏园子坐上包月车，从大褂兜里掏出一大把铜子儿向后面这么一撒，脚踏铜铃绝尘而去。围观的群众高声喊好，乞丐和穷孩子争抢地上的铜钱，嘴里还不忘了喊，谢金先生赏！据说只要金先生去园子，天天如此。那年头一大枚铜子儿可以买俩烧饼，一小枚铜子儿能喝一碗豆汁，外带白吃咸菜。金先生一把铜子儿不多，穷孩子当晚可以不用挨饿，也算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善事。不像现在老是听说明星“诈捐门”什么的。
再往下就是拉散座的洋车了，也分三六九等。头一等是车夫自己置办的车，车也干净，人也精神，拉坐儿就多，钱也挣得多。拉一天车，一家老小别的不敢说，杂和面窝头能吃饱。
穷人买不起车，就得赁人家的车了。专门有开车场子的，规模从百十辆到几十辆不等，车分新旧好坏，车份多少不等，按天交份。这路老板一般都是江湖混混，黑白两道都行得通，最典型的就是老舍先生话剧《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车夫赁车得有人作保，写下字据，要不你把人家车拉走卖了怎么办！车份有先交、后交，一般老东老伙彼此信任，车份可以后交。那年头车场子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交了车份管饱”——车场子有大锅，蒸窝头、熬白菜，拉车的晚上回来交了车份，可以饱吃一顿。年轻没家的车夫晚上交一点房钱，可以住在车场的大通铺。现如今出租车司机给公司交车份的说法，正是从旧社会车场演变过来的，只是没了“交了车份管饱”的规矩，开车的师傅您得自备干粮自备水。这路拉人家车的车夫跟拉自己车的可就没法比了，差距就如同当今个体出租车司机和公司出租车司机一个样。那年头拉车的都是干一天吃一天，家无隔夜粮。赶上阴天下雨拉不上坐，交不上车份不说，一家人可能连粥都喝不上。
后来，北京城引进了有轨电车，拉的人多，跑得又快，票价又便宜，对拉洋车的生计形成了威胁。《残冬京华图》中，在东单路口，大群的洋车夫拉着洋车围堵电车道路，警察挥舞警棍追赶驱散车夫的画面，记录的就是这一冲突。
警察与拉洋车的是一对矛盾，旧社会的警察可没有现在的警察文明礼貌，抓到拉车的用警棍打不说，还可能把你的车垫子抢走。洋车没了车垫子，就是一层硬木板，坐下硌屁股，谁还来坐你的洋车？拉不着坐儿，就得饿肚子。那年头拉洋车的是人下人，谁都能欺负。
咱们今天要说的“妞儿德子”，也是一位洋车夫。所幸他拉的是自己的车，相当于如今的个体出租车，自己给自己当老板，除去警察，天王老子也不怕。“德子”是孤儿，既无父母，也无兄弟姊妹，孤身一人和我们家同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他原来给宅门拉包月，后来主家调任到别处当官，看“德子”可怜，又为人忠厚，服务不错，临走就把自家的洋车赏给了他，算是给了他一条生计和饭碗。那“德子”前面为什么还要加上一个“妞儿”呢？只因为“德子”是独生子，从小儿身子骨单薄，没出三岁还得了一场天花，差一点要了小命。爹妈为了好养活，就把小子当姑娘养。从小就给穿花袄，留小辫，一直养到十来岁，不知不觉说话做派就女里女气的。因此上，街坊邻居就送了他个外号“妞儿德子”。
听我二姨说，“妞儿德子”长得寒碜，细篾儿剌的眼睛（形容眼睛太小，又是单眼皮）还近视，高颧骨小嘴，有几个浅白麻子，说话燕语莺声，一笑就捂嘴。头上长过秃疮，有些地方不长头发，俗话叫花斑秃，无冬历夏戴一顶鸭舌帽。虽说如此，他却爱美，好干净，衣裳天天洗，天天换。脸上抹雪花膏，总拿着一面小镜子，没事就照。德子的车好，又是自己的，不愁拉不上坐。孤身一人，正所谓“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因此，拉车并不勤快，常常是晚出早归，有时干脆不出车，在家里扯闲白。他从不跟男爷们一道耍钱、喝酒，却总爱跟街坊婶子大娘一块堆儿聊天。“妞儿德子”没家室，一些缝补拆洗的事，街坊邻居的婶子大娘就帮助干了。帮他拆洗的棉袄，缝补的裤褂，“妞儿德子”总是要举到眼睛跟前细细地瞧看，一迭声地夸赞手艺好，针脚细密，说一大堆千恩万谢的客气话。
“妞儿德子”没脾气，说话又逗，孩子们都喜欢他。平日里“德子”好做白日梦，闲来无事孩子们总是围着听他讲故事。故事的内容永远不变，讲的是他后来发了大财，盖了三进三出的大宅子——那房子好得跟一块砖抠的似的，前出廊子后出厦；还在北京开了好多家钱庄、饭庄、绸缎庄、西服庄；又娶了好几房姨太太，生了三个如花似玉的闺女。大闺女叫兰香，二闺女叫玉茹，三闺女叫金秀。大闺女嫁给总长，二闺女嫁给了司令，三闺女嫁给了开买卖的。他过六十大寿，大女婿送的是汽车，二女婿派来了军乐队，三女婿送的大洋钱四个人都抬不动。院里头搭着大棚，请的是北京城最有名的厨子，开的是流水席，上的是坛子肉、扣肉，肥卤鸡、香酥鸡，江米瓤鸭子、八宝烩鸭羹，清蒸蛤什蟆、松鼠桂花鱼……别看“妞儿德子”是穷人，可是人家在宅门里拉过车，没吃过也见过，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这帮穷孩子听得是满嘴流哈喇子。一般听到这里总要问，“‘妞儿德子’你的好吃的请不请我们吃呀？他一定会回答，请啊！可是我还没发财呐。等我发财了，我请老街坊们吃东兴楼的烧鸭子，人人管够！
可是“妞儿德子”有一项顶头的大忌讳，就是任谁也不能动他头顶上的鸭舌帽，谁动，他跟谁急。老年间北京城有那么一个“四不动”的歌谣，讲的是“秃子的帽子，大姑娘的腰，赶车的鞭子，厨子的刀”，这四样东西，不能随便乱动，动了人家跟你急。有一回，“妞儿德子”没出车，倚在窗根底下晒太阳打瞌睡，我二舅小时候淘气，悄悄地过去把他的帽子摘了。“德子”惊醒了，急得他一手捂住脑袋，一手赶紧满地找帽子，气得满脸通红，差了声地喊着：“大姑奶奶，瞧瞧你们家大年哪，真讨厌！”这是他数落孩子最重的话。我二舅本想开个玩笑，没想到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害怕挨姥姥打，赶紧跑到大街上去了。
那一年，日本鬼子进了北京。日本鬼子说北京人不懂文明不讲礼貌，见着中国人就叫人家给他脱帽鞠躬，不鞠躬就打。“妞儿德子”胆小，不敢惹日本鬼子，叫鞠躬可以，叫脱帽，是说什么也不干。为了这个，挨了日本鬼子好几个大嘴巴子。“德子”哭着回来，在家里躺了三天，心里恨死了该死的日本鬼子。
我们的胡同里也住进了一家日本人。男的不知是干什么的，穿着西装，戴眼镜，留小胡子，腋下夹着皮包，走着上班，阴沉着脸从不和街坊邻居打招呼。女的穿和服，低眉顺眼，见人就鞠躬。那两个男孩子可邪乎，比着肩也就八九岁，生驴野马一般，手里老拿着一根竹片子，当东洋刀耍，见着胡同里的孩子就拿着当靶子，追着砍，追着打。人家大人见着了护着，他就拿脑袋撞人家，把老太太一撞一个仰壳。你要说那个日本娘们客气吧，她却从来不管教这两只小畜生，好像他们天生就应当这么横行霸道。
这两只小畜生在日本学校念书。日本娘们就找“妞儿德子”每天接送，钱倒是给，就是看着这两个小兔崽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可是哪儿有辙呀，人家有宪兵队，亡国奴的滋味，可真不是人受的。“妞儿德子”嘴底下老念叨着这么一句话，“钱好挣，屎难吃。王八好当，气难生”。
话说有这么一天，“妞儿德子”接这俩小畜生放学。这俩小兔崽子不老实，坐在车上耍弄他那破竹刀片子，在德子身上是又捅又戳。德子只能忍着气，拉车往家走。没想到这个小畜生要搞恶作剧，拿竹片子捅掉了他的鸭舌帽。这可动了德子的心肝，哪还顾得车上的两个小畜生啊，低下头就找帽子。这一分心，两个胳膊可就管不住了。两手一抬，把杆朝天，车可就打了天秤了。洋车哪儿都好，就是重心在后面车轴上，行驶中全靠车夫压着把杆，保持平衡。一旦车夫撒手，洋车后重前轻，一定要向后倾翻，北京的俗话就叫“打天秤”。这俩半大小子，分量本来就不轻，再加上瞎折腾没防备，一下子从洋车里折出去，摔得真不轻。德子一看闯了大祸，哪敢再回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拉起洋车头也不回就跑出了城。第二天街坊邻居都知道德子出事了，大家为他捏着一把汗。宪兵队、警察局都来找过，可始终没有他的下落。
直等到小日本投降，有人在大街上碰见过“妞儿德子”。身上穿着西装，脚下踩着皮鞋，头上还没少了那顶招牌式的鸭舌帽。据他说，那年逃出北京城，把洋车卖了，走到丰台买了一张去南边的车票，投奔了国军。在国军里学会了开汽车，也为打日本出过不少力。等到日本投降，“妞儿德子”无心做官，又嫌军队太苦，就跑回了北京城，在大宅门里给人家开汽车。那年头开汽车可是好职业，不但挣钱多，而且面子风光。街坊邻居都说“妞儿德子”混得不错，可听他自己说，还是单身一人，太太没娶，把三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也耽误了。抗战八年，混到光复，还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临别撂下一句话，“老少爷们等我发财，我请大家伙儿到东兴楼吃烧鸭子，人人管饱！”
哪里能听：
播出电台：北京交通广播103.9兆赫
播出节目：《徐徐道来话北京》
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播出时间：每早六点首播，翌日零点重播。
2017年开始，每天零点也增加一次播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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