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王府井大街，莫理循与他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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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井在历史上曾被称为“莫理循大街”，而莫理循其人被长期尘封于历史之中。作为袁世凯曾经的政治顾问，正是莫理循其人将历史中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冒险公之于世。也正是这个莫理循在曾经的王府井大街建立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两万多册，被人称为是“莫理循文库”。该图书馆后来成为东京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和东亚社会、历史的宝库。
王府井大街地处东城区东华门地区，南起东长安街，北止美术馆东街南端，全长1797米。元代，称“哈达门（哈德门）丁字街”，俗称哈达门迤西的城墙内通道（城根）与该街形成一个“丁”字而得名。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今王府井大街以东，帅府园胡同以北，金鱼胡同以南，校尉胡同以西建成“十王邸（府）”，供“渐成长”而“未之国”但已封王的皇子、皇孙们居住，此街遂称“十王府街”。所谓“十王府”并非实指此处建有十座王府，乃取诸王居所之意，清乾隆年间，称“王府大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推行警政”、“整理地面”，对京师部分街巷名称重加厘定，改“王府大街”为“王府井大街”。
袁世凯称帝后，为了感谢他的外籍政治顾问莫理循，赐给“王府井大街”一个洋名“莫理循大街”，并在大街南口立英文路牌——“Morrison Street”。1935年出版的《旧都文物略》已将王府井大街分为三段：东安门大街以南称“王府井大街”，东安门大街至灯市口大街称“八面槽”，灯市口大街以北称“王府大街”。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八面槽”并入“王府大街”。1966年8月21日，“文革”中产生的“红卫兵”在王府井大街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将“王府井大街”和“王府大街”合并，取名“人民路”。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
莫理循與中國人合影。
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定名“王府井大街”，到1975年恢复“王府井大街”名称，整整七十年。历史好像在这里走了一个圆圈，从王府井大街出发，又回到了王府井大街。其间，有两次更名显得颇为滑稽：一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倒行逆施，企图仰仗外国人的势力当他的“洪宪皇帝”，给王府井大街起了个洋名，人民自然不屑，仍旧称“王府井大街”；二是“红卫兵”以“革命造反”的先锋自居，将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似有抬高人民地位的良好愿望，然而，人民还是不买账，依然称“王府井大街”。因为，王府井大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深深地印在了人民的心中。
王府井的得名，据说是因为这里有王府还有水井。曾被湮埋的水井在1998年整修道路时重见天日，就位于步行街北端路西处。王府井大街271号，旧时的门牌是王府井大街100号，在王府井大街的南段路西，原为商业用房，是一家当铺，莫理循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购买了此房，改建为有五个院落的住宅，共有房屋三十多间，其中有两个主要院落，前院是起居之所，有北房三间，东、西两侧各带耳房一间，有东、西厢房各两间，房屋均为带前廊的起脊瓦房，室内为木地板；后院为休闲之处，南房六间用隔扇隔成两个大厅，厅内花砖铺地，北房便是有“亚洲文库”之称的“莫理循图书馆”；庭院内建有假山和游廊。
王府井大街的亨得利錶店。
1917年，莫理循回到澳大利亚，遂将此宅出售。之后，此宅又成为商业用房，曾经开过“承华园饭馆”、“北京市钟表眼镜公司瑞士表专修店”。1998年，亨得利钟表店与瑞士名表中心联合组建“北京市亨得利钟表总店”，此处为总店所属的主要门店，国内唯一的一块价值199万元的极品欧米茄金钻表陈列于此。
北京王府井大街在清末民初之际，它一度以“莫理循大街”在来华外国人中而闻名。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个名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亚人在那里居住和工作过。他是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京记者，1912年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对中国政治上层和远东局势极为了解，与近代中国和北京的关系极为密切，被誉为“北京的莫理循”。澳大利亚人称其为“中澳文化交流史上的先驱”。当地华人以绘画、讲座等形式纪念他。作家西里尔·珀尔为其撰写了传记《北京的莫理循》(中文译本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至今已三次再版。
G. E. Morrison, in a 1902 portrait by Frederic Whiting.由Frederic Whiting在1902年給莫理循作的畫像。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实拍清末斩首海盗。
传奇的旅行造就《泰晤士报》记者
　　莫理循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2.4-1920.5.30）青年时代先后在墨尔本大学和英国爱丁堡大学习医。但他生性并不喜医学，而是热衷于独自到各地旅行。这一爱好把他引向了新闻报道之路。他曾作为普通船员在贩奴船上了解南太平洋岛民被卖到澳大利亚为劳力的悲惨经历，只身乘坐独木舟漂完澳大利亚最大的河流墨累河，也曾历时123天，行程2043英里，独自完成纵穿澳大利亚腹地的壮举，甚至带领探险队考察了当时不为人知的新几内亚。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893年，但没有留下多少记载。1894年他从中国上海沿长江西行，经由武汉、宜昌、重庆、宜宾、云南的昭通、昆明、缅甸的八莫南行至缅甸首都仰光。其间，他乘坐一叶小舟闯过湍急的三峡，感受到船工的智慧和胆量，也欣赏了两岸的如画奇景;他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亲历了西南部质朴的风俗、美丽的山川和灾荒遗留下的凄凉;他对外国传教士有褒有贬；对中国地方官员也有扬有损;他耻于英国不道德的鸦片贸易，又激愤于中国“土药”的横行。他把种种感受形成文字，写下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并于1895年在伦敦出版。此书一面世，即大获好评，莫理循也因此引起《泰晤士报》的注意而被聘为记者。
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 全二册(图1)。
莫理循图书馆
　　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驻京记者于1897年3月抵达北京，在李鸿章的秘书毕德格的帮助下，最初租住于使馆区内，1899年买到海关大院旁的房子定居。1902年，他买下王府井大街原伦贝子府临街的房屋，大致位置在今百货大楼南部，1958年起为百货大楼职工宿舍。莫理循住所最大的特点是他创建的图书馆。他从到京之日起就开始搜购有关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西文书刊、图版、手稿、小册子等。搬到王府井大街后，他专门辟出房间用做图书馆。图书馆的面积是60×100平方英尺。书架为硬木制成，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屋子中间备有精致雕花的中式长条桌，上铺雪白的台布供读者阅览时使用。平时只要没有客人，他都回到这里整理图书，亲自拆封邮寄来的书刊，看过后一一做出目录说明，因而检索起来方便、快捷。从1897年至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英、法、德、意等十几个语种的西文书刊已达24000册，涉及政治、外交、军事、历史、地理、语言、考古、地质、动植物等多个领域。
　　莫理循通过图书馆不仅结交了许多中外人士，而且扩大了他的知名度。他曾告诉友人，北京的“主要街道是王府井大街。许多人叫它莫理循大街。我尽己所能推广这个路名……据说有一家公司打算出价收买我的这块地皮，在那里建造一座‘莫理循大厦’”(《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有这样一个说法，很多外国人曾抱怨，他们一到北京的火车站，人力车夫便径直把他拉往莫理循家，根本不问目的地，因为他们以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来看他的藏书的。此说是否确切尚不得知，但说明莫理循的图书馆确已声名远扬。
　　遗憾的是，这一中外闻名的珍藏最终没有留在中国，而是于1917年以35000英镑的价格被售予了日本三菱财团的岩崎久弥男爵，成为现在东京东洋文库的前身。莫理循出售图书馆的想法始于1912年。美国、日本、中国等学者、贤达闻知后纷纷行动起来，都希望得到这一宝藏。中国实业家张謇曾拜访编过《天一阁见存书目》的钱恂，希望莫氏图书成为南通图书馆的收藏。以后他进一步了解了图书目录、价格等等，认为“若付现五千，存款一万，作年息七厘，则犹可说也。”(《张謇全集》)可惜的是之后没有下文。也许是昂贵的书价使他未能如愿。这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对此，莫理循也很难过，他承认：“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中国，可是这办不到。”(《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藏書＂之下落：
莫理循在自己的图书馆
历史学家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库的外流同样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他居住北京达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考证，分为《北京的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册出版，含庚子事变纪实、20世纪初中国近代化变迁、清末民初民情风俗、莫理循与中国仆人的友谊、莫理循与清末民初在华洋人等专题内容。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应捐给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理循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25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Pearl撰写莫里循的传记《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这批档案。由旅澳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循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理循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将之公开出版尚待时日，这样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莫理循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可见莫里循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也好，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查阅莫理循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添上有关卷宗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循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循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如今他们在这里默默相对。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送给莫理循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为中法文两种。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一张小小名片，在我面前也漫溢出浓厚历史感。
民國總理陸徵祥：風雨淒淒積貧積弱的國家
建立私人图书馆
乔治·沃尼斯特·莫理循　　
1897年3月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身份抵达中国的莫理循发现“这里没有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点零散收集”，“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需要迫使我建立这样一个图书馆”。这是1924年东京出版的英文《莫理循亚洲文库目录》披露的他热心搜购的一个原因。“当时在来华外国人中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意识、成规模地收集书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说，“海关总税务
司赫德爵士曾有一小部分收藏，但多与海关有关，范围比较狭窄。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有一些英法文书籍，但他没有莫理循那样有计划性。”
　　窦坤说，阅读使莫理循收集了大量图书，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收藏书籍。“莫理循一生喜好徒步旅行，阅读为他的旅行增色。每次旅行后，他都要撰写文章加以介绍。这种介绍不是单纯地对旅行本身的描述，而是重点阐发他对亲历事件及地区的感受。他习惯于将他的体会与书中的信息加以比较。这在他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虽然搜购图书的举动从莫理循初到中国时就已经开始了，但专门辟出房间建立私人图书馆则是1902年他搬到王府井大街以后的事。搬家前，莫理循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住在使馆区。“但莫理循并不喜欢生活在一群外国人当中。他的天性是不愿意被禁锢在某个地方的；其次，作为一名记者，他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和消息。”义和团运动后，他开始寻找公使馆以外的房子，但希望距离使馆不远，以便随时与使馆取得联系。莫理循在北京城里的住所先后位于使馆区现台基厂大街北部(义和团运动前居于路西、之后为路东)、王府井大街路西和金鱼胡同三教庵，其中以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住宅最广为人知。据窦坤考证，莫理循故居的具体位置应在大阮府胡同北，即现在百货大楼旧楼的东北角及相应东部广场和它们以北至菜厂胡同的位置。
“虽然莫理循故居不是典型四合院格局，而且建成洋式面貌，但这几所院落依稀还可以使我们追忆当年故居的环境：他的家与庚子后做过议和工作的英文秘书曾广铨及美国外交官司戴德为邻，东面是位于东堂子胡同的外务部，南面是使馆区，西面靠近紫禁城，这是一个可以迅速探访各方动向的理想居住地。”莫理循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有名的图书馆。
文库藏书尽搜无遗
莫理循为他的藏书命名为“亚细亚图书馆”。自从图书馆建立，书刊资料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记中写道，当他订购的书籍未到时，他是那样地坐立不安，而书到以后，又是极度地兴奋。关于图书馆的样子，莫理循的好友、中国近代医学卫生事业先驱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
“图书馆是个长方形的屋子。面积是60英尺×100英尺。书架是硬木制成的，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两边均可取书。地图及其他文件如图版等，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
　　从1897年到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小册子达2.4万册。其中小册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图书馆无法找到的珍贵资料。地图、图版1000余份。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之新旧书籍，大之如鸿篇巨制，小之如寸纸片，靡不具备。
　　莫氏收集有关中国的印刷物，即使一枚传单也不漏。至今，在莫理循文库中，连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约，总统的宴会菜单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对于书籍而言，则新刊与古本尽搜无遗，同一著作的不同版本也一网打尽。以至今天的读者发现，文库中竟然保存着从1485年最初的拉丁语版本，到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近50种《马可波罗记》，还有十七八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的所有著作，以及120多种英、法、德等欧洲诸国的学会所出的定期刊物、中国的海关报告等。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说，莫理循喜欢邀请在京各种国籍的来访者吃饭，特别是那些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的人更是如此。外交官以及其他在华外国人也对他的图书馆感兴趣，德国公使海靖、英国使馆人员戈颁、艾伦赛等都是莫理循图书馆的常客，而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英国汉学家巴克斯等则得到过莫理循的图书馈赠。
　　中国人当中，地质学家丁文江、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兵部员外郎曾广铨、袁世凯幕僚蔡廷干等人，对莫氏藏书很是钦佩。有资料记载，他们和其他更多的、多是会英语的人士曾经参观过莫理循图书馆，并从那里借阅过图书。
文库东渡
1912年，单身汉莫理循已经50岁了仍未婚，但爱恋着比他小27岁的女秘书罗宾小姐。也许是对稳定家庭生活的憧憬，令他反思目前飘泊不定的生活状态。此时，莫理循的心情出现了自188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
“我提职无望，心情苦闷，厌倦那东飘西荡的工作。今天我终于下决心：1.从《泰晤士报》退休；2.卖掉我的图书馆；3.离开中国返回澳大利亚。”这是莫理循第一次提到他想卖掉图书馆。
　　数月后，深感“缺钱”的莫理循为他的图书馆开价4万英镑。他在给《泰晤士报》白克尔的一封信中说：“在为《泰晤士报》效力期间，我几乎没攒下几块钱。现在，我偿还所有债务后，还剩不到250美元。我收藏有关于中国的书籍。虽然我实在不想卖掉我的图书馆，但我别无选择。”这一年，莫理循辞去《泰晤士报》的工作，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出任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薪水，8月份与罗宾小姐结婚，拥有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卖掉图书馆的想法暂时被他放下了。
　　但到了1913年，莫理循再次有了卖掉图书馆的想法。他在一封私人密信中写道：“我发现这项工作占据了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
　　莫理循在政治顾问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第四任总统徐世昌时期。“莫理循后来也很后悔自己的这个选择。”“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因此，1917年他回到澳大利亚，看看是否可能开始他第二个人生。这一次，莫理循是痛下决心要把图书馆卖掉了。
　　在莫理循展露售书意图后，美国、日本、中国等政府或学者、贤达纷纷表示关注，他们都希望得到这批珍贵藏书，其中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最为积极。但莫理循其实是想把图书留在中国的。早在1912年莫理循刚刚有了卖掉图书馆的想法时，他就提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
　　但1917年正好赶上张勋复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北洋军阀政府把大量钱款充作军费，忙于战争，已无暇顾及文化方面的事业。”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来新夏说，“这是贻误莫氏藏书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其间虽也有人接洽过，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就曾经表示，希望莫理循的图书能够成为南通图书馆的收藏，但询问过价钱后便没了下文。
　　最终，莫理循决定以3.5万英镑的价款卖给了日本三菱财团奠基者岩崎弥太郎长子岩崎久弥。“他的想法是，即便这批图籍不能留在中国，也要尽可能将它留在远东。”来新夏说。1917年8月8日莫理循在致丁文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藏书要卖掉我觉得很难过，但是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
　　对于莫理循文库东渡这件事，窦坤认为日本人从莫理循手中购得藏书，其途径还算正当，但来新夏则把日本人的“购书”行为称作“巧取”。“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典籍的重视由来已久。从古代到近代，不断有日本人来中国淘书。但在近代，他们目的已不再是求知，而纯粹是把中国的文献精华拿去作为日本的文化财产或国宝，带有文化侵略的性质。”
　　来新夏说，“不止莫理循书库，1907年日本三菱财阀岩崎弥之助和岩崎小弥太父子趁陆家危机，以10万元的价格将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陆心源宋楼，以及十万卷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全部打捆运走，归于静嘉堂文库。”
　　莫理循文库东渡后，1924年岩崎久弥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几经扩充，今天的日本人称它是“东方学家的麦加”，而中国人却只能东渡日莫理循文库东渡后，1924年岩崎久弥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东洋文库。几经扩充，今天的日本人称它是“东方学家的麦加”，而中国人却只能东渡日本去利用莫理循藏书。这段历史也因此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成为中国学者心中的一大憾事。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莫理循因为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报道和义和团运动时期保护外侨而声名大震，又以对日俄战争的推波助澜和准确预测而得到列强的垂青，称他是中国问题的权威。值得注意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他对中国的“新政”改革和倾向改革的官员如袁世凯日渐表示亲近，从一个“帝国主义分子”转变为同情和宣传中国的观察家、实行家。
　　莫理循于1902年3月2日与袁世凯在保定第一次见面。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建立了临时政府“天津都统衙门”，并把天津划分为八个区由各国分管。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伊始就委派唐绍仪与列强交涉取消都统衙门，收回天津。莫理循拜访袁世凯后，在电文中称他是一位爱国的官员。自此，二人开始了长达15年的交往，直至1916年袁世凯去世。莫理循极力宣传清廷的“新政”改革，揭露日本的侵华野心，甚至不惜与反对他赞扬中国、抨击日本的上司姬乐尔等人绝交。袁世凯被罢黜后，他仍然继续与袁世凯联络，并在1911年6月形成了一份袁氏生平的长篇备忘录。内称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始于袁世凯小站练兵，并断言“袁世凯将重返政坛”。(莫理循文件)
1902年北洋軍閥的彰德秋操
当年的安阳古城墙下，曾经是北洋陆军参演部队驻扎的地方，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没有任何踪迹。根据当时《时报》的描述：“此次大操，地方官吏修缮街道，大街一带各业店铺亦令涂饰一新，各店均悬灯结彩，高揭国旗，宫保（袁世凯）并由天津派来巡捕四百名，分布巡逻，市街之整洁，人民之肃清，诚中国内地之初见也。”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参观彰德秋操的证件。
彰德府如此大张旗鼓，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有很多国内外媒体前来参观。在来豫的众多媒体记者中，有一个人非常特别，他的中文名字叫莫理循（旧译作墨尔森）。这位生于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作为当时《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经历了晚清诸多风云变迁，后任袁世凯的大总统政治顾问。他的著作《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记录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变迁。
军演时，北洋陆军已换发了新式服装，基本上和国际军服接轨。
在厚厚的几大本《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莫理循用他的相机记录了他眼中的彰德秋操。莫理循的照片中，有几张当时北洋陆军官兵的合影。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洋陆军已经换发了新式服装，士兵和中下级军官已抛弃了对襟式军服，采用纽扣式军服，而且军服的口袋分4个，军帽则采取了国际上流行的大檐帽，基本上和国际军服接轨。在另一张北洋军官和外国军官交谈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高级军官的军服和军帽仍是旧式。
晚清军队改革阻力重重，旧式服装早已不能满足近代战争的需要，但完全废除遭到了朝廷大臣的反对，即便是到了袁世凯主政的北洋后期，也只能在士兵和中下级军官中推行新式军服。至于袁世凯等北洋高级将领穿上完全和近代接轨的军服，已是慈禧、光绪双双病逝之后的事了。
彰德秋操-前所未有，三万官兵千里转运
莫理循（右二）参观彰德秋操前在北京车站留影。
到1906年，尽管新式陆军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北洋陆军、湖北新军和河南新军联合进行的彰德秋操仍堪称完美。彰德秋操前各镇、协分驻各省各地，相距数千里，练兵处一道命令，各部队按时赶到指定地点集中，这是因为综合利用了近代铁路等交通设施和电话、电报等通讯设施，部队集中十分迅速，信息传达准确敏捷。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也是第一次。彰德秋操期间，阅兵处下设递运司，“掌管铁路运送军队并各军驻屯处所转输等事”。设传达司，“兼管阅兵处所属电信、电话、递信并统辖电信队”。参与彰德秋操的部队，几乎全由铁路运输。近代交通设施和通讯设施在军事上的运用，提高了军队调动的速度，适应了近代化战争的需要。
彰德秋操的后勤保障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为了使参加秋操演练的兵士吃上方便可口的食品，阅兵处研制了一种行军蒸米，“本年秋季大操兵丁所食饼干异常干燥，须多饮壶水，于行军不大相宜。现有参议处留学生仿照新法，用上白大米淘净，以水渐浸五十分钟，干湿相宜，再用笼蒸熟后阴干，不用锅炒，临时携带，用水泡二十分钟即可食用，日前督练处已将米样发给各镇，饬令如法制办，以备南北大操之用”。（《袁世凯奏议》）
彰德秋操参加部队总兵力33958人，战马2743匹，接济车、弹药车898辆，部队运动区域2000余里，战线长40余里。清政府调数省数万军队在广阔的华北平原上进行军事演习，不仅是空前的，而且是绝后的。当时的媒体曾高度评价彰德秋操：“举数省已编之军队，萃集一处而运用之，使皆服从于中央一号令之下，尤为创从前所未有，系四方之瞻听。”（1906年《时报》）
彰德秋操的成功，说明以袁世凯为首的新军将领，已具有了指挥大部队作战的能力，中国军队已经具备了跨区域远程打击能力。同时也说明，晚清军事改革，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彰德秋操：演习期间，北洋新军军纪严明
和旧式湘军、淮军相比，晚清新式陆军由于采取了西方训练方式，在军纪军容方面有了较大改变。一些反映北洋军队的史料中，多是记录北洋军烧杀抢掠、杀人放火，与土匪无异，但在北洋陆军创建前期，军纪颇为严明，这一点儿不应忽略。
针对彰德秋操，指挥部门制订了很多额外的规定，确保在军事演习期间不扰民。其中《午年秋季河南彰德府大操教令》第35条规定:“人民之土地物产，凡因大操致有损坏者，统归阅兵处赔偿。故各镇司令处及各混成协司令处如见有系该镇队损坏之处，务速将其地段及损坏之多寡报告阅兵处。设有不当损坏而亦遭损坏者，则其赔偿即责成该军队办理。”
有了规定，实际操作如何呢？根据当时在彰德秋操时任下级军官的冯玉祥将军的回忆：“一天晚上突然下起了大雨，但段祺瑞从实战角度出发，仍下令冒雨前进，部队前进过程中“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来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事后，段（祺瑞）统制向人民家口调查，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冯玉祥《我的生活》）事后，北军总指挥段祺瑞还亲自到村民们家里调查，看有无扰民的现象。
当时的西方媒体也曾感叹北洋陆军军纪严明。“抢劫、强奸等旧式军队里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新军中很少发生。地方民众对1905年第一次军事大秋操的反应可以证实这个结论。老百姓刚听说即将举行军事演习时，他们担惊受怕，疑惑重重。袁世凯感到有必要消除他们的疑惧，张贴了安民告示，说明演习部队并无不良动机。部队到达后，民众惊喜地发现军人纪律严明，买东西一律付钱，因而感到满意。”（1906年11月1日《纽约时报》）
彰德秋操显示新军缺乏实战意识
彰德秋操尽管堪称完美，但也暴露了很多问题，首先是步兵骑兵配合不紧密，尤其是骑兵在近代战争中的作用没有发挥出来，“马队侦察敌情一事最觉迟钝”。《袁世凯奏议》中检讨说：“至于两军马队，未能探悉敌情，以至主将调度无所依据，直至开战，始识方针。是马队搜索之不力，实有难辞之咎。”其次，北洋、南洋等新式陆军仍缺乏实战意识。“各军步队时有藐视火器功力之弊是也。两军相战，飞丸霰集，一队当前，则一队必受伤损，此易睹之理也。而各队中或有过敌前炮火之中夷然不以为念者，此与兵术甚不相合”。彰德秋操第二日，“南军主力部队与北军右翼部队相冲突，两军发枪颇激烈，迨至互相接近，将起冲击时，南军卧地发枪，北军竟直立如故”。“第三日，北军混成协步队与南军步队一支队相遇，亦同坐此病，不过前日为北军，此日则在南军”。（《袁世凯奏议》）
再次，新式陆军的很多军官军事素质依然很差。根据冯玉祥的回忆，当时北军每天晚上都要进行总结和讲评。一天晚上，第五镇统制张怀芝被问及“第五镇来了多少人？留守的有多少人？有多少病号？多少轻病？多少重病？帐篷来了多少？马匹来了多少”时，竟脸红耳赤，一句也答不上来，只好搪塞说“我记不得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莫理循通过《泰晤士报》引领英国新闻界的导向，宣称中国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共和国，袁世凯则是建立这个国家的最佳人选。他游说革命党人和日本外交官，希望他们支持袁世凯为总统，并为袁定都北京出谋划策。袁世凯在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亲口对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和莫理循表示，是他们二人帮助他成为总统(《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也因此受到袁世凯的特别赏识，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位政治顾问。
　　　袁世凯对莫理循关怀备至。他把自己亲笔签名的照片送给他的顾问;莫理循的长子出生，他送重礼贺喜;莫氏的母亲、妹妹来华，他亲自宴请，并赠送名贵衣料;莫理循偶感不适，他马上通过秘书蔡廷干表示慰问。这些举动令莫理循极为感动，但莫氏对袁世凯的回报却极具理性，并不因此而丧失原则地一味逢迎。相反，他倒是常常讲些逆耳之言。他说“他提出的意见并不高明，但我至少对总统说了真话”。他希望袁世凯通过各项改革树立权威，通过发展工业使国家强盛。针对中国的对外宣传、财政改革、边疆危机和加强边贸等问题，他提出过许多颇有见地的建议。他支持中国摆脱列强组成的六国银行团的束缚，甚至劝戒袁世凯不要因为孙中山反对他就取消孙氏建立的铁路总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张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以提高国际地位，争回被帝国主义掠夺的权益。值得一提的是，莫理循政治顾问任内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作为，当数披露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揭露“二十一条”与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际，企图将中国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未经外交部，直接向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中国政府不得泄露条款的内容。
　　为了了解日本侵华的实质内容，莫理循绞尽了脑汁。20日，他求见袁世凯，但一无所获。之后设法与参加筹议的外交部总长、次长孙宝琦和曹汝霖共进晚餐，也失望而归。虽然蔡廷干向他有所透露，但很不详细。幸运的是，2月5日，他受到袁世凯的接见，二人进行了一个小时的谈话，莫理循凭记忆整理了一份备忘录，记录了二十一条的具体内容。2月10日，《泰晤士报》记者端纳发出了318字的电讯，莫理循特意告诉蔡廷干“事实是可靠的”。电文于12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不仅如此，他与端纳还将消息送给《字林西报》和美联社。当然他受到日本报纸的仇视与攻击，但他毫不畏缩，一方面继续对外揭露日本隐瞒真相的恶行，另一方面建议中国政府将完整的文件拍成照片以戳穿日本欺骗它国的谎言。
　　莫理循对中国做出了贡献，但他却没有多少详细的记录，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我早先为了协助他(指端纳)已经给过他一个副本。”至于这个副本是如何给的，他也没有说明。所幸的是，端纳的回忆录已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发生的一切:当端纳去拜访莫理循时，莫氏没有多说什么，很快地站起来，别有深意地望着他说:“对不起，我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理循有意用手按了一下桌子上的文件。待莫理循离去，他迅速上前，拿起文件揣到怀里。莫理循也正好走进房间，意味深长地说“对不起老兄，让你久等了。”当端纳回到住处打开文件时，呈现在他面前的正是英文的“二十一条”。莫理循对中国的贡献，已经很少提及了，但这也并不能随着袁世凯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独裁者”、“卖国贼”而否定或抹杀这位外国友人对中国曾经的贡献，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莫理循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的内容，否则将武力对付中国。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争，比如更换外交总长，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
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的较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五号内容。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但莫理循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加上日本的不断施压，袁世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莫理循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十二种好处。这十二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战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还没等参战袁世凯就死了。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随后莫理循前往日
本游说，还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传。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国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国人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莫理循无疑在这其中做出了贡献。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
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摘自《温故(之八)》，汤伏祥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莫里循是澳大利亚人，为英帝国服务，对中国却很有感情。他每隔两三年，便郑重其事地请照相馆师傅上门来拍他与仆人（包括仆人家属）合影的照片，此中可见他的善良。
1910年，莫理循开始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从陕西咸阳出发，途经甘肃平凉、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出嘉峪关进入新疆，经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一路西行到达伊犁，尔后向南翻越木扎尔特冰川，经阿克苏到达喀什葛尔，后向西过乌恰，最后到达俄国的奥什（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应捐给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理循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Pearl撰写莫里循的传记《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这批档案。由旅澳的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
循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理循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将之公开出版尚待时日，这样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莫理循，澳大利亚人，从事新闻工作。1911年，已經在王府井大街100号已经住了9年。
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
莫理循: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
1912年8月，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外的舆论认为中国将在袁世凯的手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离职上大做文章。莫理循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去作一番演说。8月19日，莫理循抵达伦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观点发表到了英国的报纸上，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可当时中国的事实与莫理循的描述、演说相距甚远。那么莫理循为什么还要在英国媒体上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呢？为什么要把混乱的中国描绘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为他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莫理循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英国之行，几乎全部是在为民国而“效力”。在他的影响、鼓动下，一些英国人，包括军官、股票经纪人、银行家等，都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复兴添砖加瓦。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混乱的局面。1913年宋教仁的谋杀案，社会舆论也已经普遍怀疑这是袁世凯所干的，公开指责袁世凯。对于“宋案”，莫理循保持着少有的“缄默不语”，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袁世凯摆脱困境。在他看来，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杀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他对此还是持有一定的怀疑。在“宋案”发生两个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谋、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辩解说，他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与他人无关。莫理循似乎认可了洪述祖的辩解，当赵秉钧提出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调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参与其中时，莫理循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为借口，搁浅了此事件的调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莫理循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他在日记里说:“总统在此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加紧了独裁步伐，11月4日，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后解散国会，颁布秉承他的意志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的做法有点非议，“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没人向我咨询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人向我询问过那些追逐国外特许权者的信誉问题。实际上，我只能在像总统帽子形状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牢骚归牢骚，莫理循还是对袁世凯充满信心。他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如果袁世凯辞职了，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融合了美、法两国制度的精华，瑞士的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诸多制度产生的自由”。莫理循凭借自己的国际声誉多少为袁世凯赢得了些掌声，但袁世凯并没有抓住这些有利的因素，在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然做起了皇帝梦。
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莫理循是极力反对的，他在日记中说:“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就在袁世凯称帝的当天，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至极。”他极其灰心丧气，离开袁世凯前往南方调查。1915年2月初，莫理循从南方回到北京，再次敦促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然而踏上错误之路的袁世凯，已经不可能悬崖勒马了。莫理循愤怒至极，他作了自我反省:“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在清廷还没有退位的时候，莫理循把袁世凯看做是中国的未来，他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袁世凯的智慧。民国初年的四年时间里，莫理循极力辅助袁世凯，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呐喊助威，希望他能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权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讽刺的是，莫理循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从封建泥堆里爬出来的袁世凯变得干净，变得学会民主。莫理循对新生的共和，对民主，对袁世凯，乃至对当时的整个中国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这就注定莫理循在中国只能以悲剧作为收场。
莫理循的护照，注意其中文名。
　　对于1915-1916年的帝制运动，莫理循表现出复杂的情绪。他与古德诺等外国顾问一样，起初对这一活动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甚至于1915年11月劝说袁世凯参战时，还以“中国将在承认她的帝制政体这件事上，能够有把握地获得同她结盟的各大强国的支持”为诱饵，以坚定袁氏的决心。但也仅此而已。他更多的言行表现的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
1915年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更宜于君主制时，莫理循立刻在《大陆报》上声明，“反对君主立宪政体，认为现在实行是不明智的”。之后他多次在信函中表示“我认为他(指袁世凯)是不智的，而且做的不是时候，还可能把中国卷进严重的国际纷争之中。”(《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护国反袁运动开始后，他主动到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考察。回京后，先后面见袁世凯和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警告他们，形势所迫，必须取消帝制。他直率地告诉袁世凯“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不反对帝制的。”对于袁世凯及其追随者采取手段令各省将军发表赞同帝制通电的做法，他义正词严地指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耻辱。”他认为“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帝制。”(莫理循文件)
　　当然，莫理循的劝告没有取得任何效果。袁世凯一意孤行，最后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中国则陷入长期的战乱之中。因此，莫理循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举动评价甚低，他说:“袁世凯想穿龙袍的疯狂野心，毁了他自己的前途，也严重地连累了他的国家。”(《清末民初政情内幕》)
《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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