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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北京城
北京的高碑店村位于通惠河沿岸，有娘娘庙、将军庙、龙王庙等庙宇。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主持修凿通惠河时在河上建了十座坝闸“节水以通漕运”。这其中的一座闸就是高碑店的“平津闸”，也就是居民口中所说的“老闸口”。
目前，这座闸口是大运河通惠河段上唯一保存下来的元代漕运码头遗址，在国内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正是因为这座老闸口，孕育了高碑店人当年遍及北京城的一个行业，那就是高碑店的养鱼业。
通惠河是大运河的一部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在通惠河上有五座古闸：大通闸、庆丰闸（二闸）、平津上闸、平津下闸和普济闸。
高碑店村就坐落在通惠河河畔，村子的北边就是平津上闸，又叫“高碑店闸”，村里人管它叫“老闸窝”。老闸窝正处在通惠河的“喉咙眼”上。
平津闸
自从有了运河，高碑店人祖祖辈辈都是依靠这条古老的大运河和老闸窝繁衍生息，高碑店人说，他们就是喝着通惠河的水长大的。由于高碑店村土地少，所以过去村里人祖祖辈辈在闸上扛皇粮以维持生活，村里人称之为“扛大个儿”。那时高碑店人也有偷皇粮的，他们抢在皇帝之前就尝到了鲜儿。靠着漕运，高碑店人一代代地生活在这里。
但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政府将南方漕粮改折色银，南方不再以实物纳税后，通惠河上就停止了运皇粮，河上的五道闸失去了原有的作用。高碑店村里人就不能再指着运粮食扛大个儿生活了，也不能偷皇粮吃了，干什么啊？村里人得重新找饭辙儿。
高碑店村一直土地很少，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村里人也都不指着土地吃饭。据司德顺老人讲：“高碑店就这么个情况，这里地少。在1927年到1928年的时候，我们家还是贫农，家里16口人最多就有5亩地，这5亩地还是我舅爷爷的地，也就是我奶奶娘家哥哥的地，他让我们给种着。”王海老人也说：“高碑店村没有多少地，家里有3亩地、5亩地就算多的了。我们家连一根棒子都没有地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分了我11亩地在小郊亭那儿。”
靠不了土地吃饭，高碑店人就靠着生养他们的老闸窝吃饭。高碑店人利用靠着通惠河的地势，挖起鱼塘（高碑店村民称之为“鱼坑”）养鱼，在城里做起了卖鱼的买卖。据周振福老人说：高碑店村地少，有的也就三五亩地，卖鱼的人多。过去这里走粮食，什么东西都由河里来，村里人就指着河吃饭。一筛锣，大家伙儿就去扛粮食，也连扛带偷的，这样好吃饭啊。后来铁路修好了，火车一通，运河就停了。村里后街的人就挨着河边挖鱼坑，谁挖的鱼坑就归谁所有。“可以说，在漕运停止后，高碑店绝大多数的人都以捕鱼、养鱼、贩鱼、卖鱼、运鱼为业，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行业习俗。
明清漕运时期，高碑店村里人不敢在河里挖鱼塘，甚至动一锹土都不行。漕运停止后，平津上闸河面还是很宽阔，蓄水能力强，一到雨水季节，从西往东边来的河道里的鱼都随着水跑到这里，给大鱼塘填鱼，于是高碑店人就利用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河岸边挖出一个个鱼坑来养鱼。
养好了鱼，当然要去卖，卖给哪儿，当然是北京城里。
过去那会儿，凡是高碑店人来前门西河沿鱼市场趸鱼都会受照顾，有的要是来鱼市场没有吃饭，还会被对方请到家里吃饭。在这里绝对不像一般做买卖的似的，你趸货得给钱，不给钱你别拿走货。比如说，高碑店村里卖鱼的人来西河沿市场趸一些黄花鱼，趸一些对虾，这些货一过磅什么也不用给，直接把货拉走，等把货卖完以后，专门有人来收钱，那叫“交片”。据杨贵老人介绍：
你瞅我们这个村的穷人多，到西河沿鱼市场去吧，人家都特别的照顾你。这鱼市场大多数都是我们高碑店村的邻居街坊。比如，元兴、周记人家前门鱼市场都有买卖，老街坊到那里一去，管他叫“大爷”也好，叫“叔叔”也好，跟他说：“我家停瓢了。”
‘“停瓢了，去拿点儿。”这就把货拿走了，不用给钱。先拿走去卖，卖完了交什么片啊？家里都停瓢了，卖完了挣点钱都得先给家送去，家里人都好几天没吃饭了。赶紧买点棒子面，家里人得吃得喝。掌柜一问，说：“这片你怎么没交啊？”“您瞧我啊，我卖了钱，送家去了。唉！”“哦！送家去了，嗯，好！得了，好孩子，再弄去，就说是我说的。”这又趸了鱼到城里去卖。我说的意思是，过去你如果没有钱交片，掌柜也不会计较。人到家里面收片，登门上户，说：“您家的孩子出去了，上我那趸鱼，您知道吗？”“知道，我让他找您去的。我们这孩子他爸病的扛着呢，扛了好多天了。”“孩子送家钱了吗？”“送家钱了，多谢您了。”送家多少钱啊？就说现在吧，赚20块钱都送家来了。掌柜说：“得了，好。”这掌柜的回去了。挑挑儿卖鱼回去之后，也还是没有钱。一点钱赚回来这么容易吗？再说，到时候饥寒交迫，能赚多少钱呢？到第二天，又到城里卖点儿钱，这家里面好几口人还扛着呢，他还得给家里面送钱啊！还要去卖鱼啊，于是就到前门鱼市场，还想趸。鱼店里面还有先生，也有伙计，说：“你这两次片都没有交，你还弄？”唉！去找掌柜的，说：“周大爷，我还是没有钱。”掌柜的说：“得了，去弄吧。嘿！就说是我让弄的，我给你的，让他们都写到我的帐上。”到时候，到前门鱼市场吧，你要是真穷，这些人还真周济你，。我们高碑店村去趸鱼的有不少户呢，都靠他们周济。
在学校教书的张恒老人也知道前门鱼市场趸鱼的事情：
过去高碑店村的周文惠是高跷秧歌会的会头，和周记是本家。他在前门西河沿鱼市场开店，是有头有脸的人，出头管理渔行。也算“鱼市场头目人”，对邻里街坊好，卖鱼的好多都从他那里趸过来，没有钱你先拿走卖，年底再来算账，有的赚不了钱那就算了，只要不是吃喝嫖赌。高碑店穷人都沾他的光。
不光是趸鱼，高碑店人护着高碑店人，城里面高碑店人在西河沿等处的渔行雇佣“帮工”也要先到龙王庙东厢房的茶馆里去找本村人。
渔行在高碑店村落中有着重要作用，村里的许多活动都离不开渔行的支持。听老人们讲，一般过去本村的村长是城里渔行公会的会长，并且高跷秧歌会走会时所需经费都要到城里找会长和和开渔浦的掌柜“打钱”，如北京市渔行公会会长周文惠开的“元兴”鱼店，就为村里高跷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并且，在村里学高跷的人主要也是卖鱼的。高碑店村的高跷秧歌就和别处不一样，按祖宗传下来的老理儿，高跷秧歌每堂角色有12个，但他们村的秧歌是14个角儿。这多出来的两个角儿与高碑店养鱼有关，一个叫鲇鱼姥姥，一个叫嘎鱼舅舅。过去村里高跷秧歌会很棒，在五月节的时候出钱在娘娘庙外搭戏台，走会缺钱的话，就由会头上前门的西河沿鱼市场去要钱，“你拿点儿他拿点儿，还要说让您受累带回去了”。
高碑店人除了去前门西河沿鱼市场，找周文惠趸鱼，也到刘振东那里趸，也是先赊着，卖完后再归本，实在没有卖出钱也就不用给了。跟着刘振东有个“八大锤”，是村里的八个大汉，外号是村里人新中国成立后给起的名，意思是比较厉害的，不好惹的人。有的老人说，着“八大锤”张迪特别壮实，人横，不过在城里卖鱼总是护着高碑店村里人，不让人欺负他们。有的老人说，“八大锤”大多是帮人“看青”的，有的并不是坏人。本来要是有人偷了东西，“看青的”就应该把他逮住游行，比如说偷棒子，就给他挂个棒子，边走边唱：“谁让我偷棒子，黑的白的两样。”但要是有人偷了吧，这看青的觉得这人是饿得受不了才来偷的，有时候也不追究。
正月过去，到天暖和的时候，高碑店村做小买卖的人又要进城里面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卖起蛤蟆骨朵、大甜螺蛳。小贩们满街的吆喝：“蛤蟆骨朵哪！大甜螺蛳哪！”他们还应时节上点鲜货，什么鲜桃、杏儿，新鲜蔬菜如豆芽菜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从外面趸回来再到城里卖。
20世纪60年代合作化时期，村里大概有二百多亩鱼塘，一些卖鱼的老人在公社承包鱼塘，一直到2000年鱼塘被填平用以盖房，这些人才不在卖鱼。现在，高碑店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后街的古闸虽然还在，但早已经荒废掉，只剩下一点闸梁和闸墙，鱼坑早已都被填平。过去养鱼、卖鱼的有的人工厂，有点干别的去了，高碑店的渔行也就是逐渐地消失了。不过，当老人们提起过去的高碑店村，还是会说：“高碑店村卖鱼的多，都是到城里面去卖，人横，护村护得厉害，自己帮自己人。”
哪里能听：
播出电台：北京交通广播103.9兆赫
播出节目：《徐徐道来话北京》
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制作人：小强
录音制作：乐乐
播出时间：每早六点首播，翌日1点重播。
2018年开始，每天凌晨1点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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