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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世上生存，都会掩饰，不会全部袒露自己的内心。在人艺的舞台上不是，真诚是光荣是尊严，在这个团体里生活，演戏和做人一样，需要真诚，再真诚。你会发现，真诚的人在人艺受欢迎。”
说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传承的宝贵精神，国家一级演员方子春在新书《一棵菜》中这样写道。
这一朴实的书名，最早取自京剧行当，在京剧演出中，演员上台各演各的，后来有人提出，演出要像一棵菜，得有叶有心。
1952年，北京人艺的奠基人焦菊隐先生借用这句话，把它作为人艺精神，强调无论导演、演员，还是幕后，都应该像菜心、菜叶、菜帮一样围绕着艺术这个根，他们缺一不可。
方子春写下的这本书《一棵菜》也是如此，落笔着墨之处，不只是舞台上的演员，舞台下的导演，幕后的道具师、灯光师，就是人艺宿舍传达室的张大爷也在尽己所能为顺利演出而服务。台前幕后，所有人的生活都围着“戏比天大”的精神展开。
方子春并不是人艺的演员，只是从小生活在人艺宿舍，又幸运地跟着诸位叔叔阿姨学了一些表演基本功，于是能在几十年后走进他们家中一一访谈。
书中写到的大部分人物都已高龄，有三四个在书出版前已经过世。
方子春对人艺宿舍大院的记忆是温暖的。“那阵子大院里没有等级。张大爷的孩子和大导演的孩子一块玩，装置工人的孩子跟我是同班同学。即使家长在单位里吵架，孩子们依然在一起玩耍。”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怀旧，但人艺的精神要传承下去。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那一代人是怎么走过来的，什么是‘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演戏’。”
那时，她下乡插队，每天都在学艺练习，只想考回北京的文艺团体，所以，焦菊隐先生成为了方子春的第一位恩师。
在方子春的《一棵菜》这本书中，她这样写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父亲牵着我，穿过层层院落来到这小小的木门前。父亲敲过门不一会儿，随着清脆的应答声，一个身材苗条、长相清秀的年轻女子迎了出来，开了半扇门，胖父亲侧身而进，门的两边挤擦着他的衣裳，身后是还穿着自家做的灯芯绒布鞋的我。这是我第一次踏进焦菊隐先生的家，那年我十岁。
长辈们认为小时候的我很乖巧，所以都比较喜欢我，焦先生的太太见到我也是百般地疼爱。焦先生平日里不爱麻烦他人，此时却替他太太与我父亲商量，希望他不在家时，我能常去陪陪这位曾是舞蹈演员的焦太太。从那以后，我便时不时地被邀到小院去。
焦先生的第三任妻子姓潘，性格很活泼，比我大姐年长几岁。也许是她平日太孤单了，只要焦先生不在家，她就会拉着半大丫头的我手舞足蹈，有着说不完的话。焦先生一进门她就马上安静了下来。每当我回忆起那个小院，除了浓浓的夜来香味，一切都是静静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曾经让我敬畏的、严肃甚至是沉闷的焦菊隐先生，后来会成为对我一生影响重大的导师。
那时，方子春刚十三岁，高小毕业，对于古文没读过多少，也提不起兴致来。焦先生讲课特认真，例如在解释《触龙说赵太后》的“说”字为何读“shui”时，他一遍遍站起，走到高高的书堆旁，打着手电筒从书堆里找出各种版本的字典，不厌其烦地告诉方子春，这是哪年出版的字典，里面是这么解释的……
还有一个“兮”字，明明标准音是读“xi”，焦先生却一定要求她读“e”，还拉长音，说是吟诗要有吟诗的规矩。
那方子春跟焦菊隐先生那里学习时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还请您点击我们上面的音频听方子春老师跟您聊！
以下文章选自方子春博客
翻拍于《人艺经典-焦菊隐》
恩师之
焦菊隐先生
落座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56号院内的人艺宿舍，早年间很美丽。大门原在干面胡同为20号。这座三进的大四合院有着很大的后花园。后花园连着有回廊的耳房，耳房的后墙外便是史家胡同。归属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后，剧院把这里建成了宿舍，大门开在了史家胡同为56号院。一个小后门在干面胡同。前院主要建有排练厅、一座爬满爬山虎的四层红砖楼、留有几间有回廊房子（住着林连昆叔叔家）还有好大一棵桑树，院门正对面是一株大核桃树，树下是两间房和穿过排演厅进入另一小后院的通道。顺着楼后高高的杨树和一排平房（这里曾住过朱旭叔叔）往里走原来的后花园己建成一个大操场，（三年灾害时种过玉米，地震时盖着防震棚。）操场边上是几株槐树，顺槐树往里走是一个长方院，紧靠着长方院的是最方正的海棠院，过了海棠院之后还有两个种着丁香和枣树的院子，最后是一个永远关闭的有些破旧的天蓝色四折开院门。
某一天，爸爸牵着我的手，穿过层层院落来到这扇门前，父亲叩过门不一会儿，有一年轻女子开了半扇门，胖爸爸侧身而进，那时还穿着自家做的灯蕊绒布鞋的我第一次踏进了焦菊隐先生的家。那年好像我只有十岁。我这人从小比较乖巧（不是自夸，嘻嘻）大人都比较喜欢我。焦先生的太太年纪很轻，见到我越发喜欢，虽然戴着深度眼镜的焦先生不苟言笑却替他太太向我父亲提出申请，望他不在家时，能不能让我常去他家陪陪曾是舞蹈演员的太太玩玩。父亲虽当面婉言谢绝，可从那以后我还是时不时被叫到小院去。焦先生的第三位太太潘女士很活泼，比我大姐长不了几岁。也许是太寂寞了，只要先生不在家她就会对着半大丫头的我手舞足蹈，说不完的话，先生回来马上就安静下来，说话声都小了，因为先生从不大声说话，也不爱大笑。所以回忆起那个小院，除了浓浓的夜来香味，一切都是静静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曾经让我有点惧怕的，有些沉闷的人后来成为了对我一生有着重大影响的人之一。
文革时焦先生和我父亲一样被批斗，父亲从表演艺术家变成了叛徒，三名三高。焦菊隐更甚之，批斗、抄家搬出了小院，焦先生改称焦老头了。我也随大家叫他焦老头。当然，沒人听到时会偷偷叫声焦大大。文革后很长一段时间了，焦先生早都平反了，56号的人们还习惯称他焦老头，叶子称叶大妈，曹禺是传达室新来看门的曹大爷…。
文革中的一天，我从二楼自家的窗户里，看到楼下对面的那间六平米的小黑屋里搬来了焦大大。他虽老了许多，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他还是戴着深度眼镜，穿着深蓝衣服。扫公厕，干活从不抬头，活儿干得不紧不慢，干完活将拖把扫帚依次靠墙摆放整齐。他几乎整天不出一点儿声音，脚步声都没有，好像要把自己藏起来从众人的眼里消失。他好孤独，永远目不斜视地从他负责打扫的公厕走到数米之外自己那终日不见阳光的小黑屋，最多顺着平房与楼房中间不宽的走道去趟几十米外的传达室。那时我十八、九岁正是天不怕地不怕，对人对事充满好奇的年龄，每当在楼前遇到他我都想打个招呼，可他就是不看我，好像很怕和我说话。我呢，他越不理越叫他，终于有一天，他看左右没人，小声说：“别和我说话，我现在是黑帮了。”我满不在乎地说：“我爸也是黑帮，沒事，我一插队的，沒什么大不了。”他微微笑笑，抬头看看楼上的窗子，又前后看看，小声说：“我身体不好，走不动，看你每天给你爸买油饼我挺馋的，能给我带俩吗？”从此以后，我每日买菜时多了一项任务，帮焦老头带俩油饼。就这样我渐渐走进了外人感到有些神秘的小黑屋。日子久了，先生也不那么怕了，有时会让我坐在屋中那唯一把木椅上小聊几句，他很想听外边的见闻，虽然他还是时不时指指窗外，示意我小点儿声，可我分明从他有些浮肿的脸上，从那厚厚镜片的后边，看到难得的愉悦的眼神。因为我几乎是小黑屋唯一的客人。
爸爸其实很关心焦先生，但因身份关系他们从来不说话，爸更不会去看他，有时会好奇地问我，先生一人在干吗？他那么多东西小屋放得下吗？他的脚还肿不肿？你到东口帮他买大一点的布鞋，告诉他，身体不好干活悠着点儿，别说是我说的！…总之，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儿。
那时我已开始了表演方面的学习，只要从白洋淀回来（我在那儿插队）每星期我的课都排得挺满的。每天早上去买菜扫卫生，九点练声，十点练功，十一点烧饭，下午2点写大字或看书，三点半练朗诵或视唱练耳，晚上去不同老师家回课。焦先生就住在我楼下，我发出的各种声音他都听得到。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很客气的对我的朗诵提出了批评。：“子春啊，我能不能给你的朗诵提点建议？只是建议呵，你朗诵的时候，干吗使那么大力气？”“我读的是《红色娘子軍》的解说词，不用力就不革命了。”我理直气壮的答道。焦先生坐在床沿边，把椅子尽量往里收收，让我站在房子中央那小小的空地上，面向他：“我告诉你，当然只是建议，我认为用的力气大不一定就革命，吴琼花也有愤怒与哀愁，也有对党的爱，对敌人的恨。所以，朗读一个作品，不管什么内容都要吃透它，用最切实的语气去表达它，大喊大叫一道汤就是革命的？我看未必。不信回家问问你爸爸，在外边别说呦。”后一句是他时常要说的，每当要证明他说得对时，都要让我回去问爸爸，再就是别在外边说。于是，他让我小声带表演的给他朗诵了一遍，又给我说了半天，害得我做饭都晚了。
饭后我把这事儿告诉了父亲，老爸一听笑了：“焦老头不定忍多久了，好啊，他受不了就让他给你上课。”对呀，我听说想当年他排《武则天》的时候，一位演员出场的一个回身他排了一个上午。我要是让他辅导辅导，考文工团说不定能顺利点儿。第二天我趁送油饼时提出请他上课的要求。他没有马上答应，说要考虑考虑。
次日，他让我坐在椅子上，首先听听我的情况和想法，又考虑了一下说：“我可以给你上课，但不是表演，那有你爸和董行吉上去，我呢，还是从文化入手，一个话剧演员没有文化怎么行？所以我们从《史记》开始好吗？”就这样，本来只想让他教教朗诵的，却开始了文化课的学习。父亲听了很高兴，从此每星期焦先生偷偷给我讲一堂课。说真的，文革开始时我十二岁，高小毕业，也就是扫盲水平，根本没学过古文，也不感兴趣。先生讲课特认真，例如《触詟说赵太后》的“说”字，为何读（音：睡）于是他一遍遍站起，走到高高的书堆旁，用手电照着从里边找出各种版本的字典，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这是哪年出版的字典，它这里怎么写的…你们不知道，焦先生住的小屋很黑，白天要开灯，他眼晴又很不好，看书时几乎要贴在书上，我们的课程进行的很慢。我想让他多讲些内容，对哪个版本的字典如何解释根本不感兴趣，常常耐烦地说：“行了，我知道了，咱往下学吧。”先生却说：“别急，要吃透弄懂。”还有一个字，先生和我说了半天。“兮”字。明明大家都读（音：西）他却一定要我读（音：鄂）还拉长音，气慢虚出。说是吟，吟有吟的规矩。说真的，到现在我也不太敢读此字，因为先生教的根深蒂固而别人一定会说我读错了。他是个一丝不苟的老师，正点开课，正点下课，我多不願意听照讲不误，有一天却出了意外，老师打开书却沒有马上讲课，因为我哭了。
我是个不太爱哭的人。尤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教会了我坚强，不让别人看笑话。所以我成天高高兴兴，练歌练舞。在人们的眼里我永远是快乐的春姑娘。然而，我的内心是苦涩的。十二岁文革开始，十五岁插队，我们插队一行十几个人年年都有离开那地方的。一位家长解放了就走一个，最后小屋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每天一睁眼首先看到的是房顶的木梁和檁子，那根梁和几条檩子上的虫眼儿和树疤至今不忘。而后，不管风吹雨打，道路多泥泞也要在下地干活之前站在村口的大堤上等着邮递员。哪天邮递员骑着破车来到村口没见到我，他就知道我一定病了。
我把回城的希望全压在考文艺团体上。只要回京，不管地方还是部队只要有单位招生，我就尽量细心地打扮一翻奔赴考场。然而，我总是复试后被拿下。有人直接告诉我政审不合格，有人找各种理由回绝我。我就是不甘心，一边学习一边继续考团，一时间我成了考场名人，也成了许多无望的家长们鼓励无望的孩子们的榜样：“瞧人家子春，多用功，准能…”其实，我快被一次次的失败击垮了。你想想，当你看到在考场熟悉起来的人穿上军装，高兴之中用怜悯的眼神看着你，当考西藏、甘肃这样没人想去的地方也不要你时，还有什么奔头？！命运女神总是在我面前一次次无情地关上幸运之门，我觉得为何如此不公？前途谈不上，出路在那里？怎么就没我的容身之地呢？！
那天上课前我又接到了不录取的通知。心情跌到了冰点。哪还有心思上课？！当焦先生用关切的语气问道：“你怎么了？能告诉我吗？”我的泪水一下子夺眶而出，泣不成声：“我不想学了，没意义，活着真没劲…”我把一肚子的委曲一股脑全倒了出来，甚至提到了村屋里的房梁，提到不定哪天，说不定就吊死在上边的想法。告诉他我虽然每天学啊练啊，连胡同里的一帮臭小子也定点聚在窗外的胡同里一起“依一呀一”的学我练声，又能怎么样呢？！记得巴金先生在他名著的扉页上写道：十七岁这个妙龄妙不可言。而我有着相近的年龄，我的妙不可言又在哪里？！我穿着母亲的练功裤在五斗柜上压腿，在过道上反复地踢着踢着，一趟又一趟的，我在干什么？！谁要我？我真比别人差吗？我何时才能成命运的宠儿…这些问题无时不刻不在我心里翻腾，睡不好，吃不好，常常发呆。
先生一直沒有打断我，头微微地低着，透过泪水在昏暗的光线下我看不清先生的眼睛，屋里寂静无声，除了我忍着的抽泣声及门外时不时传来路人的脚步声外，过了许久才听到先生发自胸膛的一声叹息。“小子春，你知道吗，你是一个好苗子，你一定能成一个好演员，我是没权，有权我一定要你。”先生带着少有的笑容肯定的说。“算了，您沒权才这样说，有权就不这么说了。”我毫不客气地说，先生严肃起来，认真地看着我的眼晴，不紧不慢一字一句地说：“不是这样，你千万要有信心，记住：机会是均等的。只有你负机会，沒有机会负你。你想想，如果有一天让你演一个角色你却说不好台词抬不起腿，眼看着别人演了，你能说没给你机会吗？那是你自己放过去的。不要说自己不是命运的宠儿，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你还年轻呵，一定要学习！告诉你个小秘密，我眼晴得了视网膜脱落可我现在还在自学德语，为什么呢？不进则退人活着就要学，艺不压身嘛…”我在先生的话语中平静了下来。深抽几下，吐尽了怨气，记住了这影响我一生的话语。
焦先生重又打开书本，我们继续上课，这一课讲的是《陋室铭》。从此我与先生的关系更近了，除了上课还时时聊些别的。比如我知道他结过三次婚，就调皮地问他，觉得世界上的女人哪里的最好看？他说：“冰岛的女人”问他女儿们的情况，他会说很多，尤其谈起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宏宏，宏宏也会时不时来看他给他送些衣物。每当这时是焦先生最高兴的时候。所以通过先生的话语，他的女儿宏宏、安安也许对我印象不深，我对她们却十分熟悉。
好景不上，我固然每次上课都是小心翼翼的。从楼门两步跨进小黑屋，门都不叩，生怕别人听到。时间长了，先生又住在楼口对门，哪能不被人发现吗。一天我们正在上课，门呼地被人打开。门口站着红卫兵老太太看传达室的大妈。她嘴上说借什么东西，分明是来查看我们的。她走后虽然先生继续讲课但脸色沉沉的。
一日又到了上课时间，我照例跑去上课。先生沒有打开书本，也没让我坐，用几乎听不清的声音，一字一句的说：“你今后不要来上课了，有人反映我想复辟，他们找我谈话了，你爸恐怕也躲不过去。”我楞楞地看着先生，脑子有点反映不过来。先生又说了一遍我才慢慢地转身走了两步，“子春”先生轻声叫住我“记住，你是一个好演员，要学习哟！别灰心，千万别！有难题问你爸。…”我走出了小屋。
后来听父亲说剧院也找他谈话了，爸回答：“孩子的事我不太清楚，回去我一定教育她。”其实爸爸根本没和我说。再后来听说当时和焦先生请教的，还有剧院一个外号叫林狡猾的人，我只在先生那见过他一次，他见我在那马上就走了。他也受到了批评。沒过多久我进入了县宣传队，回家的机会少了。一次从家信中我得知焦先生病了，很重。我母亲帮宏宏，秦瑾阿姨跑医院做些事情，妈妈说，她对焦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先生不光教导我还因此受牵连。现在秦阿姨和宏宏很困难她是一定要帮的。除对先生的敬意也有一份报答。
先生过世了，很长时间先生住过的小黑屋没有一丝生息，深墨绿的漆门紧闭着，再也沒人打开。而我每当路过小门都会下意识望上一眼，有时木然走过，有时一阵酸楚…不管怎样在小屋的日子我从未忘记
（以下摘自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网站：）
焦菊隐（１９０５───１９７５）原名焦承志，生于天津，五四运动前后，他行将小学毕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学生组织的新剧社，直到大学毕业，他一直从事校园文学、戏剧活动。１９３１年，参加筹办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为京剧界培养了一大批表演艺术家。１９３５年留学法国并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祖国，在广西、四川一带参加救亡戏剧活动，并翻译了大量的高尔基和契诃夫的作品，以及左拉的长篇小说《娜娜》。抗战胜利后，他返回北平创办北平艺术馆，这期间他导演了话剧《夜店》和《上海屋檐下》。１９５２年北京人艺建院时，他被任命为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在人艺，他前后导演了《龙须沟》、《虎符》、《茶馆》、《智取威虎山》、《蔡文姬》、《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等名剧，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是一位永无止境的探索者。他善于把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手法，融汇贯通地运用到话剧艺术当中，从而创立了自己的导演学派。
哪里能听：
播出电台：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兆赫
播出节目：《徐徐道来话北京》
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制作人：小强
录音制作：乐乐
播出时间：每早六点首播，翌日1点重播。
2018年开始，每天凌晨1点重播！
其他收听方法：
1、歌华有线305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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