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55）：从卖猪肉而不慎断指的报道谈起

收到宁波老干部局寄来的《宁波老干部》内刊，翻阅之下看到摘自《北京日报》的一篇回忆录，题目是《40年前开启国门的那一刻》，作者梁衡是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文中谈到当年不准私下买卖猪肉的见闻：
我的家乡是产煤的，煤矿工人有点钱，但无肉吃，没有卖肉的。有一天。一个青年农民就趁天未亮时悄悄背上猪肉到矿上去卖。突然有谁喊了一声：“来人了！”那青年正在剁肉，慌急间，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左手上，齐刷刷断了四指。这就是那个春风未绿江南岸的黎明前时刻的悲剧。
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里，会感到不可思议，但这绝对是真的。我看完文章，感慨之余，不由想到在知青年代我参与的一次清查养猪的往事。
女知青在放猪
我是1968年9月10日从哈尔滨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七团的，七团就是电影《老兵新传》拍摄地——赵光农场。几百人的知青很快被分配到各个连队，我们一共73人被分配到二营一连，那是一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农业连队。
过了秋收，冬天来临。正是年关时节，团部和营部派“监改工作组”来到一连，他们组织我们知青到各家各户去摸查老职工养猪头数是否超标或有否私下变卖猪肉的事情，一旦发现就要进行“监督整改”，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尾巴”。
那时连队个人或家庭养猪都是被严格控制的，每户基本上只可以养一头猪，而且不能卖猪肉，每家杀的猪只可用于自己家或亲朋好友们吃，绝对不允许职工私下买卖猪肉，因为这是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是严肃的阶级斗争，是“斗私批修”的重要内容。
说实在话，这项工作尽管有我们知青参加（把我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挨家挨户去检查养猪的情况），但大家热情都不高，也就是走走形式，应付一下而已。
原因一是当时市场猪肉极为短缺，我们能吃上猪肉，也是大家的渴望，所以进户查验时我们都不太认真。
二是老职工听说要来查猪，一夜之间，不但把猪圈搞得非常利索，而且没有一户有多养猪的。后来才知道，多养猪的人家，把猪捆在自行车上，连夜送到农场附近的人民公社的朋友家或者用绳子把猪拉到山里藏起来，等风声过了，这些“猪八戒”也自然都“打道回府”了。
尽管如此，个别没来得及把猪转移出去的职工，还是上了监改工作组的“黑名单”，而且还顺藤摸瓜去查他们的出身和历史，一旦发现问题，则把“非法养猪”的现实行为和历史上的“劣迹”挂钩，就有可能会就上纲上线而被批斗了。
前几年，我的大弟弟在整理旧杂物时，发现了我在一连工作时的一个小本本，开本大小和当年《毛主席语录》差不多，他特地带到北京，把这本记事笔记交给了我。
这本小册子，只有几页字，大多数都是空白页，但就在这几页之中，就有那次监改养猪的记录，摘录其中一条：
赵**（名字从略）养猪两头，超标。去年腊月曾到北安黑市卖过猪肉10多斤，卖得钱大概是五元左右。经查，其1964年还曾非法倒卖松木条，获利60多元。
这个姓赵的老职工后来怎么处理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如果出身是贫下中农，承认错误诚恳，通常会以“下不为例”而了之。
虽然家庭养猪被严格限制，但是连队（也就是公家）养猪还是大力提倡的，而且多多益善。这种按计划由公家养猪，然后再有计划地把猪肉推向城乡，是当时国家的政策。
毛泽东主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特别重视养猪和猪肉供应问题，我正在阅读的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的《毛泽东传》中就有这方面的档案解密。
甚至当时党中央还提出了五个“大办”——大办食堂、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土铁路、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养猪”赫然其中。
在那年的10月，中央委托周恩来主持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毛泽东11月2日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信稿，修改了和补充了很多内容。
原稿中有一句话是“社员户养猪也不可偏废”，毛泽东主席亲笔改为“应该鼓励”。并且对这个他修改后的紧急指示信批示道：“用电报发出，越快越好。”
不久我就被调到八连，被任命为连队文书兼任三排排长，这个三排是畜牧排，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国家养好猪、多养猪。
我们放牧、养蜂、养蚕、驯鹿、钉马掌、铡草料，甚至给牛马接生都干过。至于养猪、起猪粪和剪猪毛，那在畜牧排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了。
当时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下达的养猪任务，各连队不但组织了养猪班，而且都选派思想好、能吃苦的知青去担任饲养员。
我们排养猪的饲养员是个北京知青，绰号“糙爷们儿”，他长得很壮实，说话慢条斯理，饭量很大，脸上出了很多青春痘，泛着紫光，浓浓的短眉，鼻音特重，他不太说话，但很有思想，往往一张口就“不同凡响”。
有一次几个畜牧排的老职工和他开玩笑说：“你一天不闷不响，脑袋瓜子里转悠些啥啊？”“他啊，想要个媳妇了呗！”“谁啊？”他急红了脸，随后瓮声瓮气地说道：“我这样的一顿就吃了十二个馒头，谁跟我啊？结了婚不都叫我吃穷了啊！”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有一次连队开完路线教育大会，他回到猪圈，和班里的其他知青一起给猪群拌饲料，他看着猪突然自言自语道：“我看当一口猪也不错，吃完了就睡，死了也是为人民服务，省得一天到晚什么思想斗争、路线斗争的。”大家面面相觑，都没有言语，这事没人汇报，也就过去了。
但是，这“糙爷们儿”对养猪工作确实是一心一意，踏实肯干。冬夜漫长而寒冷，他每天晚上都要从被窝里钻出来，去猪圈把猪哄起来，赶到圈外的野地里去排便，然后再赶回圈里，上半夜和下半夜各一次，长年累月，默默无闻地就这样周而复始地干着。
他把连队的猪养得非常好，年年都超额完成任务，多次被评为“五好战士”，受到营团的表彰。
我们每年都要上报养猪的存栏数，把猪要养得膘肥体胖，到年末的时候，清点头数，装上解放牌大卡车，送到团部，就和每年交公粮一样，丝毫不能马虎。
每年，全团数百个连队集中起来的活猪，少说也有几千头之多，再由赵光火车站发送到指定的城市，以解决城里人们在年节时刻吃上猪肉。
当时这就叫“统购统销”，是“计划经济”必不可缺的环节之一。”糙爷们儿“等一大批知青在这个过程中，为城市居民在“吃上肉”的这件大事上，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城市凭票购买猪肉（1970年）
记得《兵团战士报》（1973年10月23日）还曾以数千字的篇幅报道了哈尔滨知青马家成养猪的先进事迹，题目叫《岗位》，文作者是我的十八中红后代同学吴援朝，主人公马家成也是我的好朋友。
马家成当时在兵团一师一团（现在的锦河农场）41连，他是养猪班班长，他一个人曾被连队派到深山里养猪，整整三个月没有下山，毫无怨言，任劳任怨。
一天傍晚，41连连长来到山里的猪号。屋里静悄悄的，他看了看渐渐长大的仔猪，又发现桌上放着一册《猪的饲养管理》，还有一本马家成写的《养猪笔记》，那是他养猪的心得和经验总结。连长翻开第一页，是几行那个时代很是令人感动和激动的文字：
养猪场虽小，它却是边疆广阔天地里的一个战斗岗位。我要在这个平凡岗位上，完成好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左为马家成（1971年；源自苏江《遥远的青春》）
那个时代年青人的理想和抱负，那个时代知青的责任和胸怀，那个时代我们的坚韧不拔、砥砺前行，在马家成这几行字中，一览无余！
除了类似”糙爷们儿“和马家成这样的养猪模范令我们赞扬之外，大家在一年中最感到兴奋的事儿就是逢年过节的杀猪了。
我在北大荒度过的第一个春节是1970年，那是农历庚戌狗年二月。我当时被派到三连工作，这里的知青有100多人，十八中同学曲航也在这个连队，但此时他回哈尔滨探亲，回家过春节去了。
那年的二月很特别，4号这天是立春，5号是己酉鸡年的最后一天（除夕夜），6号则是狗年的正月初一（春节），三个节日紧密相连，等于我们这些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哈尔滨的知青一连气过了三个传统节日。
三连很多老乡家都挂上了红灯笼，门上贴着红色的繁体双喜字，大多都把“囍”字倒贴，寓意“喜到了”。从连部到知青宿舍，从猪圈、马号到寻常百姓家，红红绿绿的对联到处都有。
对联如“风雪迎春到，人在福中笑”，横批是“步步高”；“庆佳节，团结大夺权；擎雄文，礼炮喜朝天”，横批是“破旧立新”。附近的人民公社社员家则多是“勤奋持家强，人民公社好”，横批是“总路线万岁”等等。
年前几天里，老职工家里和知青食堂都要杀猪，而杀猪并不是一两个人干的活儿，常常需要五六个、甚至七八个棒小伙子集体参与才行，所以一般老职工会主动让我们去帮忙。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也就学会了杀猪。
杀猪的程序先是七八个人去哄赶目标（圈猪），然后是去圈里抓猪，这活儿很是不容易，我参加过几次，猪都会十分有力地跳脱，甚至会嚎叫着把你撞倒，弄得浑身都是猪屎，动弹不得。
有句成语叫“狼奔豕突”，此时才真正体会了“豕突”（豕突，就是猪不顾一切的冲撞）的厉害。
但是最终猪还是被我们压翻在地，有的按头，有的压腰，然后老职工会上来，迅速地用粗麻绳把猪的四只腿捆绑起来。
此时大家才真正松了一口气，拿来事先准备好的木杠子，前后两个人，一声吆喝，便把嗷嗷叫的大肥猪用杠子抬了起来，扛出猪圈，兴高采烈地把猪放在食堂门前的平地上。
大概也是为了“辟邪”，食堂大师傅会接连放两个“二踢脚”（鞭炮），然后他手持尖刀，麻利地刺向猪脖子（咽喉部位），立时猪血涌出。
这时，有人赶快上前，用干净的面盆接血，并且不断用筷子搅拌，不一会儿筷子上就缠上了一条一条的白色丝状物，这样做是为了防止血液凝固。
接着，大师傅会在在猪的后腿皮肤上挑开一个小口子，把自行车打气筒橡皮管插入其中，畜牧排的几个知青轮番用力往里打气，大师傅则用个小木棍不断地上下左右敲打猪身，目的是让打进的空气能均匀地充盈在皮肉之间。
最终猪的皮肤完全膨胀起来，然后开始了“死猪不怕开水烫”阶段，滚烫的开水使得猪毛松软，趁热开始用刀刮猪毛，由于皮肉已经被空气分离，所以刮毛也很容易。
不一会儿白胖胖的猪身便显现出来，但见食堂大师傅把长嘴的旱烟筒往鞋帮子上敲了敲，大声说道：“看我的！”
在众目之下，大师傅宛如“庖丁解牛”一般，极其熟练地把猪肉一块块地切割下来，去掉无用的部位，取出内脏等“杂碎”放置一边。再把大小肠挑出，用温热的碱水泡洗，以便用之灌血肠。
就在这个过程即将结束时，我们已经开始用“猪杂碎”熬汤了，不用放油，加适量的粗盐和葱花即可，两捆柴禾烧光，土灶的大铁锅已经香气四溢起来了。
另外一些女知青则在大娘大妈的垂范下，开始用猪血灌血肠了。把猪小肠分段先切断，用线扎好一头，在猪血中稍微加点用井水化好的盐汤，再用漏斗把这微有咸味的猪血灌进猪肠中，用线头扎好另一端，马上放入锅中，三滚沸水就大功告成了。
而大师傅则在另一个炉灶上，给大家烹调“酸菜猪肉”、“猪肉炖宽粉条”、“清蒸猪蹄”、“红焖肘子”等全套“杀猪菜”，令人垂涎不止。
此时，整个食堂，欢声笑语，热气腾腾。尽管室外零下三十多读，但室内却热得我们穿着背心还热汗不断。大家都上了热炕头，围着好几个方桌，猪肉伴酒，划拳天吼，大快朵颐，乐不可支，那时的草莽、豪迈气势，至今依然难忘。
迎接新的一年即将到了的“年夜饭”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