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网友提问：
晚清为什么能够横空出世一个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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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全球1000年内40位智慧名人，左宗棠名列其中。以全球化的国际视野，左宗棠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左”，这在整个清朝，属于孤例。
左宗棠平生事功高峰，在收复新疆。中国自唐太宗以后，1200年内，对中国领土主权贡献最大的人，是左宗棠。左宗棠在生时对此十分清楚，自称：“自汉唐来所创见。”
一个人要成为全球评定并获得国际认可的千年一出的人物，殊非易事。左宗棠为什么可以产生并成就？
清朝自乾隆末年已埋下衰败伏笔，到嘉庆、道光两朝，衰败全面曝露，左宗棠与王船山一样，是民间乡贤。左宗棠接过中国传统的“技术”一脉，用先秦儒学而不是流行的理学来引导技术，具备了办事能力，有社会理想，个人人生价值追求。加之，道家的隐士，长于反正与治乱；左氏的个人优长与国家气运、时代大势也完全合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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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襄办皖南军务，以王鑫老湘军为基础，组成一支约5.000人的“楚军”，走江西与太平军作战。1862年任浙江巡抚。时省会杭州已落于太平军手中，左宗棠以衢州为基地进犯浙西各地。1863年初，进入金华，英、法侵略军由宁波方面进入绍兴。5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巡抚事。1864年，左宗棠连陷杭州，囊括全浙，被赏加太子少保衔，封一等恪靖伯。1864年11月，左宗棠离杭州入福建，围剿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1865年5月至福州，进而陷漳州，太平军退至广东镇平，他奉命节制福建、江西、广东三省清军。1866年2月1日，左宗棠指挥各路清军攻陷广东嘉应州（今梅县）城，江南太平军余部完全失败。清廷赏左宗棠戴双眼花翎。同年春，由粤返闽，建议在福州创办造船厂。在马尾山下购买民田200多亩为厂基，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糟、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并向国外购置机械等，同时设立学堂，以培养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11月9日，清廷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负责指挥镇圧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他推荐沈葆祯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73年，他又建立甘肃制造局，制造新式枪炮。隨后，他积极创办“兰州机噐织呢局”。1880年9月16日，织呢局正式开工生产。1869年春，他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部入陕，企图歼西稔军于泾、洛两水之间。西稔突围北上，直趋陕北延安、绥德、从壶口抢渡黄河，进入山西，年底，由晋、豫北上，驰骋于直隶保定一带，京师震动。清廷给予左宗棠以革职处分，令其戴罪立功。7月16日，西捻军失败于山东荏平徒骇河。左宗棠回到西安部署对陕、甘回民用兵。先到乾州，指挥军队攻破董志原，屠杀数万回兵。1870年12月，以金积堡为根据地的马化龙投降。1872年初，河州回民首领马占鳌投降。8月，左宗棠移驻兰州。1873年11月，肃州回民首领马文禄投降，入城清军大肆屠杀。1874年9月，左宗棠晋升为东阁大学士。
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把收复新疆、粉碎阿古柏政权、抵抗沙俄扩张野心的任务委托给他。1876年4月，在肃州设立大本营。由湘军总统刘锦棠率主力25营分4批出星星峡，紧接着蜀军徐占彪部5营出关，驻巴里坤。其时，金顺、张曜各已出关外。8月11日，金顺在刘锦棠的配合下，攻占玛纳斯南城，结束了北疆之战。阿古柏主力集中于大超、托克逊、吐鲁番等战略要地，妄图凭借天山之险负隅顽抗。左宗棠在分析了军事形势之后，做了具体部署。1877年4月16日，刘锦棠率军南下攻克大板城，全歼守敌，隨后攻克托克逊。徐占彪等两军会同刘锦棠部一举收复吐尔番。阿古柏死。左宗棠不顾英国的阻扰。9月中旬，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12月17日，连克喀什噶尔、再克叶尔芜、英吉沙尔。1878年1月2日，收复和阗。由于收复新疆的成功，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沙俄军队借口新疆局势混乱之际，侵占伊犁，名为“代守”，而久假不归。1879年，清政府派崇原前往俄都交涉，被骗签订丧权辱国条约，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左宗棠极为气愤，自请出屯哈宻，规复伊犁。清政府除派曾纪泽交涉外，一面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准备打仗。1880年5月，左宗棠抬棺材出关，进抵哈宻；沙俄也发出战争威胁。清政府为避受冲突，召左宗棠回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1881年10月28日，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1884年2月8日应召入京，再值军机。8月，法舰袭击台湾马尾港，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廷被迫宣战，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受命之后，进驻福州，积极佈防，又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9月5日，病逝于福州，谥文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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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段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屈辱岁月，然而就是这段屈辱岁月中也曾出现过一抹亮色：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在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入侵新疆。当时已70岁高龄的老将左宗棠毅然抬棺出征，从而成功保住了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左宗棠的功绩与才能不仅得到了国人的认可，也同样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在2000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全球1000年内40位智慧名人中左宗棠就榜上有名。
在屈辱的晚清历史中为什么能横空出世一个左宗棠呢？我们现在有一部分人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把国家发展完全归因于政府因素的误区。其实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自我运行规律的：人民群众自发的活动才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用一位伟人的话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事实上我们中华民族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缺乏仁人志士：中国的近代史的确是一段落后挨打的屈辱史，然而那也是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命运而奋斗的时代。
屈辱的晚清时代能出现左宗棠这抹亮色看似是突然横空出世，然而左宗棠的成功绝不是上天的恩赐——即使如左宗棠者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左宗棠在我们很多人心目中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上的一个样板人物，然而在当年左宗棠也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左宗棠并不是生来就命中注定会成为民族英雄的，他的成功背后其实有着一段心路成长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也曾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回顾左宗棠的一生不难发现：每当关键时刻他总是能屡屡得到贵人相助。
左宗棠的家族在南宋时期从江西迁居湖南后世代居住在湖南长沙府湘阴东乡左家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公元1812年11月10日）左宗棠就出生在这里。左宗棠在4岁时开始随祖父读书。左宗棠5岁时随祖父和父亲迁到长沙贡院东街的左氏祠堂。左宗棠的父亲在这里开馆授徒，从此左宗棠兄弟三人就和父亲的弟子们一起学习。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一辈子都没能考取功名，所以一直对此引以为憾的左观澜相当重视三个儿子的教育。左宗棠的两个哥哥先后考中秀才。
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左宗棠随父亲左观澜到省城长沙读书。道光六年（1826年）左宗棠的二哥左宗植进京参加朝考名列二等，回乡后被选为湖南新化县训导。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年仅15岁的左宗棠就以长沙府试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举人，然而不久之后左宗棠的母亲去世。左宗棠在悲痛之余只得回乡丁忧：丁忧期间的左宗棠广泛涉猎大量经世致用之书。当时的读书人普遍专注于科举考试要用的八股文章，然而左宗棠读书却读得很杂。
晚年的左宗棠回忆往事时曾提及当初看过的三部对自己后半生影响最大的著作：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魏源的《圣武记》。《读史方舆纪要》是记述中国历史地理的笔记；《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介绍中国分省地理学的著作；《圣武记》是将清代初期军事扩张史实与中国地缘安全形势相结合的著作。左宗棠喜欢这些著作中对山川险要和战守机宜的讲述。这些历史地理著作有助于培养左宗棠的战略思维，这对他后来带兵打仗、施政理财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读书人普遍醉心于功名，所以对这些科举不考的书根本没兴趣。据左宗棠回忆称：“士人但知有举业。见吾好此等书则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对这些嘲笑不以为意的左宗棠依然还是我行我素。魏源的《圣武记》在1844年才出版。当时的资讯传播速度可没我们今天这么快，加之又是一本科举不考的书，所以《圣武记》当时在社会上的流传范围相当狭窄。可就是这么一部冷门的书就被左宗棠大加赞赏。魏源一度成为当时左宗棠心目中的偶像。
不过对早期的左宗棠影响最大的还不是魏源，而是曾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当时贺长龄与江苏巡抚陶澍（湖南安化人）共事，而魏源则受陶澍之托与贺长龄一起编纂《皇朝经世文编》：魏源、贺长龄、陶澍等人都是当时主张经世致用的实干家。1830年贺长龄回到长沙老家为母亲守孝丁忧。左宗棠听说这个主张经世致用的老乡回来后就常跑到贺家去借书。贺长龄和魏源一样也是一个注重实干的人，所以他一看左宗棠在自己家借的这些书也对这个年轻人开始感兴趣了。
一来二去交流下来之后贺长龄和左宗棠就成为了忘年交。贺长龄曾劝左宗棠：“目前国家正苦缺乏人才，应志存远大，万勿苟且小就，限制了自己的前途”。道光十一年（1831年）左宗棠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正是左宗棠的老师。贺熙龄对自己这位弟子评价道：“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诱之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贴括”。如果说在此之前左宗棠与顾祖禹、顾炎武、魏源等人是通过作品神交，那么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就是在现实中最早提携左宗棠的人。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可是官至总督巡抚的高官。左宗棠能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自然会被别人高看一眼。年少中举、结识高官这样的经历使当时的左宗棠看起来似乎前途一片光明，然而谁也没想到左宗棠却在之后的连续三次会试中屡屡落第。左宗棠在府试中考取的举人功名还不足以使他跻身官场，要当官还必须在会试中考取进士身份才行。昔日年仅15岁的左宗棠就因为在府试中取得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而被誉为神童，然而就在作为迈入官场最后一步的会试中他却屡屡受挫。
其实左宗棠在会试中的屡屡落败并不令人意外：左宗棠确实是才华横溢之人，然而他的才能更多集中于历史、地理、军事、经济等实干事务方面，至于科举所考的八股文章反而并不见得是他的强项。其实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时成绩本来过关了，可发榜前主考官发现湖南方面上榜的人已大大超过名额，而湖北方面上榜的人却还不够，所以就把左宗棠的试卷撤下之后改录湖北一人。从此以后左宗棠就放弃了科举之路，不过他的抱负并没随着科举的失利而丧失。
左宗棠一直认为：“读书最为要紧。所贵读书者乃为能明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举一路。如果品端优之君子不得科举亦尊贵”。别人读书是为升官发财求功名，而他左宗棠读书是为了求知识。左宗棠并不认为科举是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当然他也并不排斥科举，否则他也不会去参考了。左宗棠科举失意后就回乡务农教书：这时的他有几十亩地，还管理着一个书院。按说左宗棠靠这些资源要维持生计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并没放弃报国建功的理想。
左宗棠回乡后自号“湘上农人”，对外以诸葛亮自比。尽管左宗棠自己并没放弃理想，不过在外人眼中这段时期的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就是在这段所谓的低谷时期左宗棠又遇到了一位贵人：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为自己的儿子上门提亲要娶左宗棠的女儿。陶澍是朝廷的一品大员，左宗棠是一个在乡务农教书的落榜举人。这样的身份落差在外人看来显然是门不当户不对，甚至就连陶澍的母亲也极力反对这桩婚事，然而陶澍坚持和左宗棠结为了儿女亲家。
和陶澍结亲不仅使外人对左宗棠高看一眼，而且也帮左宗棠拓宽了人脉圈子。林则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时期的著名人物或多或少都曾受过陶澍的提拔，所以左宗棠和陶澍结亲之后实际上也就和这些人产生了交集。陶澍和左宗棠定的是娃娃亲：当时陶澍的儿子和左宗棠的女儿都是小孩。陶澍不仅为儿子选择了左家的女儿，而且还聘请左宗棠教儿子陶桄读书。陶澍去世后左宗棠为报答提拔知遇之恩一直悉心教导照料既是学生、又是女婿的陶桄。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担任云贵总督的林则徐想请左宗棠出山辅佐自己，结果左宗棠为照料陶桄就婉拒了林则徐的请求。1850年1月（阴历仍为道光二十九年）林则徐返乡时路过长沙就特意约左宗棠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见面。两人在这次会见中畅谈古今形势、品评历代人物：林则徐把自己在新疆为官时所了解的当地情况以及英、俄等对中国新疆领土的野心悉数告知左宗棠。当时林则徐留下一句话：“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然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后来林则徐与人谈起这次会见时称赞左宗棠是“不凡之才”、“绝世奇才”。然而当时已年近四十的左宗棠却认为自己不大可能会有姜太公遇周文王的机会了。可就在这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了。这时湖南巡抚张亮基迫切需要启用人才抵抗太平军。在这种形势下左宗棠以师爷的身份出山辅佐张亮基。正是在这段时间左宗棠真正学会了如何打仗。张亮基在左宗棠的辅佐下连打了好几个漂亮的胜仗。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曾国藩受命到长沙组织民兵。当时左宗棠作为湖南省巡抚张亮基的幕僚与曾国藩见过一面。
在这次会面中左宗棠的才智给曾国藩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与此同时左宗棠对曾国藩也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当时左宗棠曾说过：“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由此可见当时左宗棠是把曾国藩引为相见恨晚的知己。从咸丰四年四月起继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对左宗棠这个幕僚依然颇为倚重。才华横溢的左宗棠处理事务井井有条，所以骆秉章对这位幕僚很是信任。到后来骆秉章甚至直接把衙门的很多公文直接交给左宗棠处理。
左宗棠实际上是以幕僚身份参与了很多军政事务的决策。恰逢当时湖南永州的总兵樊燮被人举报。骆秉章就把樊燮传唤到巡抚衙门问讯。这天樊燮来面见巡抚骆秉章，骆秉章却让他直接去左宗棠的公馆听候发落。樊燮见了左宗棠作揖行礼，谁知左宗棠竟要他下跪请安。樊燮好歹是个三品武官，所以觉得自己怎么也不能跪一个幕僚师爷吧？樊燮的想法如果从朝廷体制来看也没错，然而当时长沙官府的大小官员见了左宗棠确实是要请安的。
这一是看在巡抚大人的面子上，二是大家对左宗棠的才能也是由衷佩服的。在永州为官的樊燮不知道长沙官场还有这样的惯例，所以他当然不肯向左宗棠这个幕僚师爷下跪请安。正当两人争执不下时左宗棠骂了一句“滚出去”，然后直接把樊燮给轰出去了。对此怀恨在心的樊燮直接向咸丰皇帝写信指控左宗棠把持政务、欺凌官员。可想而知一个幕僚师爷居然能架空衙门政务、公然凌驾于朝廷命官之上这种事传到咸丰皇帝耳朵中时会是何等反应。
接到指控的咸丰皇帝立即下旨要求湖广总督官文彻查此事。咸丰皇帝表示：如果一旦查明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以立即就地正法。身为湖广总督的官文当时正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政见不和，所以左宗棠此时的处境可谓是危险万分。事发后骆秉章以及左宗棠的好友郭嵩焘、潘祖荫等人立即设法展开了营救左宗棠的行动。在这一过程中曾国藩也四处请人找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帮左宗棠解困。左宗棠脱困后曾国藩又保举左宗棠给自己当助手。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话用在左宗棠身上还是比较贴切的：左宗棠在经过一番折腾之后成功吸引了咸丰皇帝的注意。左宗棠这样一个并无正式官职的幕僚师爷却能令当时已是朝廷大员的曾国藩、骆秉章、郭嵩焘、潘祖荫、胡林翼等人共同出面担保。当时潘祖荫甚至上奏声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对左宗棠产生兴趣的咸丰皇帝特意向参与营救左宗棠行动的郭嵩焘询问过左宗棠的详细情况，而郭嵩焘则趁机大力向皇帝推荐左宗棠。
当时咸丰皇帝问郭嵩焘是如何认识左宗棠的，郭嵩焘回答：“自小相识”。咸丰皇帝又问：“左宗棠才干如何？”郭嵩焘回答：“左宗棠才干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咸丰皇帝再问：“左宗棠多少岁？”郭嵩焘回答：“四十七岁”。咸丰皇帝接着说道：“再过几年就五十岁了。到时就精力衰微了。为何不趁这两年身体尚可时出来任事？”郭嵩焘回答：“臣也曾劝过。他只因性情刚烈不能随同，所以不敢出山。数年来却日日在省办事。湖南四路征剿以及贵州、广西筹兵筹饷多系左宗棠之力”。
咸丰皇帝又问：“听说他想参加会试？”郭嵩焘回答：“确有此语”。咸丰皇帝说道：“左宗棠何必以进士为荣？文章报国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他如确有才，也须出来办事才好”。郭嵩焘赶紧接过话头说：“左宗棠为人是豪杰。每言及天下事感激奋发。皇上天恩如能用他，他亦万无不出之理”。这实际上就是在向皇帝推荐左宗棠。由此可见左宗棠能被朝廷委以重任一方面是因为同僚、同乡的鼎力推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朝廷正值用人之际的客观形势使然。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左宗棠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国藩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由左宗棠率领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举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1864年3月左宗棠率部攻陷杭州后控制了浙江全境。左宗棠凭借这样的战功受封一等恪靖伯、官至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攻陷杭州之后制造了一艘小轮船，由此开始了中国建设近代化新式海军的历程。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军余部后上疏奏请开办船厂。当时左宗棠在奏折中写道：“国家建都于燕（北京），津（天津）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同虚设。西洋各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制作日精。东洋日本始购轮船，拆视仿造未成，近乃遣人赴英吉利学其文字，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独我中国因频年军务繁兴而无暇议及。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
由此可见这时的左宗棠已敏锐意识到建设新式海军的重要性，同时他也已意识到日本在未来会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在建设新式海军这一问题上左宗棠坚持认为不能靠买，而是要建立能自主生产的军工体系。左宗棠认为要建设新式海军不仅要办造船厂，还要办培养海军人才的学堂。清政府在左宗棠的倡议下在福州马尾设立了下辖军舰制造、海军和工程技术教育、舰队编练管理等职能的福州船政局。船政局除了开办铁厂和船厂之外还设立了培养近代海军人才的船政学堂。
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等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海军人才几乎都是由左宗棠倡议成立的福州船政学堂培养的。同治元年（1862年）陕西、甘肃、宁夏等地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1866年9月左宗棠赴陕甘平叛前推荐沈葆桢接替自己管理福州船政局。左宗棠用七年时间平定了西北地区的捻军和回民叛乱。左宗棠在平叛后又推动甘肃与陕西分闱乡试、分设学政，从而使甘肃考生免受赴陕乡试之苦。左宗棠还通过推行西北茶政改革促进当地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陕甘地区回民叛乱的影响下新疆各地豪强趁机割据一方、各自为王。当时围绕喀什噶尔展开争夺的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马木提艾和柯尔克孜族部落头目司迪克相继致书中亚的浩罕汗国争取外援。1865年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略军入侵新疆。阿古柏在新疆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1870年阿古柏又越过天山攻陷北疆的乌鲁木齐以及吐鲁番盆地等地。趁火打劫的沙皇俄国在1871年7月4日占领了伊犁地区，就在清政府准备出兵收复新疆之际日本政府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军3000人进犯台湾。
一时间中国的东南海疆和西北边防同时告警。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次塞防和海防大讨论。左宗棠在这场大讨论中一针见血指出了新疆作为国家西部屏藩的战略意义：“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式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弃西部即弃中国”。1875年左宗棠根据新疆的敌情和地理特点制定了“先南后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筹运粮饷等后勤补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当时为筹措西征大军的军需粮饷朝廷让恭亲王向洋人举债都被拒绝，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开始为左宗棠筹备军饷的胡雪岩以江苏、浙江、广东海关收入作担保，先后六次出面借外债1870万两白银，解决了西征军的经费问题。然而当左宗棠收到这笔巨款后却痛哭流涕道：“其无耻也，臣之罪也”。这是因为左宗棠深知举借外债不仅需要承担高额的利息，而且还会令国家丧失主权。
可在当时举步维艰的财政体系下为了收复新疆、为了捍卫国土的完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问题是如何将好不容易筹措到的粮草和军饷运到前线战士们的手中呢？经过慎重思考后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分别设立北局和南局负责南北两路的粮草补给。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左宗棠在战前进行的这一系列准备工作为成功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前期的后勤补给工作已准备完毕，接下来就该动兵马了。
左宗棠在肃州集结起了以道员刘锦棠部、都统金顺部、提督张曜部为主的七万西征军，需要注意的是：这七万西征军并非全部参与了入疆作战，这一方面还是因为受制于粮草转运的困难，另一方面左宗棠还必须留足兵力应对英、俄两大列强的威胁。实际入疆与敌接战的是以刘锦堂部为先锋的三万精兵。1876年8月上旬刘锦棠部在金顺部的配合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避开供水困难的大道，走敌人严密防守但水源充足的小道，一路迫近到乌鲁木齐北面的重地古牧地（今米泉）。
在扫清敌方外围据点后用大炮轰塌城墙，于17日从缺口冲入城内并一举歼敌五千余人，次日收复乌鲁木齐，叛军白彦虎、马人得等仓皇南逃。随后左宗棠命刘锦堂部驻守乌鲁木齐：一方面防止阿古柏军北犯；一方面继续清剿山中残敌。同时左宗棠又命金顺部挥军西进：一时间昌吉、呼图壁、玛纳斯北城之敌皆闻风溃逃。9月初金顺部开始进攻玛纳斯南城，然而一个多月后仍未能攻克玛纳斯南城。这时刘锦堂、伊犁将军荣全先后率部增援会攻该城，最终清军于11月6日攻克该城。
至此天山北路被阿古柏占领的地区已全部收复。由于此时正值冬季大雪封山之际，所以刘锦堂部就地筹措军粮并为来年进军南疆进行休整。清军休整期间英国作为阿古柏的幕后支持者试图阻挠清军前进：当时英国刚迫使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随即又表示愿出面调停清政府与阿古柏政权之间的冲突。英国试图迫使清政府承认阿古柏政权为属国政权，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主权完整的公然侵犯。总理衙门则把英方的建议书转交左宗棠讨论。
左宗棠回复道：“英人若要为阿古柏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地与之亦可，何以索我膏腴之地以市恩？”俄国作为与英国在中亚角逐的老对手也在这时跳了出来。俄国人在这时施展了典型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鼓励阿古柏继续与左宗棠的平叛大军对抗，另一方面又利用阿古柏的窘境迫使其签订《俄阿边界条约》，从而将中国西北大片领土划入俄国。俄国其实想的是在日后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阿古柏在英、俄两大列强的支持下调重兵在达坂城、吐鲁番设立了两道防线。
同时阿古柏自己则坐镇喀喇沙尔（今焉耆）做垂死挣扎。1877年4月14日收复了乌鲁木齐的刘锦棠部自乌鲁木齐南下达坂城。与此同时张曜部自哈密西进，记名提督徐占彪部出击巴里坤。刘锦棠部于4月19日攻破达坂城，击毙和俘虏敌军3000余人，随即分兵一部助攻吐鲁番，主力部队则直捣托克逊。驻守在托克逊的阿古柏次子海古拉于4月下旬弃城西逃。这时张、徐两部也已连克辟展、胜金台等地，吐鲁番守敌白彦虎望风西窜，马人得率部投降。
至此清军在半个月内连克两道防线、歼敌万余。战争进行到5月下旬时左宗棠的西征大军已取得收复新疆的决定性胜利，眼见大势已去的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长子伯克·胡里在库车杀死弟弟海古拉后在英国的扶持下于喀什噶尔（今喀什）称王。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以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以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长驱南进逼近敌军的大本营喀什。这时新疆各族农牧民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敌人：新疆地区各族民众纷纷为清军指引带路，主动配合清政府的军事部署。
在新疆当地各族农牧民的配合下清军的南进行动十分顺利。到了这年9月英国再次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立喀什噶尔为中国“保护国”的要求，在左宗棠连战连捷的战局下一向以对外软弱著称的清政府破天荒地拒绝了英国这一无理要求。到了这年10月份刘锦棠部以势如破竹之势驰骋两千余里，相继收复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南疆东四城。至此盘踞在叶尔羌（今莎车）、英吉沙尔（今英吉沙）、和阗（今和田）、喀什噶尔南疆西四城的敌军已成孤立之势。
12月中下旬刘锦棠部又连克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伯克·胡里逃入俄境。1878年1月2日清军攻克了阿古柏政权在新疆的最后据点和阗。尽管阿古柏政权已然覆灭，然而这时新疆全境并未完全收复。这是因为此时伊犁地区仍被沙皇俄国所占据。沙俄其实更希望清军和阿古柏叛军斗到两败俱伤。战争期间沙俄在清政府和阿古柏之间大搞两面派手法，从而得以通过1876年1月《俄阿边界条约》从阿古柏占领区获得大片土地。沙俄并不打算还回已到手的土地。
1878年1月2日和阗（和田）光复后乱军首领之一的白彦虎与阿古柏次子伯克·胡里逃入俄国境内。沙俄政府公然为这些人提供政治庇护。沙俄此举实际上就是要利用这些人威胁中国的边境安全。沙俄方面不仅拒绝将白彦虎等人引渡给清政府，还特许白彦虎的部队5年内不纳粮、20年内不抽丁。沙俄政府甚至时不时放他们过来抢掠边境。据《戡定新疆记》记载：（白彦虎部）抢粮饷、劫商旅、戕官弁、杀行客、掠台马，肆意骚扰。沙俄方面这么做其实就是不想归还伊犁地区。
当初沙俄出兵占领伊犁时曾假惺惺地表示：“这不是占领你们国土，只是不忍心看到这里如此混乱而已。等乱事平定之后我们再把伊犁归还你们”。其实沙俄的真实意图是指望清军和阿古柏叛军斗到两败俱伤。这样沙俄就能继续赖在伊犁地区，久而久之也就造成了既成事实。然而沙俄方面没料到左宗棠的平叛速度会有如此之快。按说左宗棠平定南疆的阿古柏叛军后沙俄就该把北疆的伊犁地区归还中国，然而对领土有着执念的沙俄又岂能甘心就这么把伊犁还给中国？
在此之前还没哪个国家能迫使沙俄把已到手的土地吐出来的。作为列强之一的沙皇俄国可不像阿古柏这样的割据势力一般好对付。显然仅靠以刘锦棠部为核心的入疆作战的军队是不足以驱逐俄军的，于是左宗棠一方面命入疆清军向伊犁靠近以对盘踞于此的俄军形成巨大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对留守在甘肃境内的西征军进行整编调动以备不时之需。事实上沙俄在占领伊犁之初就软硬兼施迫使清政府派出谈判的崇厚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
这份条约中规定：中国割让伊犁以南和以西的大片土地，向俄国赔款五百万卢布，俄国商人到新疆和蒙古等地经商全部免税，允许俄国经新疆到天津、汉口和西安陆路通商；而换回来的只是一座三面被俄国包围的空城伊犁。中国与俄国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消息传到英国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英国正与俄国围绕中国新疆、西藏以及邻近的中亚、波斯等地展开一场地缘大博弈，所以英国担心俄国在中国获得太多利益会使其在与自己的地缘博弈中占据优势。
时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敏锐发觉身边的英国人几乎都在抱怨中国对俄国让步太多。清政府面对这样一份令国内民怨沸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到底不敢认账，于是改派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曾纪泽赴俄后一方面援引国际法据理力争，一方面明确表示“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但倘若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曾纪泽确定了外松内紧的谈判原则：所谓外松是指在外在形式方面尽可能创造相对缓和的谈判局面，所谓内紧是指利用左宗棠刚取得的军事胜利的余威作为威慑与俄方据理力争。
左宗棠为配合曾纪泽的谈判工作而特意打造了一口黑漆棺材并将自己的驻地由肃州迁往哈密。左宗棠以此向外界展示了自己不惜一战的决心。当时俄国在土耳其问题上与英、法的矛盾分歧较大，国内也在1880年后出现了反对沙皇统治的运动，俄国的财政也无法负担和中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在这种形势下沙俄最终决定与曾纪泽重新签订条约。中国因此得以成功收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流域附近的领土，也废除了沙俄在松花江流域行船的权利。
条约签订后左宗棠表示：“中俄和议，伊犁全还，界务无损。领事只设嘉峪关、吐鲁番两处，此外均作罢论，则商务亦尚相安。吉林俄船撤还，松花江不许俄船来往。劼刚（曾纪泽的字号）此行于时局大有裨益，中外倾心，差强人意也”。条约签订后俄国仍得以占据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所以在本质上这仍是一次不平等条约。然而这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成功迫使列强把已吞并的中国土地又吐了出来，所以当条约公布时美、英、法等国的舆论均一片沸腾。
曾在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服务的美国人马士对左宗棠和曾纪泽评价道：“左宗棠用铁和血平定了喀什噶尔；而现在曾纪泽又用和平的方式收回了伊犁。从这次经验中帝国的大臣们吸取了教训。在一个距离双方同样远近的边界上这个国家已准备作战——正如他的对手也做好了准备。正因为有了准备才发现外交毕竟还是一个更好的武器，但外交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因为帝国已准备好有效地使用武力”。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曾于1877年（光绪三年）提议新疆设省。
战争胜利后左宗棠又于1878年（光绪四年）再度提议。1878年末左宗棠就新疆设省一事第三次上奏。 1880年（光绪六年）5月左宗棠提出了新疆建省的第一个具体方案：拟设总督驻乌鲁木齐，巡抚驻阿克苏，伊犁将军仍旧，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将全疆划分为五道，道以下各设府、厅、州通县。由于当时伊犁尚未收复，所以新疆设省一事被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左宗棠通过设置过渡性机构“善后局”、改革伯克制和札萨克制等为新疆建省进行了筹备工作。1882年（光绪八年）沙俄交还伊犁后左宗棠第五次奏请新疆建省。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棠制订了新疆建省的具体方案：省会设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下设镇迪道、伊塔道、阿克苏道、喀什噶尔道，以下设府、厅、州、县。1884年（光绪十年）11月16日户部奏请添设“甘肃新疆巡抚”、“甘肃新疆布政使”各一人。次日清政府正式批准了这一上奏。至此新疆正式改设为省。
新疆设省之时中国南方的藩属国越南正遭到法国的入侵。左宗棠认为法国一旦侵占越南后会以越南为跳板对中国边境构成威胁，所以他上奏朝廷分析利弊得失并请求赴边督军。朝廷同意了左宗棠的部分请求，但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就没同意让他亲赴前线。中法马尾海战爆发后坚决主战的左宗棠奉旨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闽海军务。1884年（光绪十年）12月左宗棠抵达福州后积极布防，还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光绪十一年）7月29日病重的左宗棠连上两道奏折。
左宗棠弥留之际对朝廷提出两大请求：一是专设海防大臣，二是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不久后清廷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台湾也被正式设为一个行省。 1885年9月5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享年74岁的左宗棠在福州病故。 左宗棠临终之际口授遗折时先感激朝廷的知遇之恩，接着又说：“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憾平生，不能瞑目！”9月27日（农历八月十九）左宗棠被追赠太傅、谥号“文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