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往事（7）：尼古拉大教堂的毁灭

今天是“八一八”，突然想起了1966年引发全中国“横扫四旧”的那次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接见和检阅。
当时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女儿宋彬彬把一个红袖标套在了毛主席的左臂上，欢呼声惊天动地。
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标
20日的《光明日报》发表了宋彬彬的长篇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她激情澎湃地写道：
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我看见了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心里激动极了。
当时，我向主持大会的一位同志要求献给毛主席一个红袖章，以表达全体“红卫兵”战士对毛主席的无限信仰，无限热爱……
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
“要武嘛”，这个真理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也存在。这个真理对中国适用，对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也都适用。
今天，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向革命前辈学习，也要武。毛主席身穿绿军装接见百万群众，这也就是要武的精神……
我们要革命。我们要冲破一切束缚，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
文章的最后署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
由此，一场亘古未见的把“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砸个稀巴烂”的大浩劫真正地开始了。当年很多风华正茂的年青学子就是看到这篇文章后，纷纷仿效“宋要武”而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据我所知，哈工大“造反团”的陈轮鲧改名为“陈造反”、三中“鬼见愁”的牛树江改名为“牛闯”、一中“红后代”的张丽丽改名为“张小兵”、我们校当时“八一八”的郑玉兰改为“郑红”，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就在大家纷纷改名的时候，8月22日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人民日报》的一则通讯和《好得很！》的社论。通讯中这样描述道：首都红卫兵走上街头废泥牛、劈庙宇，大造了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旧习惯势力的反，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王府井大街改为防修路，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等等。其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
这天也是第六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闭幕的日子，十八中大多数师生和新成立的“八一八”、“造反先锋团”等红卫兵组织都出席了大会。会后举行了庆祝游行，在路过中央大街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街头横扫“四旧”。他们给各种旧的标牌、路标、商品广告等用排笔蘸着墨汁打上大大的叉，然后贴上一张张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新标牌。高耸在中央大街上的外文书店（现在的教育书店）大楼楼顶上，站着很多红卫兵，有三个人身上缚着绳索，拿着凿子和锤子，猛烈地砸着一尊尊“洋人”模样的人物浮雕。
楼底下围了很多的人，不时有人大喊：“好！眼睛，先刨眼睛！”“把下巴再刨去！”但见石渣乱飞，一片扬尘。
观望的人群里一个矮胖的中年人，他戴着眼镜，慢条斯理地向正在呐喊的红卫兵说：“请问红卫兵同学，你们为什么要砸烂这些塑像？你们知道这些雕塑的人物都是谁吗？”
在场的人都面面相觑，这时一个在楼下指挥砸雕塑的中年人——好像是外文书店的红卫兵——接过话茬说：“我可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但不过我先要问你一句：你是否对现在我们红卫兵的行动不满？”
“不，不，不，我怎么敢反对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你敢反对，就砸烂你的狗头！”有一个戴着劳保手套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扬起了手中的钢钎。
那人惊慌地摸了摸头，满脸涨红地说：“红卫兵行动好得很，我只不过对这样好的塑像被毁掉感到有些可惜了。”大家并没有再反驳他，而是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他两手无力地摆了摆，有些“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沮丧，望了望不断落下的浮雕碎块，缓慢地转身走了。临近傍晚时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又看见一路红卫兵热汗满面地奔了过来，他们跑到了中央大街的秋林公司的门口，挥起手中的木棒，“砰”地一声把秋林公司的铭牌砸得稀碎，然后大声喊着口号，张贴了一个“东方红商店”的招牌。秋林百货公司原来叫秋林商行，是1900年由俄国人伊万·雅阔列维奇·秋林为主创办的，所以就以“秋林”命名了这个“托拉斯”模式的商行。俄罗斯人姓名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本人名字，中间为父亲名字，最后为姓氏。显然“秋林”是这位俄国商人的姓，不是他的名，他的名应该叫做伊万。秋林百货公司离我们学校（哈尔滨十八中）很近，所以也是我们师生经常光顾的地方。它的特色食品“大列巴”（俄式面包）、格瓦斯饮料和小红肠一直很受欢迎。格瓦斯是一种用面包和麦芽糠等浸出液发酵的俄罗斯开胃饮料，俄国诗人普希金曾在诗歌中写道：“对他们而言，格瓦斯就像空气一样不可或缺”，足见这种饮料是何等的有魅力。
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这种饮料在市场上销声匿迹了，原因是它是“苏修的贵族饮料，喝了要变修。”
但是“大列巴”在文革中并没有被“消灭”，一直有出售。松花江岸边的一座俄国教堂上，写满了“打倒苏修！”、“打倒俄国佬！”“打倒老毛子！”（哈尔滨一向把白俄叫做“老毛子”）一张张查封教堂的“号外”传单在教堂的塔顶上，在男女红卫兵的手中飞舞、飘旋。就是在这样的“破旧立新”的“红色风暴”中，8月24日上午，哈尔滨市直党群机关1500多人在松花江畔的青年宫（青年宫这三个字是朱德元帅题写的）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点火大会”。
大会揭发、批判市委某些领导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把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揪了出来。
任仲夷胸前被红卫兵戴着大牌子，在一阵阵的口号声中，他不断地低头认罪。会后，数十辆车组成的队伍进行了游行。游行队伍路过南岗“喇嘛台”时，哈尔滨外语学校“红色恐怖队”的红卫兵正在火焚“喇嘛台”的最后一顶房檐。前一天（23日），“喇嘛台”便已经被标语和红旗所覆盖，据说是冶金测量学校的红卫兵动用消防车和卷扬机把这座宏大的建筑拆毁了。而现在外语学校的红卫兵们又在废墟上添了一把火，他们扔进一些木板和油画，火苗子一下子窜得很高，烈焰伴随着游行队伍“造反有理”歌声，显得格外地耀眼。喇嘛台正确的名称叫“圣·尼古拉大教堂”，其建筑设计方案是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完成的，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修建，故名“圣·尼古拉教堂”。
整个建筑在1899年12月竣工，被誉为“远东第一东正教教堂”。
红卫兵在拆毁“喇嘛台”当时的蓝天上，弥漫着黑色的浓烟。一些红色的传单撒向人群，传单上是呼吁在“喇嘛台”的废墟上修建一尊“顶天立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念碑。当时的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议（省委书记是潘复生)经过讨论，竟然一致决定同意修建这个“纪念塔”，并命名为“红塔”。塔身四面石壁上，设计用林彪手书的“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来装饰。1971年9月林彪垮台以后，这个还在建设中的“红塔”戛然停工，很快被整体推倒，建成了一个鲜花斑斓的马路花坛，悄然无声地掩埋了当年的惨烈。那天的游行队伍浩浩荡荡，一路上到处可以看到饭馆改名，商店换牌，橱窗改面，路标变样。
大街小巷，到处是传单，到处是人群，到处是呼声，到处都在沸腾！还有各种各样的呼吁：我们强烈要求“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信号灯改成“绿灯停，红灯行”！我们强烈要求商店不准出售高级化妆品、高跟鞋、瘦腿裤！我们呼吁立即没收城市资本家的一切财产！我们呼吁高级干部取消高薪制，避免修正主义！我们强烈呼吁把“八区广场”改名为“红卫兵广场”！不久，哈尔滨市人委根据这些呼吁正式发出文件，将34条主要路街全部更换新名：大直街改名为东方红大街，
中央大街改名为防修大街，
动力之乡路改名为大庆路，
东直路改名为东风路，
学府路改名为抗大路，
友谊路改名为反修路，
南直路改名为大寨路，
承德街改名为人民大街等。
也就是在这年的八九月间，哈尔滨—些“老字号”饭店也被强行更名了：福泰楼饭店改名为大阳升饭店，
北来顺饭店改名为人民饭店，
江南春饭店改名为工农兵饭店，
松滨饭店改名为国营第二饭店,
老都一处改名为“太阳升饺子馆”，
老仁义馆改名为“全新饺子馆” ，
宝盛东饭店改名为“曙光饭店” ，
华梅西餐厅改名为“反修饭店”。
市第一百货商店被造反派更名为“哈尔滨市新曙光人民商店”，三友照相馆、老鼎丰食品店的招牌被砸碎，分别更名为“新中国照相馆”和“大众食品商店”；北方大厦改为了人民大厦，不久又改为了“省革委会第一招待所”。全市一切醒目的地方都写上了毛主席语录，各主要建筑物上都披上了“红装”，到处都是“红海洋”。甚至哈医大校园中矗立的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塑像也被砸碎毁倒，要在这里竖立“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红色的大宣传牌。这一切，正如我的同学姜秋（@轻骑兵）先生在“读后有感”的小诗中所记述和警示的那样：读罢常兄文，当年浩劫凶。
上房去揭瓦，砸碑刨坟茔。
和尚还俗去，牧师烧圣经。
拆了喇嘛台，筑成一塔红。
人间有正道，世事有回轮。
当年砸碑者，入庙苦修行。
悔拆喇嘛台，鞭尸悖人伦。
今悟不算晚，警醒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