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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夏烧了郑和的航海图,阻碍了中国的大航海,算不算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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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宪宗成化间,有太监劝皇帝效仿成祖故事,重新下西洋。明代一些史籍,如万表《灼艾余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郑和下西洋档案,而顾起元《客座赘语》则说刘大夏焚毁郑和下西洋档案;究竟是藏匿还是焚毁,至今仍然是个谜。
其实刘大夏是否烧毁档案,对大航海没有决定性意义。
为什么?
因为郑和去的地区都是比较成熟的航线,同哥伦布、麦哲伦的探险是完全不同的。
大体上郑和是从东亚南下,进入东南亚,再进入南亚,最远到达东非。
除了东非航线比较偏僻和罕见以外,其他航线早就是古代成熟航线。
早在宋代,中国就有大量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海船了。
所以,只要大明有大航海的意图,刘大夏的行为算不了什么。
关键在于大明对于海外领土没有太多兴趣,因为当时明朝人口不过1亿多。
就中国这么大的面积来说,这个人口数量尚不足以将土地开发完。
自己的土地尚且没有吃透,为什么要远洋去占领别的土地。
况且,在大明看来,东南亚都是不毛之地,不值得占领。
朱棣时期,大明一度占领越南,但多年以后还是放弃了,因为性价比太低,得到的太少,还要花费巨资驻军和养活当地民众。
至于大明的海上贸易航线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成熟的,郑和当时也都打通了,没有必要再航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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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记载,郑和第一次下西洋,造了长44丈,宽18丈的大船62艘。
明代一丈大约等于现在2·8米,也就是,这些船都是百米以上长。现代专家估算,其排水量能达到惊人的2万吨。2万吨什么概念?相当于现代一艘大型巡洋舰了。要知道,我国第一艘航母排水量也就6万吨!
所以,如果刘大夏真的把郑和船队的档案都烧了,那他真是个罪人,跟焚书坑儒差不多。
但是,刘大夏是否烧过郑和航海的档案?
跟明代有关的一些史料都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而且众说纷纭。有的说刘大夏为了阻碍皇帝重启郑和的航海事业,故意把档案藏了起来,比如万表《灼艾余集》、严从简《殊域周咨录》等;有的说刘大夏为让皇帝死心,直接把这些档案烧了,比如顾起元《客座赘语》。总之,刘大夏烧没烧郑和的航海档案,这是个悬案。
但是,刘大夏为什么阻碍皇帝重启郑和的大航海呢?这要从郑和下西洋说起。
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儿子)派遣的。而明成祖朱棣实际上是篡了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孙子)的位(朱允炆想削藩,朱棣于是起兵取而代之)。篡位后,建文帝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于是永乐三年,朱棣命令郑和出使西洋。
出使西洋的目的,书面上是为了联络各国,宣扬国威。但史学家分析,这是朱棣心虚的表现。因为篡位,所以努力想向天下证明自己的正统。另一方面,许多人猜测,郑和下西洋,其实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不论何种原因,郑和下西洋达到了官方的预期,确实宣扬了国威。
郑和一路南行,最远甚至到达了波斯(伊朗)。他一路锄强扶弱,平定过他国叛乱,也替当地打败过海盗,还把先进的中华技术带到了各地。至今,有些东南亚国家还有纪念郑和的各种建筑遗迹,比如郑和祠堂,三宝井等。
归来后,郑和不仅带回了各国使节,也带回了各种奇珍,甚至还有一头麒麟(其实是长颈鹿)。但是,朱棣并没有把航海的真正作用发挥出来,他的航海,理想主义过于浓厚!他没有靠航海开展贸易,甚至还做起了亏本买卖。每次外国使节带礼品来朝贺,他都加倍回礼!几次三番,搞得各国都学会了薅大明的羊毛。
抛开给各国的“回贡”不说,郑和船队到后期,船只数量超过了百艘,人数接近3万!这样一个庞大的团队,设备维护费,人员安置费等,一直靠政府出钱养着,给政府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其实比较起来,每次下西洋,和出兵打仗没差别,而我们都知道,打仗是最费钱的。所以,航海确实成了个劳民伤财的不正当营生。
终于,经过6次下西洋,也就是朱棣去世后,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为由,下令停止了下西洋的行动。虽然后来又有了第七次下西洋,但这一次,郑和死在了路上,最终下西洋一事被彻底停止。
然后就是后来的,明宪宗时,有太监劝宪宗效仿明成祖下西洋宣扬国威,于是找到管档案的刘大夏,刘大夏却说航海档案没有了,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这么看来,刘大夏的初衷倒是好的,下西洋确实劳民伤财。但是,从长远来看,这件事其实是有碍国运的。
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近一个世纪,而且郑和的船队规模比哥伦布高了不止一个等级。如果下西洋能继续下去,甚至想得好一点,皇帝同意航海贸易,那有了经济收入,中国率先实现环球航行也或未可知。实现环球航行,有了更开阔的视野,便有了更广的世界观,如此,中国未必会出现后来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是,世事无常,谁又能预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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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历史记载,郑第一次下西洋时,他建造了62艘大船,这些船长44丈,宽18丈。在明代,十丈长约2.8米,也就是说,这些船有100多米长。现代专家估计它的排水量达到惊人的2万吨。2万吨的概念是什么?它相当于现代的大型巡洋舰,就算是我们的第一艘航母也只能排水量6万吨!
因此,如果刘大夏真的烧毁了郑和船队的档案,那他就是一个罪人,就像焚书坑儒一样,但是刘大夏烧了郑和的档案了吗?
一些与明代有关的史料并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对此众说纷纭。有人说,刘大夏为了防止皇帝恢复郑和的航海事业,故意隐藏了一些档案;有人说,刘大夏为了让皇上放弃,直接烧掉了这些文件。总之,刘大夏有没有烧毁郑的航海文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案件。
但为什么刘大夏要阻止皇帝恢复下西洋?故事得从郑和下西洋开始。
我们知道,郑和下西洋是由明朝皇帝朱棣(朱元璋之子)派遣的,而明成祖朱棣却篡夺了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之孙)的位置,篡位后,建文帝生而无人,死而无尸。于是,永乐三年,朱棣下令郑和下西洋。
下西洋的目的是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提高国家威望,但史学家分析,这是朱棣心虚的表现,因为篡位,他试图向世界证明他的正统,另一方面,很多人猜测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
不管是什么原因,郑下西洋不仅符合官方的预期,而且确实提升了国家的威望。
郑和带领船队一直到波斯(伊朗),他打击弱小,平定别国的叛乱,为他们打击海盗,把中国的先进技术带到其他国家。到目前为止,一些东南亚国家仍有各种纪念郑和的建筑遗迹,如郑和祠堂。
回国后,郑和不仅带来了使节,还带来了异国珍宝,包括一只独角兽(实际上是一只长颈鹿)。然而,朱棣并没有发挥真正的航海作用,他甚至亏本交易,而不是进行海上贸易,每次外国使节带礼物来祝贺他时,他都要加倍送礼。
除向其他国家回贡外,郑和船队后期有100多艘船,近3万人,如此庞大的队伍、设备维护费用、人员安置费用等,一直依赖政府资金进行维护,给政府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事实上,相比之下,每一次下西洋与战争没有什么不同,我们都知道,战争是最昂贵的。因此,郑和下西洋是对金钱和劳力的真正浪费。
最后,经过六次西进,即朱棣死后,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为由,下令停止西进的行动。虽然还有第七次航行,但这一次郑和死在途中,航行终于停止了。
后来,明宪宗当上皇帝后,一些宦官建议他效法明成祖的做法,到西海去,以提高国家的威望。于是,负责档案工作的刘大夏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刘大夏说,海事档案不见了。
这样一看,刘大夏的初衷是好的,下西洋真是浪费金钱和人。但是,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上对国家不利。
但是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了近一个世纪,他的船队比哥伦布的船队高出一级以上。如果航行能继续下去,甚至更好,皇帝同意进行海上贸易,那么,有了钱,中国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环球航行的国家,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广阔的世界观,中国就不一定会经历过去千年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变化。
但是世事无常,我们怎么能确定如果档案没有消失,中国就一定能发挥海上贸易的真正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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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刘大夏是否烧毁了郑和航海图,这都不是阻碍中国进入航海时代的主要原因和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和重农抑商的政策。
我们现在虽然高度赞扬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但应该看到的是,郑和下西洋和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从动机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主要是由于通往亚洲陆路商路被阻断,因为商业贸易需要而寻找通往亚洲的新贸易航线,其本质动机是商业性质的。
而郑和下西洋更多的是明朝官方发起的一种宣扬国威的政治行为,即便有商业经济的成分,主要也是一种薄来厚往的朝贡贸易。相对于欧洲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出于商业贸易动机的地理大发现,郑和下西洋基本上不存在一种良性的经济活动来支持,完全是需要由国家财政来负担的“烧钱”行为,必然不能长久。
中国古代王朝时期主要还是以农业为本的小农经济社会。如果不改变重农抑商的政策,不大力支持和鼓励民间的海外贸易活动,是无法产生像欧洲大航海时代那种能够深刻改变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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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波云星,我来回答。他还算不上“千古罪臣”。
一、烧郑和出使水程案卷,指控疑云重重。
刘大夏火烧“郑和出使水程”档案,不见诸于大明官史。故事最初录于明嘉靖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和陆树声的《长水日抄》,后来,万历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等著述也有此类记载。所以,后人都认为是刘大夏把档案烧了。
到底烧没烧呢?
二十二年,仁宗即位。从前户部尚书夏原吉之请,诏停止西洋取宝船,不复下番。宣德中复开,至正统初复禁。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诏索郑合出使水程。兵部尚书项忠命吏入库检旧案不得,盖先为车驾郎中刘大夏所匿。忠笞吏,复令入检三日,终莫能得,大夏秘不言。会台谏论止其事。忠诘吏谓:“库中案卷宁能失去?”大夏在旁对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忠竦然听之,降位曰:“君阴德不细,此位不久当属君矣。”自后其国亦不常至,间一遣使朝贡云。 ——–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
成化中,中旨咨访下西洋故事,刘忠宣公大夏为郎中,取而焚之,意所载必多恢诡谲怪,辽绝耳目之表者。所征方物,亦必不止于蒟酱、邛杖、蒲桃、涂林、大鸟卵之奇 ,而星槎胜览纪篹寂寥,莫可考验,使后世有爱奇如司马子长者,无复可纪。惜哉,其以取宝为名,而不审于周官王会之义哉。或曰宝船之役,时有谓建文帝入海上诸国者,假此踪迹之。若然,则圣意愈渊远矣。————-顾起元《客座赘语》
十六年,议征安南,既而罢之。时安南累岁侵扰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请讨之。汪直因献取安南之策。职方郎中陆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国已久,今事大之礼不亏,叛逆之形未见,一旦以兵加之,恐遗祸不细。”直意犹未已,传上旨索永乐中调军数。时刘大夏亦在职方,故匿具籍。徐以利害告尚书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寝。 ——–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
汪直好边功,以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明史》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之蹊跷,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这种个人叙事,实有夸大之处:
“成化间,有中贵迎和上意者,举永乐故事以告”,这是关键背景,同一部书《殊域周咨录》中还提到六年前,“直意犹未已,传上旨索永乐中调军数。时刘大夏亦在职方,故匿具籍”,六年前的事情载于明史,独独六年后的所谓“焚烧郑合出使水程”却无记载,不可疑吗?
“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到底刘大夏说话时到底毁没毁?如果这个记载是可信的,充其量只能说明刘大夏知道这批档案的去处,还不能肯定是他销毁的
“库中案卷宁能失去”,这个道理兵部尚书自然知道,所以当书吏没找到时,项忠就会拿鞭子抽他们。“诏索郑合出使水程”,又怎能不了了之?王直何如人也?那可是皇帝专宠用事的宦官,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的大统领。真要是焚烧国家档案,难道不触犯大明律法吗?
刘大夏是兵部侍郎,对尚书项忠,怎敢底气十足地以下犯上?听了刘大夏一番话,项忠不仅没处罚刘大夏,竟然还说他这个尚书位置不久应该由刘大夏来担任,怎么看都像是士林逸事,听得有点儿莫名奇妙。
烧没烧档案,这事儿还真是疑窦丛生,不可全信。
二、崇祯时代的“郑和航海图”
明崇祯元年(1628年),茅元仪《武备志》中出现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在图的前言里:“……当是时,臣为内览郑和,亦不辱命焉。其图列道里国土,详而不诬。载以昭来世,志武功也”,后人也称为《郑和航海图》。
图幅自右而左,呈现为书本样式,割为24页,录图20页,共40幅,其中国内18幅,国外22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两幅。《郑和航海图》将“航海日志”和“航线图”合二为一,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采用多种针路以适应和利用季风洋流,体现了高超的航海技术和海洋气象科学水平。
与西方的对位图不一样,它是一种对景图,以行船者的视觉,利用航线各处的山形、水势、星辰位置判别船舶所在位置,一步步做近岸航行。全图有地名500个,其中外国地名约300个,能考证出的有350个,还150个考证不出。《郑和航海图》称得上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在世界地图学史、地理学史、航海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从《郑和航海图》所列地点来看,此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麻林地”即今肯尼亚马林迪。该图应该绘制于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它是否就是郑和所用之图、出自何时、何人、是抄本还是改写本,目前均不详。说烧了的,您是如何看待这种图的?
三、刘大夏有无罪,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中国的大航海?
刘大夏(1436年—1516年)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他通晓兵事,成化元年(1465年),授兵部职职方司主事,成化十一年(1475年),刘大夏升为兵部职方司郎中。正德十一年去世,赠太保,谥“忠宣”。
从生平和谥号上看,没有迹象表明刘大夏因为一起不见诸正史的“郑和出使水程案卷或匿或焚”事件受到处罚,换句话就是,按照重典《大明律》,刘大夏没构成犯罪,甚或违法了也安然无恙。
郑和下西洋啥时才真正被重视起来?那是在郑和航海的近五百年之后,梁启超才是开启“郑学”的第一人。在那之前,真正是谁把郑和及其水程档案、航海图当回事儿了。在当时很多大明人那里,那些海图或水程档案丢了或烧了,他们也未必觉得可惜。若不是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分别在江苏太仓刘家港天妃宫和福建长乐南山刻下了《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若不是近世海患频仍,郑和也同样会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中湮没无闻。
我们当然要重视史料,但也没必要走极端,将水程档案、海图的重要性乃至郑和航海的意义无限拔高。海图抑或水程档案,这些都是航海的结果,而不是航海的前提。没有水程案卷、海图,就不能航海了?有了水程档案、海图,哪怕再多下几次西洋,即使是发现澳洲、美洲、南极洲又会怎样?更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能够因为一卷水程档案或一张海图而自动产生吗?若思想跟不上,主动背转身子,闭眼休息,在近代版本的“龟兔赛跑”中谁会胜出?
居高位必须要有历史责任感,但是人总难以超越自身的局限性。让刘大夏按照后世的标准,为我们后世的“落后”,承担“千古罪责”,是否有些过分苛求古人了呢?在历史问题上,“罪在哪里”比“罪人是谁”似乎更重要。因为,找出“罪人”相对容易,实在找不到还可以找到“替罪羊”,而发掘根源,找出“罪在哪里”,则需要直面的勇气、冷静的反思。
真正阻碍中国大航海的,是朝野上下狭隘的观念视野和不可持续的朝贡贸易模式。“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
事实上,郑和七下西洋对于大明的海上贸易没起到什么拓展的作用,相反“厚往薄来”使得外国海商乐此不疲地来“吃大户”。刘大夏等人的反对,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
更可笑的是,郑和下西洋的恢宏历史篇章到了明后期竟成了神魔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书中的郑和在碧峰长老和张天师协助下,出兵西征,一路除敌斩妖,慑服诸国。也许是为了更加喜闻乐见吧,但这种思想观念对于中国大航海有何帮助呢?
就像曹操之于中医那样,刘大夏之于航海也算不上“千古罪人”。与其找这种“千古罪人”,不若直面现实,奋起直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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