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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甲骨文没有提到过夏朝,反倒推崇舜,夏,商是怎么一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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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说没夏朝,夏字,是由于没人解读出来,那到底有没有夏字,夏朝,只能看专家的解说,我们一般人没法考证,下面列李元星前辈的《甲骨文中的殷前古史》一书,看看他的说法:
先说夏字
这是甲骨文卜辞的夏字,个人感觉像一个人拿着一片荷叶在抵挡天上的日晒,这个字隶定为【日页】的上下结构。学者季旭昇在《说文新证》论证,这个字就是举首见日之形,本意指天热,从日下页会意。
上面的两种写法不同,是因为古文字不是特别规范,有省笔、加笔的现象,导致一字多形。
容庚先生编撰的《金文编》中,录有“文夏父丁”文字,上图为一件商代青铜提梁卣上的铭文。
文字就是“文夏父丁”,右边的夏字较为明显。这是纪念大禹的,大禹的名字叫文命,封地叫夏,建立夏朝后,就有了“文夏”之称。“文夏父丁卣”就是为纪念大禹而制作的青铜器卣。
再说夏朝
李元星前辈在书中列举了关于夏朝的研究
其中,夏桀就出现过,只不过原先人们翻译为“马乘”,“望乘”,其实是“夏桀”,
这是甲骨文乙编中的一句“今五月反”,意思是商汤占卜,夏历五月就造夏王朝的反,不等麦收结束。
这是说六月二十二日,夏王到了敦的位置,摆酒盛宴款待商汤,实则是表示认罪退位,结合《逸周书·卷九·殷祝》看,是夏桀让位于商汤。
这是流放夏桀到南巢,今安徽一带,后来规定夏桀只能在这一带活动,不能与诸夏一带来往。
夏商关系
承前启后,夏朝结束就是商朝,商汤推翻了夏桀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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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并存是肯定的。无论是史记殷本纪还是古本竹书纪年都有很多夏商共时的记录,以至于夏中晚期的多位夏王,除了记同期的商王事迹,本身无事可记,这部分夏史料与其说是夏史,不如说是用夏王记年的商史。
即便是商史,却使用夏王记年,这一细微之处却反映了一个重大的观念:天命-法统。无论夏、商的相对实力如何,真实的政治关系如何,在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最高权力。夏商之交,并不是两个政体的存亡,而是最高权力的交替。
事实上,至迟从商汤起兵讨伐夏及其属国的那一刻起,当时的中原大地就并存着两个敌对的政体或联盟,直到商汤完成灭夏大业之后才重新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类似的,在殷商晚期,可能从武乙暴毙于渭河之滨,到文丁杀季历那段时间,周便与殷商誓不两立,各自拥有优势地区的完全独立权力。
这种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如三国、宋辽金西夏蒙古、清与南明。
“法统”唯一的这种观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两河文明的苏美尔王表,按照顺序记载的王世相加,远超苏美尔文明的上限,原因是作者把同时并存的许多政体首脑视为前后相继的唯一王世。出土的大量泥板文书证实,许多王世其实是并存的。但王表作者处于一统的观念,把并存的王世排列成了前后相继的序列,这也许是人类共通的简化、线形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
由于甲骨文、金文这种同时代的文献材料出土数量比较有限,最早者也没有早于殷商晚期的,所以我们没有夏商并存时期的第一手材料验证两者之间的实际关系。
所以夏商时期的政治关系只能通过晚至千年以上的后世文献来推断。准确性自然是有限的。我甚至不能确定,夏商时期是否存在“法统”唯一的观念。以及,夏本纪中夏年记商史这种做法是否暗示了更为骇人的真相?
不过,从甲骨文记录中,我们可以一瞥当时的政治现实。包括周方在内,商与各地方政体(方)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时战时和。关系好的时候联姻、召唤、取物,甚至为商王占卜,恶劣的时候则动以刀兵。整合程度相当有限。甲骨文中甚至有称王的,关系还算友好。这说明,至少在殷商时期,“王”的称号并不是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殷商自称“大邑商”,用今天的话语翻译就是大城市商,不是大国商,更不是天朝商。暗示当时的政治观念还没有发展到法统唯一的程度。
其实到了西周时期,金文中也有称王的,说明法统唯一的观念是逐步发展出来的。我怀疑殷商晚期的几位商王开始改称“帝某”,以及“唯王X祀”的记年增多,可能是天命法统观开始萌芽的表现。
说回来,甲骨文记录表明,最早开始称王的商先祖是王亥,亥字在甲骨文中常用上鸟下亥的合文,完整表达应为“王鸟亥”;此后还有王恒等。王亥是商汤的六世祖,与夏后泄同时。说明此时的商已经是独霸一方的势力。
而在夏本纪中,夏后与商族首领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最早的契为舜封到商地,算立国;后有相土服马;冥为夏司空,治水而亡。到了王亥以后,就不存在什么关联,没有看到商族领袖为夏后服务的记录,暗示出商与夏慢慢疏离的一些脉络。
综合来讲,可以比较安全地说夏商是并存的。虽然按照后世的天命法统观,是不可能同时存在“夏朝”和“商朝”的。问题关键在于,“朝代”这个词语所代表的天命法统观在夏商时期很可能还未产生。当时的政治现实很可能是,同时存在若干个以某一“邑”(城邦)为核心的松紧程度不一的联盟体,有战有和,势力有起有落,也许存在某个时期的一“霸”或名义上的“上国”,但天下共主的观念很可能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朝代”这个比较晚近的观念去套那个时候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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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中虽然有夏这个字,但是尚不能断定是指夏朝,因为到目前为止,夏作为一个文明的存在是可以找到一些证据的,但是作为一个朝代,证据还远远不够。所以,甲骨文中没有提到过夏朝,这是目前的研究成果。
但是题目中说推崇舜,这个却是没有听说过,题主可以提供一些证据。
至于说夏商的关系,应该是存在一个并存时期,但后来夏逐渐衰落,而商则发展成为第一个朝代。
我们从甲骨文的研究中得到了大量关于商朝的社会,政治,军事,生活等各方面的信息,关于断代,商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我们发现大量甲骨文和青铜器的时期,实际是晚商时期,也就是盘庚迁殷之后的时期,大概300余年。这段时期我们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记录也最为详细。
而盘庚之前到汤这个时期,叫做早商时期,这个时期的甲骨文出土很少,青铜器也比较粗糙。关于这个时期的记录主要是后代甲骨文祭祀中所描述的事迹,而传说中汤灭夏也是在这个时期之内的,所以按说在后世的祭祀中应该大肆宣传,因为商灭夏的功绩远远大于其他商王的功绩。
然而,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祭文,所以对夏是否真有这么大的影响是严重怀疑的。如果夏是第一个天下共主的朝代,那么汤的开国功绩为什么后人不提?
在汤之前,还存在一个先商时期,这是指商朝建立之前的一段时期。这个时期基本与传说夏朝时期相当,实际上是商朝前期的发展。
实际上,在商朝建立前,乃至建立后,中原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大小不同的文明,也称作万邦时期,类似于西方的城邦文明。而商也只是其中一个,夏很可能也只是其中一员而已。而随着发展,夏可能逐渐衰落了,而商却不断壮大,不断简并周围的小文明。夏可能只是其中一个,甚至在商到来之前已经没落了,因此在商的记载中,根本不值得大书特书。
而后世司马迁记载的夏朝,更多的可能来自传说,来自对诸夏文明的向往,而并非真的存在一个夏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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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说过。说文解字里把大禹的禹字解释为:通虫字,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禹字在上古时期通巫。大禹就是大巫。再看这个夏字,其实是禹字上面加了一个日字。这是代表了王权天受的意思。上古时期这个天其实就是日。而夏之一朝王权在天,大禹就是祭天的大巫。那么大巫为什么会成为奴隶制王权的奠基人呢?我前面就说过,上古时期是各个部族松散的氏族联盟,尧舜时期是民主推选制度,随着祭祀文明的兴起。华夏文明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权利阶层,那就是:祭司群体。参考一下古代希伯来人的士师文化,就可以知道:祭司群体逐渐取代了部族民主推选制度,成为了一个新的统治阶层。而这个阶层借助自然灾变,发动战争,建立了奴隶制政权。那么,商朝为什么这么仇恨夏朝呢?因为属于东夷文化圈的殷商建立了自己的祭祀文化,禹夏尊崇的神明都被推翻了,打倒了。上古时期,一个神权与另一个神权间的斗争,采取的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彻底埋葬。那么禹夏神权彻底终结了吗?当然没有。只需要看一下上古时期的巴蜀文化圈,就能找到禹夏文化的传承。当然了,巴蜀文化绝对不能和禹夏文明划等号,它还收到南亚,两河流域文明的影响。但是:巴蜀文化肯定具有禹夏文明的深深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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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夏商的关系可以参照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廷与西欧诸国的关系理解。
现代很少有人研究夏商周之政体,而一味以奴隶制概括。实际上西方历史学术界的原始、奴隶、封建的断代,并不适合东方社会。
夏朝是政教合一的国体。国家元首也是最高祭司,是太阳神。既是世俗的统治者,也是神的最高者太阳神。
商汤革命实际上是宗教革命,结果就是形成了王权和神权的分离。商汤是王权的代理。伊尹是神权的代理。传说伊尹曾是夏桀的厨师,那时厨师地位是相当高的,从鼎作为一种炊具成为王权国家象征就可看出来。商汤在时,王权可以压制神权,即王族控制祭司阶层,汤去世后,伊尹摄政,即神权压制王权,整个商的历史从此就是王与神的斗争,盘庚迁殷就是要摆脱控制在旧都的祭司,商纣搬朝歌也是为摆脱微子启、箕子等神权祭司控制。这个过程类似中世纪西欧的加尔文宗教改革。
周武王伐商,也是一场宗教革命。世俗王权终于压倒神权。周公以礼治国。神退出历史舞台。此过程,类似于西欧文艺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