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物论 第041期
口述 | 余世存 主播 | 张钰良
出品 | 惟物论FM
嘉宾介绍
余世存,诗人、学者,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和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壹
说到饭碗,我觉得跟我小时候的记忆有关。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孩子嘛,而且是生活在一个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多名词现在人一般不太容易理解,比如说什么叫城乡二元结构啊,什么叫“剪刀差”啊。
说简单一点,其实就是国家处在这种超经济强制的一个社会。这个超经济强制呢,它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市场经济,而是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切的生活资料,包括生产资料,你想买却不是能够从市场上买的着,没有市场这个概念,即使你有钱你也不一定买得着。因为在货币之外它还有一个票证制度,如果你没有票,你只有钱的话也不一定买得着。
计划经济时代,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
计划经济它是用一整套的办法把农村几乎一切可以剩余的物质资料和人力资料全部利用干净。不允许或者说不让民间有剩余的资源,一切的资源都被国家在计划在掌控。如果再说得形象一点,就是说国家有一套办法,它能够让一个人身体末端的所有血液,都能够吸到他的中心地带,比如说心脏和大脑。这个心脏、大脑,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也就是说城市能够源源不断的从农村吸血,我们把这个结构叫计划经济,或者叫城乡二元结构,又有个形象的说法叫“剪刀差”,用剪刀把农村新长起来的资源全部剪给了城市。
当然我们以为现在的这个时代,它是一个比较市场化的时代,但是如果从它本质的角度讲,它跟那个年代还是有一种同构性。我们今天讲的最重要的“血液”,它不仅仅是指生活资料,还是指人才。比如说中国80%以上的人才都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这三四个城市里面。所以你要从这个角度讲,今天这个社会跟当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它还是有一种同构性的。也就是说我们对社会的创造也好,对我们人生的目标方向也好,其实被这个社会有形无形的手在操控着。
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体现在城市户口的优势上
这种操控中最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吃饭所经常说的饭碗。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经常就听父母亲也好,或听村里人也好,他们就特别羡慕城里人,甚至羡慕城里的那些做工的工人,就觉得他们是有“铁饭碗”,国家管他们能管一辈子。不像农村的人一样,一辈子都是在跟泥巴打交道。做农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我小时候就是被村里人也好,被父母也好灌输这么一个概念,就特别向往城里人的生活。好像只要一进城,只要一进入体制,你一辈子就可以说是旱涝保收了,任何东西就是体制和国家帮你包办了。国家、政府或者说体制、城里人这几个词,它是意味着安全,意味着生活不发愁。而我们在体制外农村的人,是必须自己去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
我们小时候就听到这个话,就是说你要好好读书,这样长大了把书读好了,就能够念大学,大学好了就成为国家干部,国家就能包你分配,端的饭碗就是一个“铁饭碗”。如果在国家干部的这条道路上再走得好的话,就是做大官,捧的饭碗就叫“金饭碗”。那农村人就说你是吃香的,喝辣的,属于这条路。如果不好好学习,待在农村,跟父母在一起的话,那一辈子就只能是捧个“泥饭碗”,所谓的“泥饭碗”就是不能旱涝保收,而且随时会被打碎,是吧?所以这个饭碗这个东西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人人都想捧起“金饭碗”
贰
我在北大是应该是1990年毕业,毕业前后呢,我认识了一个前辈学者舒芜先生,他本姓方。我那个时候毕业分配的不太好,就分到北京一中教书了。一中在我们心目中就不是一个很好的单位,可能现在的很多朋友也不一定能够理解。因为在我之前的很多北大毕业生一般都是分配到大机关里面,或者是分到报社里面,分到省政府的政研室,还有分到大学里面,或者出版社。我那届分配得很不好,像我为了留北京就只好进了中学。
当时我们一块儿分到一中的北大学生有好多,加上师大的学生大概有六七位。唉呀,一进那种我们说的公家单位,就觉得对物质的恐惧是没有的。他跟我在学生时代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在学生时代,感触最深的就是我父母对我还不错,但是我读中学和读大学还是经常为钱发愁。在中学经常是几块豆腐乳再买四两饭,一顿饭就这么吃。比如说我在大学还吃过买四两饭,买很便宜的菜,比如说五分钱、一毛钱的那种菜,然后再加上几颗从老家带来的腌蒜,就可以吃一顿饭。小时候就有一种对物质匮乏的那种恐惧感。
但是你一进那个学校里面去当老师,这种东西好像就没了,因为你每个月是固定去领工资。而且那个时候学校对我们的管理也比较好,比如说我们虽然只有六七个人,还要给我们请一个厨师给我们做饭,所以那个时候真是在物质生活上面,基本没有太多的考虑,无忧无虑。而且那个时候过得很舒适,我经常是睡到早上八九点钟,然后学生跑到我的房子外面喊我去给他们上课,然后上完两节课回到宿舍又可以该干嘛就干嘛。所以那个时候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放松的状态。
学校的工作环境舒适,但心里却很苦闷
但是我就觉得年轻人不应该这么过,觉得很不适应,跟自己的那种理想错位特别大。 觉得自己读了北大,总觉得自己还算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应该是施展这种才华,也觉得自己的人生一直在学校里面很不甘心。所以那个时候比较苦闷,这种青春期的苦闷就特别想跟人诉说。
认识了方先生之后,就经常去方先生家吃饭,而且跟他写信,那个时候方先生就跟我谈了很多事情,他就觉得我像个没头的苍蝇乱撞一样。他就劝我,他说人一辈子做不了几件事,他说能做好一件事就很不错了,他说你要想好你这辈子做什么。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总觉得当中学老师,内心非常非常不甘心,就老想出来。但是那个时候出来跟现在的大学生出来找工作又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好像社会上也没有多少工作让你去找。因为还是国家统一的那种包揽天下的职业和机构,几乎都是国家的。你要是从中学跳出来的话,首先你要去把档案要出来都很不容易。然后要出来档案,还要对方要接收你的档案也不容易。所以这个过程就很复杂。
我们那个时候年轻人中就兴起一种说不要所谓的国家干部身份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学生基本上都是国家干部身份,我们也不要档案了。我们就试一下能不能在这个社会找一份生存之道。
抛弃档案,能否在社会上找到一份生存之道
那个时候方先生就知道,我想辞掉教职,要到社会上去闯的时候就特别担心,他说你无论是今后做学问也好,还是写作也好,这是你的兴趣,但是人一辈子还是需要有一个饭碗。他说你有这个饭碗,这个是你的生存之道,是你的职业,然后你的兴趣跟你的职业可以分开。比如说你白天去当个教书匠,你晚上或者业余去读书、去做学问、去写作都没有问题,他说你要把这个处理好,而不要轻易的把手里的饭碗扔掉了。因为他说在中国这个社会要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饭碗是特别不容易的,这个时候等于又给我加深了一些对饭碗的印象。
叁
1996到1997年那个时候,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做了几年之后,因为一个特别好的机缘又进了国家部委,当时叫国家土地局,后来在部委合并的时候就改成国土资源部,在那个地方作为一本杂志的副主编,按体制内的这个级别来靠的话就是一个副处。
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很“苦逼”的北漂,但是在别人眼里你已经是一个中央部委机关的大干部了。比如说我们去山东的一个土地局,土地局长招待我们非常好,吃吃喝喝之后再派辆车把我们送到曲阜去参观孔庙。包括我过年回家,武汉那边和随州方面的那些局级机关都会车接车送。那个时候你就觉得体制这种资源可用的,或者说可以沾光的太多了,但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年轻人,又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有点不太好,你享受一次之后你就容易被它俘虏。
别人眼里的大干部,自己却觉得还是一个北漂
所以我开玩笑说,如果我在体制里面待到现在的话,我级别应该很高。但是换一个说法,别人又说像你这样的老好人,说不定你被设一个套,你就可能做了替罪羊,或者你再主动一点,你就是一个贪官,早就被抓了进监狱了,是吧?这也是可能的,对不对?因为我身边有人这么已经变异了,所以我当时只是本能觉得体制里有物质生活非常好的一面,但是它对人性的压抑也好,或改变也好,也是很恐怖的。所以我后来就离开了这种体制。
无论是从家庭也好,还是从学校也好,走入社会的时候,我们肯定是受到很多的灌输,就觉得我们之所以能在这个社会上立足,之所以能有碗饭吃,是因为这个国家给你的,这个政府给你的。我这些年来听到大大小小的议论,就是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这样的说法,好像就是说国家这个大河里面水多了,你小河才有水,是吧?这是一个颠倒因果关系的说法。
余世存决心离开了体制
政法大学的丛日云教授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国家走了弯路,对你个人来说,就是毁了你的一生。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个事实背后也暗含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国家走了弯路,对很多个体成员来讲,你的饭碗就不一定很好。你端的饭碗就有问题,你吃的饭可能就不够了。
这个说法,还是说好像我们个体成员端的饭碗,是来源于国家,来源于政府。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改成我们端的饭碗可能受国家政府的影响,但是绝对不能说是来源于它。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立足,我们是有自己的选择的。我们端的饭碗是来自于我们本身的一个认知,一个发现和一个创造。你认知不到这一点,你就永远把自己的饭碗跟自己的单位链接。如果我们能够超脱这个东西,我们就能够真正的把自己释放出来,把自己解脱出来,让自己更加自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有真正的自信心。
饭碗来自于自身的认知、发现和创造
否则的话,你离开父母,离开家庭的遗产,离开老板的施舍,离开政府的政策,好像你就活不了一样,那么你永远就是患得患失的。你永远是一个不自信的状态,是吧?永远处于一个网友说的“被喂养”的状态,你没有找到自我。
所以我觉得从饭碗这个角度出发,人应该对自己的立身处世有一种更超脱的视野,有一种比较大的视野。这样的话,可能会对于我们安身立命也好,对我们去谋生也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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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嘉宾
毛雪雯,话剧演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2016年开始在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执导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中饰演女主角明明。代表作还有《我爱XXX》《三个橘子的爱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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