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网友提问：
如果没有闭关锁国清政府会强大吗？
优质回答：
说清朝“闭关锁国”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锁国”脱胎于日本德川幕府反复发布的“锁国令”，其内容的重点在于禁止日本人远航离开日本，同时严格控制来航的外国船只的来源国（荷兰、中国）、贸易量、贸易品以及贸易地点（长崎出岛），以及在严控日本人与西方人接触的同时，严禁天主教等文化的输入。
简单总结下就是，“不许出，严控进。”
而清朝类似的政策是“迁海令”和“禁海令”。
清朝政府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及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5次颁布禁海令（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卷692、卷776）；顺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3次下达“迁海令”（《东华录》顺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条；康熙十七年闰三月丙辰条；《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776）
主要目的指向清晰，即迁移沿海居民，禁止出海经商、捕鱼，以断绝对孤悬台湾的郑氏政权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政治手段，而对于外国商船来华贸易，并不在禁止之列。
在对垄断日本贸易线的郑氏政权的海上交锋中，清政府还积极联络荷兰人，借兵借船，绝非将其当做洪水猛兽，禁止入内的状态。
顺治十二年（1655年），第一个来华“朝贡”的西方国家荷兰，获得了八年一贡、到京发卖货物的特许，同时，荷兰还和广东镇南王尚之信集团大规模贸易。据周谷城《中西交通史》引述的数据：
1603年至1693年间，从东印度，尤其是从中国，输入欧洲的货物价值每年至120兆利佛尔，后来还两倍三倍多于此数。
当台湾郑氏政权投降后，海禁已无必要，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下令：
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清文献通考》卷33）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设闽海钞关，许百姓造船浮海而贸易焉”，这是首开闽海关，衙署分两处，一处设在福州府城外南台中洲，另一处监督衙署设在厦门塔仔街张厝保。（道光十八年刊本《厦门志》卷7）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监督到任开关，衙署：“大关在广东省城五仙门内，康熙二十四年以监院旧署改建。监督至则居此，银库吏舍并在焉。别有监督行署在广州府香山县澳门。”（《粤海关志》卷5）
同年，开江海关（先在今连云港的云台山，1687年移至上海县城）、浙海关（先在今宁波，1695年增设定海官署）。
自此之后，千帆竞渡，注意，主要是出去的中国商船。
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外流，下令限制私自出洋，禁止中国商人到南洋贸易，并禁止久居国外，在南洋经商的限令三年内归国，否则永不得复归国土，对于之前如火如荼的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确实是一大打击，不过并未禁止西方船来华。
又过了40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因往来洋船都携带炮械，存在国家安全隐患，下令对西方人关闭闽、浙、江三处口岸，只留广州一地通商，是为“一口通商”。
需要注意的是，“一口通商”政策施行后，清朝仍允许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商船进港贸易，中国商人更不在限令之列，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中国商人驶往东南亚的商船就有295艘。
而且，仅从“成本收益”来看，乾隆朝的这个政策不算离谱，因为江、浙、闽三关本来就不是荷兰、英国等西方商船贸易的“大头儿”，甚至江、浙都不是进出口大头。
根据马士的《东印度对外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统计：从康熙三年（1664年）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9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贸易船共199艘，至粤海关153艘，占总数的76.88％，到闽海关的有26艘，占总数的13.07％，到浙海关的17艘，占总数的8.54％。特别是康熙四十六年后，几乎所有的英国船只都集中在广州。“四口通商”有名无实。
而同期的海上马车夫荷兰，则先是热衷于招引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进行易货贸易（18世纪20-40年代每年平均有25艘中国商船到巴达维亚），后来更是积极经营荷兰—巴达维亚—广州的三角贸易，主要目的地就是广州。
“一口通商”政策施行后，非但没有减少中西方的贸易，反而显著增加了：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英国船来华58艘，道光六年（1826年）为85艘，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107艘。
此外，清朝与俄国商队的陆路贸易口岸张家口一直运转良好，俄国商队三年一次来中国的贸易始终在进行，自康熙四十七年（1704年）确定路线之后，俄国商队自伊尔库茨克沿色楞格河，经过库伦，入张家口到北京贸易，行程需70天。
既然100多年间，北京都来得，还说什么闭关锁国？
其他网友回答
不会，奥斯曼可没有闭关锁国，还不是被西方肢解了。只要维持保守的农业社会，闭比开有利，当时朝庭应是如此考虑。
开放必须改变农业社会为商业社会，不受严重冲急是不可能改变的，这不是朝庭一厢所能左右。
其他网友回答
以小族而凌大国，从根本上就决定了这个国家不可能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