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21）：苦不堪言的顶雨踩泥抢收小麦

1969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龙口夺粮”给了我们太多的考验，太多的磨难，太多的记忆。
那年由于连日倾盆大雨，使得乌裕尔河水暴涨，沿岸的庄稼地几乎全部被水淹没。师部发出紧急通知：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为了国家的粮食，到水里去抢收麦穗。
一级一级的动员，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抽调骨干，组成了很多突击队（大多以知青为主），跳进被水淹没的庄稼地里。站在水里，我们用刀割，用手折，甚至用牙咬段麦秆，把麦穗小心翼翼地送到高坡处。
有的连队知青只好光着身子去捞被水淹没的麦子
对于那些没有完全被水淹没的麦田，特别是“穿木鞋”的收割机无法开进的地方（小链接：知青岁月（20）：龙口夺粮），只有我们手持镰刀人工抢割了。
我们踏着没膝深的泥浆，抢割倒伏在水中的小麦。当时是头顶暴雨，脚踏淤泥，镰刀虽然把麦子割了下来，但脚却拔不出来，真到了叫苦连天的地步。要费就牛二虎的力气，才能把脚拔出来，再向前艰难地迈进。
收割小麦必须前腿弓，后腿绷，麦秆很光滑，也很坚硬，手上镰把要握牢，否则镰刀滑出，弄得不好就会受伤。
我左手和左脚上至今还留有镰刀的割伤的刀痕，就是那年割麦子实在是太累了，握镰刀的手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使得镰刀先后滑出两次，一次把自己的左手割伤，一次扎穿了自己的大脚趾背。
也真奇怪，当时脚趾血流如注，而且是在泥浆之中，但是一点也没有发炎，很快就恢复了。当地的老乡说：“北大荒这冒着油的黑泥巴就是最好的消炎药！”
那年的小麦本来长势很好，几乎全齐腰高，但是连续的暴雨，使得快要到手的粮食几乎成了泡影。大家光着脊梁，有的穿着雨靴，但大多都赤着双足，踩水沐雨，在闪电中抢收，其苦无比！
遇到低洼地号，我们就划“船”割穗——在水面上放上宽木板，人骑坐在上面，胸前放一个草筐，把用手薅（音hao；用手拔的意思）下来麦穗头，放在胸前的草筐中。几乎所有的人双脚都被雨水泡白、脱皮了，但没有一个临阵脱逃下“战场”的，大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的气概。
我们排的知青经过连续几天起早贪黑的会战，每个人累得浑身无一处不酸疼的，连镰刀都握不紧了，整个手指关节发麻，镰刀伸了出去，但收不回来，一丁点劲儿也没了。有时看着大家渐渐远去，心一急，腿会直打晃，有的女知青终于忍不住蹲在泥田里，蒙头大哭了起来。
除了镰刀之外，还有一种效率更高的芟刀。本来这种从俄罗斯传来的大芟刀平常是用来打草的，但是现在用来抢收麦子，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
女知青手持芟刀打草的情景（油画）
但是这种活儿，要求不但有体力，而且有技术，所以连队里用芟刀的人都是身强力壮的农场老职工，但是知青们也很快掌握了技术，不少女知青也把芟刀玩得娴熟。
大芟刀光是刀本身就有1米多长，轻薄而锋利，刀柄有4-5米长，一般人拿起来都费力。
先用结实的绳索把长柄捆在腰上，双手握紧，把握方位，扭动腰身，一个往复，便可以割倒6米方圆的麦子，正好是一个割晒机通道的宽度。
我们连里的老胡是个退伍兵，人长得黑瘦，但浑身的肌肉却硬邦邦的，他用大芟刀的本事最好。他左手紧提着卡子，右手紧握木柄，右腿微微向前迈出，身子微微转向左侧，然后猛地转向右侧，只听“唰——”的一声，一大片麦子迎刃而倒。
随着刀光闪耀，他胳膊上的肌肉块一鼓一鼓的跳动。随着腰身的扭动，他浑身都暴起一条条、一块块的疙瘩肉，好像隆起了一个个小山包。汗水在他背脊上汇成了小水沟，一道道、一排排的往下淌汗。我们就是看着老胡打麦，心里都很过瘾。
手持小芟刀打草的知青
还有一种小芟刀，把柄也是那么长，但刀头只是比普通的镰刀稍大一些，用起来主要靠手臂的力量，因为它不用绑在腰上。
无论哪种芟刀，如果不会用的，打的麦茬高不说，而且打不透，左手边上总剩下麦子，好像浑身的力量一到这地方便没劲了似的。有时累的手酸痛了，一不小心，便把刀头砍到了泥地里，“咔嚓”一声，杨木把柄便折断了。
团部规定，一人一天用镰刀割麦任务是8分至1亩地，用大芟刀的要完成3到5亩左右。我所在的青年排用镰刀割麦最好的纪录是人均每天达到了一亩八分，由女共青团员临时组成的“铁姑娘排”最高也达到了一亩一分。
累得饮车沟水的打芟刀者（知青油画）
除铁姑娘排以外的女知青们，要把康拜因和人工割下的麦子，扎捆之后再码成麦垛子。
码麦垛子这个活儿很有讲究，也不是随便一堆就可以了事的工作。当时，我们为了能够保证质量，对码垛子活儿的要领编成了口诀：
连垛底，八条腿，一坡水，头戴帽，两道腰，刮风透，下雨不能漏。
底捆穗向上，顶捆穗向下，风刮不倒，下雨不漏。
农谚说：“不怕不丰收，就怕地里丢”、“一穗丢一颗，一亩丢一簸” 、“打到囤里才算粮”，所以连队给学校的小学生们，每人发一根麻绳，任务是到地里检散落的麦穗，捆绑起来，拉到麦场上用脱谷机脱粒，再把麦粒迅速地送到四面通风的活动晒棚中干燥，变成可吃的粮食。
一丝不苟拾麦穗的小学生
为了及时把麦子送出去，我们不得不用最原始的人力背运方法，因为道路多处由于连日下雨而塌方，汽车、马车都无法行驶。
于是，我们都拿出了自己的裤子，把裤脚扎上绳子，再灌上麦子，往脖子上一扛，摇摇晃晃地徒步送麦子到几十公里外的赵光面粉加工厂。
返回时，大家又这样地把加工厂的黑面粉扛在后颈上背回来。我们整整吃了一年用这样的面粉做的黑馒头！
这馒头实在难吃，不但粗糙，而且特别黏牙。有时我们干脆就抓一把麦子，用双手搓一搓，去掉麦壳，加点盐粒煮着来吃，
我们那时真的是太苦了。据说有的连队连这样的黑馒头都吃不上，只能在黑面里掺上一些给牲口吃的豆饼粉来拌和着充饥，五味杂存，真是难以下咽。
有时在地头吃饭，炊事班送来黑馒头和飘着几片菜叶的盐水汤，我们男女知青挤在机帆布遮雨棚中，吃着吃着，有时眼泪会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咸涩的泪珠顺着嘴角流入碗中，在菜汤里打着旋转——此情此景，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