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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怎么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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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很简单。古代人口流动性小,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出村,官府把关隘城门一关,疫情就控制住了,肯定不会发展成全国性的瘟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吃中药,药能治愈则治愈,如不然,就只能等瘟疫自己消散了。至于染病者能活下多少人,全看病毒有多强。这个时候一定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体质差异,因为很多人光靠自身免疫力就能顽强的活下来。
简而言之,古人对瘟疫的控制手段,就是简单的“防”和“堵”。没有更好的办法。
这里推荐一部电影《大明劫》,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到了近代,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官府能做的工作比古代多了一点。但如果没有针对瘟疫的特效药发明,官府对瘟疫的控制,仍然只能是防堵为主,没有更好的办法。
举例子说——“1910年东北鼠疫事件”。
1910年10月底,黑龙江省满洲里的一家客栈连续出现客人突然暴死事件。死者无一例外都是先发烧,然后咳嗽不止加吐血,最后因为呼吸困难而死。死掉的人,皮肤浑身都会呈现黑紫色,异常恐怖。
PS:这场鼠疫源自沙俄,但沙俄方面没做合理控制措施,导致不少中国矿工染病,所以最先出现鼠疫的地方就是位于两国边境线上的满洲里。
客栈老板被吓坏了,再加上客栈频繁的出现客人突然暴死的现象令客栈凶名大盛,无人再敢住。于是老板决定关店,先回家过年。
但是,最吊轨的一件事情发生了!
客栈老板回家不久,也突然暴毙身亡。亲戚们为老板停尸五天,举办丧礼。结果丧礼还没办完,客栈老板老家村子里便不断有人病倒,乃至暴毙而亡。
最后,整个村子在不到一周时间内就变成了鬼村,到处都是呈现黑紫色的尸体。
看到这里,现在正在家“闭关”的朋友应该都能猜到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由于这是传染病,每一个接触到感染者的人都有几率成为病毒的携带者。所以这场瘟疫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就从满洲里,蔓延到了黑龙江全省。
1910年11月6日,哈尔滨的一位铁路工人突然高烧不退。两天后,工人死亡,事后被确诊为鼠疫。
由于该名工人生前与很多人都接触过,所以不久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好多哈尔滨家庭都是全家突然暴毙。就连负责维护现场和处理案件的警察、医护人员也纷纷染病倒下。
转瞬之间,鼠疫就像是开闸了的洪水,迅速在哈尔滨蔓延开来。
截止到1910年12月初,哈尔滨每日死亡人数达到一百多人。
注意,这只是一天的死亡人数。
哈尔滨“沦陷”不久后,1911年1月初,长春和沈阳先后“沦陷”。仅仅20多天,鼠疫就传遍了整个东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万人,很多家庭都是举家暴毙,直接被病菌灭门。
更可怕的是,由于当时的东北是全中国的工业中心,建立了全国最发达的铁路网络,瘟疫可以沿着铁道网迅速蔓延到关内。所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朝廷呈递的奏折里,称东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希望朝廷赶紧想办法,否则过不了多久,京城就沦陷了。
疫情如此凶险,势不可挡,清政府高层当然不敢怠慢。所以没过多久,由外务部右丞相施肇基极力推荐的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博士便成为了治理这场鼠疫的总负责人。以全权总医官身份赴哈尔滨,开始了大规模的鼠疫防疫工作。
1910年12月24日傍晚,伍连德先生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当天夜里,他就深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区域进行深入调查。
其实早在1910年11月8日第一例鼠疫患者死亡后,死者那极其明显的死状立刻就让在哈尔滨工作的沙俄和日本医学专家联想到了鼠疫。并且次日通过化验也确认了这一结果。
所以此时此刻,摆在伍连德面前的,不是确定这场瘟疫是否是鼠疫,而是鼠疫到底是从何而来?又应该如何防堵?
不找到鼠疫根源,防疫就无从谈起。
在伍连德调查清楚这些问题之前,东北当地政府听从了日、俄医学专家的意见,全东北范围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老鼠行动。因为当时的世界医学界普遍都认为鼠疫是跳蚤从老鼠身上再传播给人类的,比如当年让欧洲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就是这么传播的。所以日、俄专家便认为只要打死老鼠,就能掐断瘟疫源头。
然而事实证明,日、俄专家搞错了方向。东三省官民几乎把耗子抓绝种了,可瘟疫蔓延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
瘟疫源头不是老鼠,那又是什么呢?
后来伍连德通过实地了解,发现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很多人与患者没有发生过身体接触,可依然会被感染。
前面说了,传统鼠疫是通过跳蚤这个中介间接传染到人体身上的,所以传统鼠疫要想扩散开来,被感染者与源头感染者之间,一定会有身体接触。可是,伍连德现在发现的信息却推翻了这一结论。于是这让伍连德开始有了一种猜测——这不是一般的鼠疫,而是一种变异过的,更凶险的鼠疫,它脱离了接触传播的限制,可以通过空气,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具备人传人的能力!
而且伍连德通过对傅家甸区域的土拨鼠皮毛采样化验,也证明了自己的猜测。这就是新型鼠疫,而不是传统鼠疫。
PS:沙俄人和东北人都喜爱穿貂皮,但野生貂太少,于是就有很多人用土拨鼠的毛皮来代替貂皮。伍连德经过化验,得出了这场鼠疫的源头就是来自土拨鼠的皮毛。
有了调查结果,伍连德很快就向上级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思路。比如做隔离,给每个医护人员配发口罩等。
然而,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却受到了日、俄专家的反驳。他们认为伍连德的研究结论完全是无稽之谈。人与人之间没有身体接触也能传染上鼠疫?开什么玩笑?
为了反驳伍连德,法国医学专家梅斯尼决定进行实地调查。他于1911年1月5日前往中东铁路医院探视鼠疫患者。在进入传染病房之前,梅尼只穿戴了白色工作服、帽子和一双橡皮手套,并未戴口罩,就直接对四名患者进行了诊察。他绝不相信鼠疫会通过呼吸或唾沫传染。按传统鼠疫的传播方式,他是绝对安全的。
然而事实证明,伍连德的结论就是对的,这就是一种经过变异后的新型鼠疫。梅斯尼在接触患者后不到三天,就突然出现低热、头痛、寒战的情况,并在次日清晨出现咳嗽和痰涌。尽管梅斯尼第一时间入院治疗,注射了抗鼠疫免疫血清,但仍然医治无效,最后暴毙而亡。
梅斯尼死后,整个世界医学界哗然,大家都不敢再质疑伍连德,于是关于控制鼠疫,也就按照伍连德的方案正式全面展开了。
首先,清政府下令,封锁山海关,并在山海关外设立三道军事防线。从1911年1月13日开始,任何人出入山海关,都必须要先在军人的看守下滞留5日,待确认无恙才可以放行(当时鼠疫的观察期是五天)。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其次,东三省总督下令,从1911年1月14日开始,南满铁路与东清铁路停止运行,最大程度减少人员跨区域流动。
其三,所有人都配发口罩(伍连德发明了一种因地制宜的棉纱口罩,佩戴方法和如今流行的主流口罩基本相同),而且强制要求佩戴,不戴口罩者直接抓捕。
其四,严格控制人员窜门现象,尤其是哈尔滨鼠疫最严重的傅家甸区域,被划分为了四个小片区,这四个片区的老百姓分别配发红黄蓝白四种颜色的口罩。警察通过口罩颜色不同,控制不同区域内的老百姓相互窜门。
应该说,这是非常科学的防疫制度。
不过,尽管当时在伍连德布置并实施了各种科学的防疫措施,但疫情没有得到遏制,继续愈演愈烈。
防治措施没有效?老百姓纷纷质疑,以至于人心惶惶。一种恐惧和绝望的心情在民众中间蔓延开来。
伍连德认真审视整个防控措施,终于发现还存在的一个漏洞,那就是死者的尸体。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如果不把尸体处理好,鼠疫不会结束。
起先,伍连德想把尸体做深埋处理。但当时是深冬季节,天寒地冻,积雪达七寸高,不可能挖开土地埋葬。而如果等着春天雪化了再让死者们入土为安,到时候鼠疫又会传播开来,导致东三省再度“沦陷”。
于是深思熟虑后,伍连德奏请朝廷,请求以焚烧尸体的方式彻底断绝鼠疫。
按中国传统文化,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不能安葬就没办法见祖宗,把遗体烧了,这是大不敬的事情。并且一次性要焚烧几千具尸体,这是绝对不能让人接受的事。
所以伍连德的这个提议一经传开,立即就遭到了当地百姓甚至是地方官的一致反对。
不过好在当时远在京城的摄政王载沣没有犹豫,他准了伍连德的奏陈。于是在有了朝廷支持的情况下,东三省所有感染鼠疫的死难者遗体全部被焚烧。这是当地,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焚尸行动,烈火足足烧了几天才熄灭。
遗体全部焚烧后,奇迹出现了。
从1911年2月20日开始,东北所有采取了隔离措施的地区,死亡人数全部出现下降。
这是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
到了1911年3月1日,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首次出现了零死亡!
此时距离而距离伍连德下令焚尸的那天,刚好过去一个月,距离清政府封锁山海关,过去了47天。
从3月1日到3月底,整个东北,再也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
没有出现新的死亡报告即说明,席卷了全东北,导致数万人死亡的鼠疫,得到了控制。
总体而言,传染病有三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传染源和传播途径这两个要素,会因病毒的不同而不同。但不管是什么病毒,其对人类的伤害是一样的。
换而言之,如果出现传染病,你我他,大家都是易感人群。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所以一旦出现传染病,大家要做的就是尽量配合组织,一定要戴口罩,尽量不出门,切断传播途径。只要大家别瞎恐慌,听从安排,过了这个时期就行了。
千万别传谣,别传谣。也不要崇古贬今,觉得古人就能有什么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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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电视剧《神医喜来乐》吗?
电视剧里,沧州发生疫情,光绪帝派太医院的王太医去治疫。结果好多天都没治好,疫情反而越来越严重。
然后靖王爷就向光绪帝竭力推荐喜来乐。喜来乐自然愿意回老家治疫。
喜来乐回到沧州,在治疫前,做了四件准备工作。
第一,派王太医和狗腿子卢忠去数水井。
第二,派沧州知府去准备麻袋和绳子,王太医他们查到多少水井,就准备多少麻袋。
第三,派药霸孟庆和等药商去准备药材,使用的仍然是王太医的药方。
第四,派人去开粥厂。
然后一切准备停当,不久之后,沧州瘟疫就被喜来乐给治好了。
一样的药方,王太医治不好,为什么喜来乐治好了?
看喜来乐的四个治疫步骤,可以看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水源,因为流民多,到处都是,单独治根本控制不住,但是,是个人就要喝水,通过控制水源,将治瘟疫的药装进麻袋投入水井,每个水井就是一个药房,不管哪里的流民,只要喝水,就喝了治瘟疫的药药,然后,瘟疫自然而然就治好了。
喜来乐这种治瘟疫的方法,并非空穴来风,古代大体上都是这么治的,首先朝廷和官府控制住感染源,水源,然后准备药材,接着开始治。
只有疫情实在控制不住了,才开始关城,甚至不得已屠村,烧尸埋尸,彻底消灭传染源。
只是由于古代科学不发达,治疫实在困难,真正一开始控制住的很少,大部分都是没办法,让它自生自灭,当然死了很多人。
明朝末年,军队里发生过鼠疫,极大地影响了明军的战斗力,明朝灭亡,这也是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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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传染病一直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危机,关于它的记载几乎与史书完全同步,《春秋公羊传》就准确的解释了鲁庄公二十年齐国的一次大灾就是疫病爆发,从此林林总总的疫病记录一直贯穿历史。
因为科学发展的限制,古代对于疫情的预防和控制手段大多略显粗糙,吐槽机讲其分为科学和不科学两部分来扯淡。其实看过古人的措施后,我们大多会佩服他们从无数死亡中总结出的经验。
科学方法一 ——隔离患者,阻断病源
关于隔离观察和治疗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在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天下大旱,并且开始闹蝗虫,继而瘟疫开始蔓延。于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把患病的人放进空房子里,阻断传染,这种手段一直延续到现代,至今还是控制疫情的第一法门。
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手段已经初步形成了制度,官方开始直接设置隔离场所,称为“六疾馆”。当然,其实六疾馆也不完全是隔离场所,它也具有慈善功能,治疗的不完全是传染病。
所谓六疾指的是寒疾、热疾、末(四肢)疾、腹疾、惑疾、心疾,最初出自《左传》中“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之句,后来泛指所有疾病,可见当时六疾馆的慈善功能应该更多一些。
科学方法二——收瘗尸骨,保障卫生
在封建时代统治者有一项非常加分的活动,就是找人收拾路边的尸体,尽量给予掩埋。现代我们都知道尸体不掩埋容易滋生细菌,进而造成疾病,但古代人毕竟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或者说不具备掩埋的条件。
统治者安排收拾骸骨最大的德政不再出人,而是允许用国土埋葬。其实先秦时期就有这方面的制度,开始他们是等瘟疫来了才掩埋,后来发现最好没瘟疫就埋,不然真的会来瘟疫,慢慢就发展成了一种德政。
宋朝的时候这套东西已经高度专业化,皇帝甚至直接雇佣和尚干这活儿,连掩埋带超度一条龙服务。皇帝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每200具尸体一张度牒,当真是双赢的买卖。宋朝之后漏泽园开始出现,专门掩埋那些无主尸体。
科学方法三——杀虫灭毒,清洁环境
古人很早就总结出蚊虫之类的东西会传染疾病,所以对消杀之类的事情很上心,也慢慢折腾出很多专业手段。比如用艾草驱蚊,用雄黄驱蛇,把水烧开了喝消灭水中寄生虫(似乎中国独有)之类的方法层出不穷。
同时他们也很清楚环境对疾病的影响,会主动打扫房间庭院,也会采取抹石灰等方式预防虫蚂,对废水和腐烂物也会专门清理。这种努力保持环境卫生的家庭生活方式,确实能够减少染病纪律。
另外即使农户也会尽量保持清洁,他们囤积粪肥的时候都会拌土发酵,还会专门使用熟石灰杀虫。虽然不能彻底阻挡苍蝇,但作为肥料使用还算卫生。
科学方法四——药物预防,先治未病
说实话,古人这个思路没错,但是因为条件和认知限制,他们的手段很糟糕,很多药物其实不对症,即使对症了药物价值可能也比较高。举个例子,苏东坡就曾经总结出预防瘴疫的秘方——用葱、姜、豆豉熬一大碗浓汤喝。苏大胡子这个偏方的药材确实价格不高,吐槽机觉得对感冒应该有奇效,但预防湿热中暑似乎作用不那么明显。
而宋朝官方的预防资料药物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以白龙脑、犀角、硫黄、安息香、白石英等76味药材精心调制而成,效果怎么样吐槽机不知道,但价钱肯定会突破天际,我估摸着三品以下的官员应该吃不起。
倒是《梦溪笔谈》里记载用柏叶消毒的方法很棒,又实用又便宜,似乎现在还有很多地方在使用。更牛的是个别地方居然还引申出了接触晦气的功能,一般出狱的大佬经常使用……
不科学方法——傩戏
古人传说颛顼有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死后在江边成了瘟鬼,随着江河到处跑,跑到哪里哪里就闹瘟疫。于是每当瘟疫来临时,这帮人就找来专业人士驱赶瘟鬼,认为只要把瘟鬼赶走病就会好。
《周礼》中记载的方相氏四狂夫就是当时的官方职业驱鬼人,这帮大哥一般身披熊皮,头戴面具,手里拿着长戈和盾牌,带着一票兄弟挨家挨户去打鬼,他们称为“逐室殴疫”。
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招肯定不好用,很大几率是四狂夫同学被瘟鬼干掉。故此时间长了这玩意就成了舞蹈表演,不用挨家挨户走,直接在村里空旷地方就行了……
总结起来吧,人类面对瘟疫总是从蒙昧到清晰,从畏惧到征服,古人的很多做法或许现在看来很可笑,但也正是他们一代代总结经验,才慢慢摸索出今天的方法。起码隔离这招现代依然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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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话长。其实,人类生存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疾病、瘟疫斗争的过程。
汉朝,《汉书》中已经有了隔离措施的相关记载。东汉末年的瘟疫还导致了农民起义,百姓对于朝廷的反抗情绪愈演愈烈,从而加速了朝代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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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辈老人们讲,旧中国的疫情爆发人们称之为发“人瘟”,但知道是传染病,而叫法不同,那个时候称之为“过人“,意思就叫传染给别人。
在那个落后朝代,如果一家人有一人染病,而是全家人或邻居招殃,人们管称”鸡窝寒”,而当时的民间医生较少,医生开方后,家人将方子带去几十里的药辅去买药,一个来回几乎要一天时间才能将药带回家,一般以熬大锅药进行防控,本人爷爷就是那时候的民间中医,一旦疫情爆发,白天夜晚都忙走东家去西家,连休息都顾不上,那个时代的中医生给人诊病只开处方,不收处方费和出诊费,只有每年的四月份的“药王会”这一天,给原来诊病的病人家庭会送上一些礼物,这在当时称为“谢礼”,又称为“酬劳费”。
旧社会的疫情爆发,政府根本没有预防措施,更没有人进行防控措施,有的一家人甚至死绝,发生疫情后政府根本没人过问,现在时代不同了,一旦出现疫情,各级政府部门积极行动,进行有效管控,这些都是新旧社会的对比,一个天上,一个是地狱,这就是新旧社会对比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