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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海昏侯墓发现失传千年的《齐论语》,这一发现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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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论语 西汉时期《论语》分《齐论》《古论》和《鲁论》三个版本,汉末魏晋时期《齐论语》失传。比起鲁论,齐论多出了《知道》和《问王》两篇。后世只知晓篇名,而不知完整的内容是些什么。 终两汉之世,三种传本的《论语》都有流传,其情况何晏《论语集解序》所言最为详细,也比较可靠。他引用刘向的说法,称《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问王》篇实际即《问玉》篇也。汉景帝末年,又在孔子老宅发现了《古论语》,有二十一篇,编次与《鲁》、《齐》不同,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故有两《子张》篇。 2017年1月,据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首轮红外扫描后,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中发现疑似失传约1800年的《齐论语》。在主墓出土的众多竹简中,公布了两张竹简图片,这两张竹简为同一支简的正反面。竹简反面写有“智道”,正面写有:“孔子智道之昜也,昜昜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智道”即为“知道”,当为此卷竹书的篇题。汉代“知”、“智”互通,此前公布的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上就将《论语》中“知者乐水”一句写为“智者乐水”。
由此可知,这枚竹简上所书写的“智道”,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齐论语》第二十二篇的篇题——“知道”。
历史之意义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它被尊为“五经之輨辖,六艺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资料。南宋时朱熹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合为“四书”,使之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左传·昭公十五年》说,晋国管理典籍的大夫籍谈出使周朝,周景王问晋国为何没有贡物,籍谈回答说是因为晋国从来没有受到过周王室的赏赐。周景王当场列举出晋国受赏的事实,责备籍谈身为晋国“司典之后”,何以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知道,籍谈无言以对。周景王叹息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后即以“数典忘祖”指那些把自己祖先都忘记了或者对国家民族历史无知的人。
《论语》的语言首先使有一定汉学修养的知识分子推崇而且折服。这种推崇和折服,正是一种高层次的心理认同。通过他们的认同,再逐渐推广,进而得到社会的认同,民族的认同。当然,这种推广是潜移默化的。
八十年代初,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炎黄子孙都引以为荣。这不仅是华人社会对孔子的肯定,而且也是世界对孔子的肯定。这一肯定,不仅将扩大中华民族在世界的影响,同时也将扩大《论语》语言在华人社会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相约法国巴黎,联袂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汲取孔子的智慧。” 足已阐明论语无以伦比的地位及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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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昏候刘贺先生的墓先是被私人盗,然后又遭受集体的捯饬,睡得肯定不怎么安稳。不过国家行为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被发掘了出来,不单单是所谓值钱的伍拾。所以,这里出土的竹简里面有《知道》一篇,即所谓《齐论语》,就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北大辛德勇教授曾为此做过专门的阐述。他这样说到: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包括《礼记》《孝经》在内的多种儒家典籍,与《汉书》这些记载相参照,反映出汉武帝以后,在皇家子弟的培养过程中,儒家的著述已经成为教授的核心内容,而元、成二帝以后汉廷治国理念的转变,正是以此为重要基础;这也是海昏侯墓中出土《齐论·知道》的社会文化背景。
由此我们推测,海昏侯墓出土的《齐论》,应直接出自西汉时期唯一以《齐论》名家的权威学者王吉。
王吉(?—公元前48年),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少年好学,以孝廉补授若卢县右丞,不久升任云阳县令。汉昭帝时,举贤良充任昌邑王中尉。
因而,我们应当予以关注的,不仅是久已失传的《知道》这一篇章重现于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海昏侯墓中出土的竹书,是不是还有《齐论》的其他部分?
由于其来源的权威性,若还发现有这一文本的其他部分,对清晰、准确地认识《齐论》的面目,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大意义。 意义之重大,还不仅在文本来源的权威性上,而是可以借此深入了解后世《论语》文本形成过程中对《齐论》取舍的一些具体情况。
因为现存《论语》版本的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成帝时人张禹编定的文,后又经郑玄刊改,而张禹版本来是师从夏侯建学习的《鲁论》,后来又转而师从王吉、庸生学习了《齐论》,所以能从《鲁论》为主且折中二本,“择善而从”,编成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