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网友提问：
唐宋八大家里的王安石在北宋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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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各抒己见，并没有所谓的忠臣或者奸臣。他和苏轼等人只是政见上出现了分歧，归根究底还是想要为宋朝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
对于王安石的第一印象是来源于课本上的《伤仲永》，觉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仲永这位年少成名的人为何会江郎才尽。后来是通过各种周边小说，知道他和苏轼之间的故事，看黄州花，取长江水等，足见他的拗。
后来看了相关的书籍，这才发现王安石根本与北宋王朝格格不入。因为他的思想超前，《读孟尝君传》中，寥寥数笔就与如今大公司纳新的要求一致，高标准人才才能吸引更多有才人的齐聚一堂，“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可以说，王安石的很多思想都是为民办事实的，可惜手底下的班底太弱了，顶头又没有长久的保护伞，这才使得他的变法失败。不然，北宋也不会那样狼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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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你知道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八大家”都具有非常正面的褒奖含义，那么他应是“忠”还是“奸”呢？要知道宋朝时还有不少书画文采俱佳的奸臣(蔡京秦桧之类)，他们是不可能被人归入“大家”之列的。
对于王安石这样的改革家，有的只是利益冲突、文化理念冲突产生的不同评价，即便是攻击他的人(苏轼、司马光等都跟他不和)也不会从“忠奸”角度去论述其人。看看商鞅的变法就知道，当时除了秦孝公，朝中多数老臣都是巨大的反对力量，反对他的那些人也未必就是“坏人、奸臣”。王安石变法同样是受到了神宗皇帝的支持，反对者扳不动皇帝，于是只好从太后那里着手，这当时的曲折是非也是不好简单地用好坏区分的。
如果单纯从文学角度去论述，“唐宋八大家”文风中都蕴含着各自的抱负和理念，对世人的正面影响还是很大的，一位“奸臣”怎可能如此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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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安石而言，不应以忠奸来分。从当时历史背景下来说，他是一名激进改革家，并进行了变法。我们还学过什么保甲法，方田均税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只可惜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保守派反对，变法最终失败。
两人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团队，互相斗争实属正常，后人不能以忠奸来简单区分。但两人文学造诣可以说是一时瑜亮，难分伯仲。王安石能位列“唐宋八大家”，文学成就自不必说。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也被鲁迅先生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等今人多多学习，就没必要去探讨是非曲直，谁忠谁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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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举历史上一些名大头对王安石的评价，几乎对王荆公人品都是肯定的，对变法的否定集中在南宋一朝和元朝官修《宋史》，南宋亡了民间学者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了。没见过明清两代官方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官方到了民国以后都是正面评价了。
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北宋·司马光
司马光是王安石政敌，但对王安石人品持肯定态度。
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
—北宋·苏洵《辨奸论》
苏洵主要是说王安石邋遢，
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王安石者上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北宋·曾巩《再与欧阳舍人书》
曾巩肯定了王安石的文章和品格。
荆公学佛，所谓：“吾以为龙又无角，吾以为蛇又有足”者也。然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暮年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北宋·黄庭坚《跋王荆公禅简》
黄庭坚肯定了王安石的品行和文章。
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南宋·朱熹
朱熹的说法是南宋时期占主流的一种观点，对王安石持负面评价，主要是觉得王安石之后朝廷太乱，是王安石当宰相时任用小人的缘故，导致靖康国难。宋朝党争、靖康国难这么重大的历史问题，以王安石的历史地位，这个锅他还不配背。
公畴昔之学问，熙甯之事业，举不遁乎使还之书。而排公者，或谓容悦，或谓迎合，或谓变其所守，或谓乖其所学，是尚得为知公者乎？英迈特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不期人之知，而声光烨奕，一时钜公名贤，为之左次，公之得此，岂偶然哉。
—南宋·陆九渊
陆九渊否定王安石变法，但是肯定了王安石的品格。
公以瞑眩之药，攻治之於先；司马公又以瞑眩之药，溃乱之於後，遂使国论屡摇，民心再扰云云。毅然翻久定之案，可谓桑梓情深矣。
—明·章衮《序王临川集》
明嘉靖年间的学者、御史，王安石老乡。
荆公廉洁高尚，浩然有古人正己以正天下之意。及既出也，慨然欲尧舜三代其君。
且公之施为，亦彰彰有效矣。用薛向、张商英等治国用，用王韶、熊本等治兵，西灭吐蕃，南平洞蛮，夺夏人五十二砦，高丽来朝，宋几振矣。
—清·颜元
颜元这个评价是正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荆公年谱考略》是蔡上翔历经27个春秋，参阅正史及百家杂说数千卷，经慎密考证，于嘉庆九年（1804）著成。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权威的。
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悠悠千年，间生伟人，此国史之光。
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梁启超
梁启超的评价虽然夸张，和那个救济存亡的时代有关。但看看历史，改革者的下场通常不会很好，而且成功的改革者下场比失败的似乎还惨。看看商鞅、晁错、桑弘羊、张居正，改革有巨大的人身安全风险，改革者评价两极分化是常见现象。
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
毛的观点也比较客观，肯定了文学贡献，说了变法失败的原因是不周知社会。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黄仁宇
黄仁宇指出了王安石变法在经济、财政上的成功，这个是有史料作证的。
《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个变化实在是巨大的。
王安石文学上的价值，古往今来那么多同行都给了肯定，是无可争议的。
王安石品行高洁，清廉朴素，性格执拗，仪表邋遢，天下为公，有出色行政才能。
后世否定王安石变法，肇始于南宋朝廷认为靖康国难是王安石变法祸结，和他执拗、增加百姓负担、与民争利关系倒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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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没有绝对的忠奸，有的只是政见不合，出发点不一样。他不是秦桧那样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生存。
一、王安石的文化素养很高
在文学上王安石造诣很高，写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被后世学者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从这点看王安石就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人物，否则又怎么成为文坛领袖。
二、王安石主持变化，促进北宋的经济繁荣
王安石为了改变北宋的疲软，他向神宗建议推行新政，改革制度。
宋神宗也是一个有着大作为的君主，他想要干一番事业，于是他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王安石又被任命为门下平章事，这个职位在北宋可是相当于宰相。
可以遇见宋神宗决心很大。
王安石为了振兴经济，他主张推行青苗法，市交易法。
他为了提升北宋的军事实力，他主张推行保甲法，置将法，保马法。
这一整套的改革措施让北宋的经济确实有了好转。
三、保守党的反对
王安石的改革触犯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动了他们的蛋糕，于是以皇太后为首的保守党联合向神宗施压，迫于压力，神宗将王安石贬出京城，废除了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