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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青教授荣休仪式”于2019年6月19日举办，此次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办，中心主任赵勇教授主持，文学院领导、文艺学研究中心教师以及部分李门学生列席仪式。文学院书记康震、副院长齐元涛，均代表学院教职工向李春青教授三十多年来的教研贡献表示敬意。文艺学研究所退休教师程正民、张巨才均回顾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的建设过程，肯定了李春青教授在此过程中的重要贡献。研究所在职教师陈太胜、姚爱斌、吕黎、李莎分别提到了读书期间向李春青教授问学的细节。李门学生彭维锋、吴海清、程听、张晓梅、蒙丽静分享了与李春青教授相处的点滴。赵勇教授从同门、同事、同好等多个生活侧面介绍李春青教授，妙语连珠，把仪式推向高潮。最后，李春青教授向到场嘉宾表示谢意，简要回顾了自己的问学和教研生涯，并对中心未来发展寄予期望。
时间：2019年6月19日
地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报告厅（主楼C5049）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师道丹心，桃李葳蕤
——李春青教授荣休仪式现场实录
赵勇老师代表文艺学研究中心教师向李老师献花
//主持人
赵勇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同学，我们今天下午在这里给李春青教授搞一个简单、朴素同时又比较低调的荣休会，我作为主持人首先介绍一下到场的嘉宾：
文学院来了三位领导：书记康震教授、副院长齐元涛教授、院长助理马然老师，大家欢迎！
张巨才老师是很特殊的嘉宾，我要稍稍多说几句。他的资历很老，是工农兵学员，童老师的老学生，在北师大读完大学后留在文艺学教研室任教，后来去校办，相当于当年康书记的角色。他当年跟北师大的几位大师打过交道，而且过从善密，比如黄药眠先生，启功先生，郭预衡先生，还有钟敬文先生，俞敏先生等等，他跟他们的关系处得都非常好。今天他特意赶来，因为他跟李春青老师非常熟悉，跟我也非常熟悉。我们经常打乒乓球，是多年的球友，所以他能来我们非常高兴，欢迎！
还有文艺学研究所的几位老师。今天这个时间点不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所十多位老师，有两位在国外；方维规教授上午给我发邮件，说他在南京赶往北京的途中，晚上可以吃饭，但是会议估计参加不成了。还有几位有事来不了。过来的我从这儿说起：这是陈太胜老师，吕黎老师，程正民老师，姚爱斌老师，还有年轻的李莎老师。我们中心就来了这几位老师。
接下来就是李老师在京的学生，我知道的有蒙丽静，高宏洲、应爱萍，其他你们自报家门，我一下子喊不上来名字。
吴海清：我是吴海清，96年的时候是李老师的学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教书。
邓心强：我是跟李老师去年毕业的访问学者，在江苏中国矿业大学上班，我们在这边培训，一起过来了。
彭维峰：我叫彭维峰，是李老师的老学生，98年的硕士，03年的博士。陈老师他们都给我们上过课，见到特别亲切。现在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陈莉：中央民族大学陈莉，李老师04级博士生。
蔡莹：我叫蔡莹，李老师06级的博士生，现在在郑州师范学院。
张懿奕：我是09年跟李老师读博士，12年博士毕业，我们那一年还有两位同学，他们在外地没有来，今天让我无论如何也要把祝福送到，我现在在北京化工大学，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王晓玉：各位老师好，我是王晓玉，是李老师10年的硕士、13年的博士，我现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白杏珏：各位老师好，我是去年刚毕业的硕士，现在在《北京晚报》。
李门弟子献花
赵勇：后面是几位目前在北师大在读的硕士、博士，我就不一一介绍了。今天的主角是李春青教授，我也不需要介绍。让我们一并表示欢迎！
接下来第二个环节，是我让李老师的学生做了一个十分钟左右的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视频短片：《师道丹心，桃李葳蕤——李春青教授荣休仪式》）
赵勇：我问一下李老师，徐宝峰是你的第一个博士吗？
李春青：第一个是白头发的那个，魏鹏举，中央财经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院长。他现在是大专家，忙的不得了，今天没来。
赵勇：这个视频做得非常好，因为昨天我提前一点看到这个视频，我在欣赏的时候第一感觉是非常感动，第二我为什么特别提到徐宝峰呢？因为他说话特别有范儿。
李春青：他是北京市青年科学家，文科里面就他一个，一年经费300万，研学五年。
赵勇：视频的环节就到这里，接下来请文学院领导康震书记发表讲话，欢迎！
康震教授
我今天特别高兴，也特别荣幸，出席李春青老师的荣休仪式。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看过李老师的书。李老师曾赠给我两本著作，一本是《诗与意识形态》，一本是《趣味的历史》，读完之后，我对文化诗学有了切实、深入的认知，也更进一步领会到学问的境界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这方面，李老师真是我们的榜样、楷模。
春青老师1985年开始跟童庆炳先生读硕士，三年后留校任教至今。三十多年来，他教书育人，孜孜不倦，不仅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生，还担任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副院长。（李春青插话：那时候我跟康老师两个搭档，每次开院务会我们两个都挨着坐。）对文艺学学科建设贡献很大，也为文学院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说，李老师不仅是一位好老师，优秀的学者，也是一位优秀的学科、学院建设的组织者、管理者。我们中文学科、文学院正是因为有许多像李老师这样优秀教师、学者的共同努力，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地位，赢得学界和社会的广泛赞誉。
所以，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时也代表过常宝院长（他出公差不在北京）、代表文学院向李春青老师三十多年来给文学院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唐人有两句诗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们期待着李老师荣休之后，能够像庄子《逍遥游》里描绘的那种境界，放飞自我，开启一段新的自由自在幸福人生！也希望李老师能够继续关注、关心、支持文艺学学科和文学院事业的发展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随时向我们提出来。最后，再次向李春青老师表示感谢，祝李老师身体健康，生活幸福，万事如意，青春永在！
赵勇：下面请齐元涛教授讲话，大家欢迎！
齐元涛教授
我听到李老师荣休的消息，想表达三个意思，一个是院里的，一个是我所在学科的，一个是我个人的。
从文学院来说，李老师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曾做过分管科研的副院长，他当年对学科建设的贡献，我们今天看到了成果，今天文学院有一流学科、有A+的位置，这个成绩不是一朝一夕实现的，和此前多年的努力分不开。学科评估中有一项重要的指标是学术声誉，我们今天的声誉靠的是前人的栽培。李老师曾在文学院青年发展论坛上为年轻教师传授治学经验，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清晰规划，给我很大震撼，也给年轻教师诸多启示。这几天，文学院正在跟师大出版社商谈出版励耘文库，出版社希望我们的系列书稿在上半年交齐，因为他们的中文专业编辑下半年都要为李春青老师的大项目服务，李老师将要出版1200万字的成果。1200万字是什么概念？大家可以脑补一下这套书的分量。这就是李老师对文学院发展的贡献。
从我所在的学科来说，古代汉语和文艺学这两个学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相互扶持共同发展，一起面对和担当过很多事情，也一起见证了文学院一步步走向辉煌。李春青老师是我们学科的老朋友，也是见证我们学科发展的好朋友。
因为童庆炳先生、程正民先生和王宁先生的交往，因为李国英老师和李春青老师的友谊，我和李春青老师有一些私下的接触。作为个人来说，我对李老师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我们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李老师是我的师辈，但是日常交往中那种心照不宣的亲热，让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朋友之间的关怀和温暖，没有两辈人之间的代沟。
最后是我的期待和祝福。每个学院、每个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有阶段性的问题。我们很清楚文学院目前的状况，年长的学者和年轻的教师都很优秀，成果多、成色好，但中间这一段稍显薄弱。随着李春青老师的荣休，一批年富力强的老师会相继退出在职在岗的状态，但我知道李老师等老一辈的学者都有自己的学术情怀和学术担当，我们热切期望这些老教师以更加自由的状态发挥光和热，继续支持我们的学科发展。祝愿李老师荣休之后，身体健康，生活如意！
赵勇：接下来的环节本来是方红珊老师讲话，但因为她家人在医院来不了，所以由马然老师代表文学院以及工会向李老师赠送礼物。
马然老师代表文学院以及工会向李老师赠送礼物
接下来是文艺学研究中心向李老师献花，向文艺学战线的老兵致敬。
接下来议程上是安排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讲话，我肯定要发言，但是我把自己放到后边，让老师们先发言。程老师您先说。
//教师发言
程正民教授
在座跟春青一起共事时间最长的大概就我一个，三十年，从当时童老师在的时候，我们跟“十三太保”，加上丁宁，一块搞文艺心理学开始，我们就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他留校工作以后我们一直是同事，一块同甘苦、共患难，一块工作。
春青这几十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是他很刻苦、很勤奋，能够坐冷板凳。现在有两种学者，一种学者是比较愿意搞活动，搞公关，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来提高自己的存在感。再一种学者是坐冷板凳，一辈子踏踏实实、刻苦的工作。春青一辈子只搞学问，坐冷板凳，几十年这么下来，这个很不容易，跟这些学者完全不一样。这是给我的一个感觉。
第二个感觉，我觉得他专一，一生只做一件事，这一点作为一个学者很不简单。前些时候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钟敬文文集发行仪式，当时的一些学者共同的一个看法是钟老师一生只做一件事，专一，在五四时代完全可以成为很有名的散文家，给他的评价很高，中国新文学大系也有他的散文。我觉得春青给我的感觉也是这样，他过去也搞过文艺心理学，但是后来集中搞古文论，特别是宋这一段更突出一些。就做这么一件事情，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记得童老师在的时候，咱们在大觉寺开过一次会，当时的意思是想说把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确定下来，不要什么都来，什么都不是，应该确定一个研究方向。像春青这个很明确，有很多人的不太明确。一生做一件事，童老师还跟我讲过这么一件事，他很感慨，他说这辈子下来，有时候搞的太散了，应该集中。晚年他想搞《文心雕龙》，他写了好多文章，他说如果我从开始就搞《文心雕龙》，现在我应该能搞的不差。他很感慨，他说当年我们老师黄药眠先生打成右派，所以他没有功夫指导我们，他也不可能指导我们，如果当时有人来指导，我们每个人确定一个方向一直搞下来不会搞不赢他们，所以他很欣赏我们的师兄韩兆琦，韩兆琦一直搞《史记》搞出名堂。春青这一点很值得大家学习，一生只做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专一。
第三是他在做学问方面有创新精神。古文论我不是这一行当的，但是我觉得古文论确实不好弄。它有两种路子，一种路子是老先生们的搞法，注意考证的角度，很多老先生都是这个路子。再一种路子就是现在比较新潮的，搞很多花样。春青不是这样，他既是对古文论有深入的研究，同时对西方的文论也了解，他不是把西方那套完全生硬的搬过来，而是化为自己的一些思想、一些方法来研究古文论，把这两个融合在一块，这条路子走的非常好，在国内也很有影响。
总的来讲，春青不管是在做人方面，做学问方面，给文学院、给中心都作出了很多贡献，确实是很不错，这些年也很不容易，干的非常好。现在荣休了，我觉得这个倒没什么，荣休是一种新的生活的起点，一个新的学术的起点，应该是这样。根据我个人的体会，我觉得挺好的，给你一个自由的空间，不用受很多束缚，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退休二十年了，我觉得我退休以后做的事情比在职做的事情要多，培养的博士生，基本上都是退休以后毕业的，出的一些专著也是退休以后。所以我觉得荣休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端，新的学术的开端。
最后两句话，刚才进来的时候让题几句话，我写“春青春青，生命之树常青，学术之树常青。”
程正民教授
赵勇：接下来我想请张老师讲，因这里除程老师外，就数您年龄大，长者为先。
张巨才老师
非常高兴参加李春青教授荣休仪式。今天才听说“荣休”这么个新词，我们都是退休而他是荣休，显见自己的孤陋寡闻。
我为什么如此高兴呢？第一，是因为李春青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几十年的相识与相知，感情深厚；第二，我自己也曾在师大中文系文学理论研究室工作过。文艺学中心和文艺学理论研究所就是在文学理论研究室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一过程，不能不归功于已故的童庆炳老师，他是成就这一过程的决定性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春青和我也是亲密战友。这次文艺学中心专门为他举行荣休仪式，这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这是空前绝后的，恐怕也不为过。谁知历史的变化呢。
赵勇刚才介绍我，参会的老师中，除了程正民老师之外，我的年龄第二大，是为长者。我心领了，因为我六十多岁奔七十了。在这六十几年里，有四十余年我与文艺学科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曾离开教研室，但灵魂和情感从未离开过，这还得感谢童庆炳老师。
人生能有几件事终生激动，永不忘却的！在我想来，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我十九岁时被推荐考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名校，名系，知名教授多，学术影响大。第二次激动是因为我毕业留校任教。在全年级120人中，惟我独一无二地留在中文系文学理论教研室。当时教研室里最老的教师是黄药眠先生，最年轻的人是我，童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如此幸运，更要感谢童老师。没有童老师点将，我是进不了这个研究室。第三次激动就应该属这次了。老了还享受如此殊荣，要感谢童老师的在天之灵，还要感谢当今的中心主任赵勇教授的真诚相邀。
赵勇常说我是童老师的老学生。没错，恰如其分，于公于私、有形无形，几十年来始终围绕他身边，从工作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亲眼看到他为事业，无论是理论著述，硕果累累，还是队伍建设，人才辈出，他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奉献着。在文学理论研究室，前后有三位主任，黄药眠先生，梁仲华老师，童庆炳老师。在文艺学中心我又熟知三位中心主任，童老师、春青和赵勇。在文论教研室发展壮大为文艺学中心的过程中，童老师承上启下，独一无二，功在千秋。
我们念大学的时代是个特殊时代，如黎明前的黑夜，但黑夜之中也有闪光点。我的体会是，我们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按部就班地系统上课学习，而是“以任务带教学”，可每当上专业课时，却都是由大名鼎鼎的教授为我们授课：黄药眠先生，钟敬文先生，启功先生，郭预衡先生，俞敏先生，萧璋先生等。我们在大师课中受益匪浅。等到我毕业留校后，黑暗过去，我们的命运也随之转变了。后来我调离了教研室，从事别的行当了。行业转了，但专业不想扔，也没敢扔，因为启功先生和童老师都建议我不要轻易丢掉专业。尽管多少年没在专业岗位，但在这些先生的帮助指导下，我也有一些成果问世，例如，点校注释过《蟫史》、《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选注过诗、词、曲、赋等各类文集，撰述过《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等。上述学术成果的取得，离不开童老师对我的指导。直到后来，得益于童老师的介绍，我又结识了罗钢、王一川、李春青、赵勇他们。
别的不多说了，在这里，只想说说李春青教授多年给我的印象。
第一，工作踏实，无怨无悔。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从来不挑肥拣瘦，组织安排什么课就认真上什么课。据我了解，文学理论专业的基础课几乎他都讲过。
第二，低调做人，高调做事。他们这批新时代的骄子，有的狂傲自负，昂头挺胸，目中无人，可春青相反，他做起事来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专挑学科中的难点、疑点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那些学术著作及论文可以作证。当周围同事早已名声大振之时，他不为所动，静心读书，积淀自己。
第三，毅力坚韧，志在学术。在专业研究上，李春青表现了坚韧的毅力。一旦选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无论遇到多大困难，道路怎样曲折，他决不改变方向，死磕到底，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就是例证。文艺理论研究室中研究古代文论的学者不止他一人，但能像他有如此丰厚的著述成果，且影响广大的，并不多见。放眼望去，从文论教研室到文艺学中心，耕耘几十年直到荣休的，现在只有他一人。
第四，思维敏捷，思想创新。他是位很典型的积淀型学者，在积淀的过程里绝不原地踏步故步自封，经历了由“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思维变化，立意更高，想法更通透。他每出一本专著，都要签名送我，尽管我没有全读，更没有细读，甚至以我的水平读懂者不多，但每本书都有阐发新思想，让人眼前一亮，过目难忘。
李春青（插话）：我打断你一下，这位张巨才老师，他古典底子相当厚，他点校的那本《蟫史》从来没有人点校过，文言文的，很难。他二十多年前送我一本，我读过，校点得相当好，那是相当有功力的。他主编选注的那本《中国历代名赋金典》太难了，像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作品，篇篇都争奇斗艳的，能选注出来，那是真功夫。
李春青老师和张巨才老师
张巨才：春青刚才提到我那本赋选注，是我和吴万刚老师主编的，是集体的劳动成果，但精选赋文我是费了功夫的，整个过程，除了我本人注的部分外，还要校正其它人的注释文稿，总之那一百二十多万字的书稿最后总算问世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收载了郭预衡先生为此书撰写的一篇精美序言。
我为什么要做这一工程呢，那是受马积高先生的影响。因为看到他撰的《赋史》，认为他写的较粗，概括的成分较强，选文注释较少，所以萌生了自己也想写一本赋史略稿之类的东西，当时还曾跟童老师说过此事。实际上，选本出后，赋史稿略也没搞出来，就下海经商去了。所以，从这一点说，我也不能和春青相比，人家就是读书—读书—读书，著书—著书—著书……总之，赋选也费了我很大功夫，光是到图书馆去翻阅《钦定文渊阁四库全书》，选一篇我抄一篇，就快累吐血了。那时不能复印，更不能照相，好在都已成为历史。
现在李春青教授光荣退休，这是大好事，也是必然事。如果说文论室或文艺学中心是培养文学学科人才的黄埔军校的话，他无疑是其中卓越杰出的毕业生之一。
启功先生曾跟我说年轻时多读书，多写书，年老都会有饭吃。我终生永记，至今受益。我没做到，做好，但春青都实现了，退休又被另外的大学聘请，继续教书，著书。
最后，愿春青兄，生命不止，学而不休。身体健康，更多著述。
陈太胜教授
说实话，赵勇老师最初跟我说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心里有点纳闷，好多人属于“退”而不“休”，因此没有荣休一说。我在心里算了算，认识李老师居然已经有25年了。1994年，我来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记得第一次见李老师的时候，是我们几个班干部一起去的，在李老师的家里。那时候，他还住在学校西南侧的一幢筒子楼里。很狭窄的一个地方，白天要把床支起来当沙发用。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李老师做着他高深的学问，我非常敬佩。很快，李老师搬到了一个条件更好的单元房里，还是我们几个同学帮着搬的。25年的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李老师都要“荣休”了，想想还颇是伤感。
后来留校工作这么多年，跟李老师一起经历过特别多的事情。最愉快的日子，是一起外出开会的日子。尤其记得早些年，工作还没那么忙，最愉快的是几乎每年都会在香山附近住上一星期左右，为全国自考出卷。李老师一到了，总问我哪儿能买烟。似乎李老师不断地在戒烟。
李老师对我个人也很关心。有时候碰见李老师，他会说，你在什么杂志上发表了什么文章，并会谈自己的感想。在中国，这样的事情还真是不太常见。同行的学者甚至都不怎么看别人的文章。李老师会谈我文章中哪个观点有意思。我送给李老师的书，包括翻译的书，李老师都会看，有的还会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
李老师是很勤奋的人。他曾经告诉我。每天早上起来（这个习惯大概是孩子上小学以后形成的），孩子去上学后，他就很认真地坐在书桌前一直工作，看书或者写文章，直到中午。中饭自己随随便便的在家里吃点东西，因为家里往往只有一个人，然后继续工作。他一整天效率很高。刚才齐元涛老师也说到李老师对自己的规划。我有时候比较懒散，李老师的这种工作规划和精神，很值得我学习。这么多看来，中心有各种编著和项目，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从不拖拉，总能准时或提前完成。这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是很不容易的。
无论在为人还是为学方面，这么多年来，作为学生的我，受李老师的影响很大。刚才各位老师都已经讲了他对文学院的贡献，对我们中心的贡献，这些我都不多讲了。对李老师来说，这些年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国外），而“荣休”以后，相信会有更多时间，可以到处走走看看，日子过的轻松愉快。另外，我相信，李老师在学问上，还会有更大的成就。李老师曾跟我讲过，评了教授以后，感觉做学问才刚刚开始。我们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出手太快。但是已经出版的东西又不能改变，因而常“悔其少作”。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有些以前写的东西，过了三五年，就觉得有诸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你的很多想法都跟以前会大不一样。李老师也曾经讲过，读书到一定时候，学问做到一定时候，才能感觉到进入一种状态。我相信，李老师在荣休以后，在学问这件事情上，肯定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并能更上层楼。我期望能够看到李老师更多更卓越的成果，以后照样跟李老师多请教。谢谢。
姚爱斌教授
非常荣幸参加李老师的荣休仪式。我今天不知怎么搞的，状态非常不好，过敏性鼻炎发作非常厉害，到现在还有点昏昏沉沉的——所以我感觉应该“退休”的似乎是我，而不是李老师，李老师看起来还这么年轻，您这不是“退休”，而是人生第二个青春的开始。今天在这个仪式上，看到您这么多学术成果，看到您培养的这么多弟子，硕果累累，桃李天下，因此在今天，在这儿，您应该是最光荣的那一个，最感到自豪的那一个！首先向您表示最真诚的祝贺！
第二是向您表示感谢，也是表达我对您的钦佩之意。李老师做古代文论，我也是做古代文论。我是2001年和李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魏鹏举一起入学的。我是童老师的博士生，但在业务上打交道最多的还是李老师。博士期间，李老师参与我们的论文开题、论文答辩等，在这个过程中给了我很多帮助。2006博士后出站又回到这个地方，和李老师就有了更多的合作和交流，在课题研究、论文发表等方方面面，李老师都给过我很多指导和帮助，对此我一直铭记在心，深表感谢！我们刚才一再讲到李老师学术研究的效率非常高，这一点我也非常钦佩！我本人在学术效率上远远没达到李老师的那个境界。李老师在平时工作中对我的督促甚至鞭策，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震撼，让我感觉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第三是向您表示祝福。的确，尽管您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但实际上对您来讲，既没有“退”，也不会“休”。“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学术人也永远是年轻，尤其是像我们这些做人文学科的。人文学科研究像陈年老酒，越陈越醇，越老越醇，所以对您来说其实是到了人生和学术最绚烂的阶段，相信您后面会有更多更大的成就。真诚希望并祝福您自此多享受生活，享受学术，享受自由！
吕黎副教授
简单说两句，时间留给李老师的学生。第一句话我想说的是，我也是李老师的学生，学生不光是听过李老师的课，我算是这里比较早听李老师课的，95年，李老师本科生的课我没有听过，但是研究生的时候我听过。我是这个意义上的学生。我硕士跟罗钢老师，罗老师中间有一年出去了，把我交给李老师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李老师第一个硕士，所以我是李老师的学生。最开始听到李老师要退休的消息很震惊，没想到这么快，刚才看照片看到李老师年轻的时候，我印象中还是那时候，李老师头发也不白，不像程老师头发白了，是长者的样子。李老师总是觉得很年轻的样子，所以很震惊李老师退休。
李老师很大气，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我们古代文论不懂，学问太高了，李老师给我的印象，我现在做古代文论经过十年积累之后，现在应该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我可以给那些大人物们去讲课，指着他们鼻子告诉他们现在国家应该怎么走。我当时印象最深，因为当时给我们讲“二程”，我们也不懂，他说我们儒家就是应该有这样的气魄。
赵勇：在什么场合说的这种话？吕黎：研究生课上。那时候李老师经过十年之后，跟古代文论做了十年，确实有一些积累，现在敢说这句话，就是积累，李老师不光有积累，还有气魄，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他有很大的胸怀，这些给我们影响都很深。就像刚才说的，李老师肯定不会退的，这种胸怀、这种气魄在现在做学术的时代还是需要，我们继续看好李老师，荣休、退休都不重要，确实很震惊，李老师都退休了，我们也该退休了。希望李老师把学术的气派传给下一代人。就说这两句。赵勇：我们中心来的老师当中还有一位李莎，她拿到博士学位后，目前是在哲学学院读博士后，但实际上整个关系在文学院，你也来说几句。
李莎老师
接着吕老师的话说，他说要把您学术的气派传给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作为您的学生在这里资历应该算是比较浅的，或许也可以当成所谓的下一代。我可能是李老师弟子之外听李老师课比较多的学生。当时在硕士研究生阶段的时候，我不仅听李老师给我们硕士生开的课，也听李老师给博士生开的中国古代文论学术史课程，从先秦到近现代。当时李老师欣然欢迎我们几个硕士生来听课，还让我们也和博士生一样参与发言、论辩、做课堂报告，一幕一幕还犹在眼前。我当时在论文后记写李老师的时候，您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种治学功夫内化于心的温润谦和，几年后我碰巧看到一个师兄写李老师也如是感受，所以我觉得李老师这样一种学问内化于心的气质真正感染到我们每个学生。
记得当时古代文论课第一堂讲方法论的时候，您以孟子的话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我对古代文论真正的兴趣也是从您的课上激发出来的。李老师的课给我一种非常深的震撼，能够把任何奥妙以深入而浅出的方式讲出来，总是一派温和的气象娓娓道来，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当时记笔记的时候写不够，似乎课上的每一个论断都体味无穷。李老师这种讲课的魅力是我开始走上讲台时一直不断回味和学习的。
刚才陈老师说的那一点我也感同身受，虽然李老师研修的是古代文学，但不限于此，能够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把自家文化与现代西方思想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学问不离人性自身而使之鲜活可感，另一方面又有一种远观的清晰视野。李老师对西方学问脉络把握的也非常深，经常会从文章和讲课的时候引用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之前聊天时还提醒我，让我关注王阳明和近现代西方存在论之间的关系，感觉有一种打通中西方的学术抱负。因而当我们面临中国学人怎么走向世界的问题，或者说怎么面对中西方学问相遇的问题，李老师也是我的榜样。
最后，我觉得李老师这种性格或者气质，让我觉得有点像天秤座，后来我发现好像真的是。（众大笑）您在讲述任何问题也好，为人处事的感觉也好，能在同情和反思之间做出精致而又令人信服的平衡，这是天秤座人共通的。李老师是我求知、教学路上学习的榜样，是我永远的男神。谢谢。
赵勇：接下来进入到师门弟子代表讲话的环节，这里列了三位，时间允许的话还可以有几位。第一位是彭维峰教授，他是有备而来，题目是《李春青教授的学思历程》。
//师门弟子发言
彭维峰教授
发自内心的高兴参加我老师的荣休会，我作为弟子代表发言，心中感到非常荣幸，同时也心怀忐忑。为什么荣幸？这样一个隆重的场合来表达对李老师二十多年对我的关心、支持和提携，表达这样一个感谢之情。98年春天的时候我第一次来面试，研究生复试，我到李老师家里去，晚上没有住的地方，那时候李老师跟我年龄差不多，骑着他的大自行车带着我，到吴海清师兄的宿舍里，在他们宿舍里住了一晚上，现在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以后在读博士期间，李老师都给予非常多的帮助，所以我感觉到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同时也心怀忐忑，因为在李老师的弟子里面，客观的说我做学问不能说最差，但不是最好的，现在最好的好象没来，我就讲两句。这些年我自己和学校，我们学校是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学校，我自己面临着学术转型，转到工匠精神研究上。但是我发现我和李老师学到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我用诗学的方式去研究工匠，也是非常有收获，大有获益，并且发一篇文章感觉还非常不错，好几个地方都转发。从这个角度来说，学术逻辑和学术本质一样的。
在我看来，作为弟子评价李老师的话，我觉得李老师用自己四十多年的学术实践回答了富有内在逻辑性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学问、为什么做学问、做什么样的学问、如何做学问，这是我们在座的很多知识分子，我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之问、学术之问。如果简单概括的话，从我自己的角度来思考，可以说李老师的学术实践包含三个层面、六个维度。
第一个层面，高度和广度。李老师的研究聚焦于传统文化、古代文论、古典文学批评，并且李老师把这个领域作为一个突破口，甚至作为一个试验田，来重新思考在西方话语、西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笼罩辐射下，如何重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李老师用自己的学术实践，特别是二十多年的文化诗学的学术实践，给我们提供非常有益的尝试和丰富的例证，这是他的高度。这种高度是一种文化的高度，是一种思想的高度。
同时又有广度，这种广度在我看来是时间的广度、空间的广度和生命的广度。这种广度体现在李老师的研究既不是厚古薄今，又不是古非今史，既不是全盘西化，也不是洋中贬西，而是站在东西汇通、古今融合的视野之下去对待他所研究的对象，这种对待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是有宽度有高度的。我们感觉，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大地，在这种高度和广度背后，我感觉是李老师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体现出的一种责任、担当、情怀和抱负。这是第一层面。
第二层面，厚度和深度。在这样一种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古代文化、古代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使命的驱动下，李老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探索、思考。刚才陈老师说了，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所以说李老师的学问是深刻的，是丰富的，是鲜活的。这种厚度，刚才我们看了李老师学术的成果，我自己没有和李老师沟通，我自己检索了一下，如果从1980年李老师第一篇文章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即1980年第二期发表，《谈谈孟子的“仁政”思想》，从这个时间算起到现在整整四十年头，在这四十年之中，李老师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七项，共写了专著和教材二十部，共发表论文168篇。这是什么概念？两年一本专著，一年四篇论文的效率，我觉得李老师非常勤奋，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谈谈孟子的“仁政”思想》文影
同时既有数量又有质量，我给大家说一个我简单的统计。在168篇论文中，有三分之二的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这个数据是103篇。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这个数据是65篇。有超过十二分之一的文章发表在《文学评论》说，这个数据是14篇。所以说这些我们可以看到，李老师写文章、做研究的厚度。
同时又有深度，这个深度在于李老师做学问，我在这一点上没有继承李老师的衣钵，李老师做学问从来不是蜻蜓点水，不是走马观花，也不是浮光掠影，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专心在做。按照我现在所研究的，真的具有一种干劲、闯劲、钻劲的工匠精神。所以在李老师的研究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的厚度和深度。而这种厚度和深度背后呈现李老师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这样一种姿态、品格和风范。
第三层面，力度和温度。李老师的思想和文字，我们看他的书，我们感觉到的是活的思想、活的文字，是深刻的思想、是鲜活的文字，不是僵化的，不是带有学术气的，而是空阔畅达的语言文字。在李老师的笔下他和他的研究对象之间是开放的，是包容的，是对话式的，在他的笔下，他的对象是鲜活的，是生动的，读他的书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我年轻读硕士的时候，我读您的书挺难受的，读不进去。等我四十多岁，快要不惑的时候，我现在没事就读您的书，我觉得很有收获，读完以后把这些东西放在劳工研究和工匠研究当中非常好，非常适用。我在这种文字里感受到对文字、对学术、对知识的一种敬畏，对文化、对历史、对传统的一种深切的情感。我记得我们一进学校李老师就跟我们说要读钱穆的书，钱穆有一句话，我觉得李老师真的做到它的本质和真谛，就是温情之敬意，同情之理解。
所以说李老师的思想里有着温度，为什么有温度？因为有真诚的情感。为什么有力度？我觉得是因为有深刻的思想。我们看到在李老师的思想文字里，在空阔的、舒朗的文字里自然有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存在，有一种强有力的东西在生成、在流动，我想那就是思想的力量。在这样一种力度和温度背后，呈现的是李老师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对于生命、对于人性的一种真诚、一种热爱、一种厚爱。
我记得马克思有一句话，他说通往科学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坦途，只有那些不畏辛劳，始终沿着陡峭的山路奋力攀登的人才能到达辉煌的峰顶。我觉得这句话可以说是对李老师四十多年学术生涯和学术实践的最好总结。衷心感谢李老师二十一年来对我的关心、支持和提携，也衷心的祝福李老师荣休以后，刚才各位老师都已经说过了，继续保持更好的自由状态，文学之树常青，思想之树常青，青春之树常青，引领督促我们李门自己奋斗新时代、开启新篇章。
赵勇：接下来请吴海清教授发言。
吴海清教授
思宇给我安排让讲讲跟李老师的交往和情谊，这个话题特别适合我，为什么特别适合我？因为大家看到刚才的短片，我看到我出现了四次，但是每一次都是跟李老师在吃饭、喝酒，而且曾经酒喝到差不多的时候拍着李老师的肩说哥们，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说这个比较合适是有原因的，首先李老师是96年开始招硕士第一届，我们是李老师招的那一届，我们那届一共有六个人，李老师当时招了练玉春，他在《光明日报》社，我们跟他是同一个宿舍，那个时候李老师给我们在教二上课，那时候讲马克思主义文论，李老师过来之后经常跟我们先聊天然后再上课，比如李老师说他跟师母两人从师大走到北海公园又走回来等等，这些都是在那个时候听来的。这是一个。
第二，因为在座有很多老师，陈老师，我读研和读博的时候也听过陈老师给我们上课。这里有吕老师，他跟我老婆两个是本科同学。还有太胜老师，都在13楼的五层住过。所以跟这里的老师们，还有这些同学们，好像都有缘份，姚爱斌老师我们俩是安徽人，他是安徽桐城的，我们以前在一个市，都是安庆市的，缘份很多，所以我觉得谈日常生活、谈感情嘛，这些比较好说。
我现在说一下对李老师三个方面的感受。第一，我特别羡慕李老师的幸福感。无论李老师的爱情还是后来我们去李老师家里跟师母聊天等等，你会看见李老师跟师母两人从七十年代，正好唐山大地震前后的时候两人相识，到现在快45年了，李老师把许多细节，比如他当时怎么读书、师母怎么追他，师母说是你追我的等等许许多多的细节都说的很清楚，而且每次去李老师家的时候，你都可以明确的感受到李老师和师母两人相亲相爱，四十多年走下来一直没变。比如师母对李老师的赞赏，有时候嘲笑一下李老师，李老师表示很不屑等等这些事情很多。我之所以说这个事，因为说实在话，我在李老师这里感到这种幸福，我不太清楚对别人，但是至少对于我来说，可能有各种原因，生活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至少在家庭生活中，冲突比相互理解和关心的时间更多，而且我们不如李老师这一代，他们更加亲密。而对于我们这一代，很多时候更可能是，比如我们彼此要有空间，但是要有空间的结果是交流或者其他等等方面少得多。所以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李老师和师母几十年的幸福感，因为我跟李老师和师母有些联系，包括师妹，还有师妹的老公，我跟他们在一起喝酒，他说他一斤多就歪倒一边，我当时心想我也一斤歪倒一边还怕你了？但最后还是被他喝多了。包括师妹，还有师妹夫，以及还有两个孙子，所以李老师幸福这一块确实很好也让我很羡慕。这是第一。
第二，谈谈李老师能够安静静心的生活。不仅仅是做学术，而且在这个世界中间生活的时候都是那种严谨而且安静的，对自己是有要求的。我最早去李老师家的时候是一个夏天，一个很小的房子，李老师看书是在过道中间，在那种情况下李老师一直比较安心的坐着。我觉得能够静下心来做这些学术上的事情很值得敬佩，因为我99年毕业的时候，那年胡继华老师考上博士，胡继华老师是我本科的老师，一起吃饭，他开始发出一个感叹，这个感叹更早一点是谁说的，他引述过来，他说北京这么大的地方放不下一张书桌。我觉得他的感叹真的是比较深刻的感叹，因为从我自己这个角度来说心里永远没有安静下来，做了一系列跟读书、跟做学术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李老师一直安心的做着学术。
当然不仅仅是做学术，李老师生活的那个世界，他自己守护自己的那个态度和精神也一直在，我举个例子，师妹结婚的时候，李老师说你结婚简单一点，我记得师妹还跟我说过，即使不请别人也要把同门请过来，让他觉得一是有熟悉的人，二是至少有一个仪式，李老师当时都不想做这个事，后来还是我跟小林两人，我们来邀请，所以我跟小林两人把外地的师兄妹等等已经毕业的都请过来。包括后来李老师六十岁那年，我们还说等到那年8月份一起出去给李老师办个仪式等等，但是正好那年政府又提倡要节约，少办一点活动，所以李老师坚决把这个事情停止下来，我当时也撺掇了李老师，而且外地的师弟妹们，我也给他们打过电话，我说你们每个人要出点费用，不够的话我们可以怎样怎样，每个人都已经答应了，大家都已经说好，但最好还是没办。从我这块来讲，李老师在我接触这二十多年中对操守的坚持，是我个人比较大的感动和感受。
最后一点，人生境界上，刚才说到李老师在学术上的高度，我想跟李老师二十多年接触的过程中，从人生境界上说，他站在观察世界感受或者分析自己人生意义等等也是值得我去学习的。比如从境界的角度来说，李老师能从比较高的境界之上给予我个人很多帮助，比如我遇到问题的时候，举个简单例子，我评职称的时候遇到问题，李老师也会给我一些点拨等等方面，或者我在选择的时候，我虽然还在舞蹈学院教过书，但是我一直说自己是学术界的二流子，今天这里混一下，明天那里混一下，而且也把太多的时间放在做生意等等方面，而李老师对我选择做生意这个事情也理解，而且平常跟我聊聊天，有一些鼓励，有时候我觉得我到底回去做点学术上的事情还是要做点生活上的事情？我有时候给李老师发信息说哪天约你吃饭，向你咨询一下看看怎么办。这个事情最后都是我毁约了，我约了李老师，最后又各种原因把李老师给晾了。我跟李老师接触这么多年，晾李老师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作为老师能够宽容一个学生，包括要交稿、约好之后改期。
李春青：就因为交稿的事，有一段时间我们师生关系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他都不敢接我电话，就因为交稿，我骂他好几次，说的非常严厉。吴海清：我后来把邮箱给关了，当时去掉论文还有其他原因，我的手机卡扔了，换了一个，总而言之李老师找不到我，导致交稿有些迟，但是李老师催的也是有点急。李春青：一点都不急，你每次都说下月月末一定交，差不多五次。吴海清：总而言之这二十多年李老师宽容待我，我的不好都是我自己的，好的都是从李老师那里学来的。最后说一句，今天参加李老师荣休，感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不希望看见老师怎么就退休了，似乎脑子里还没有转过来。能够再次回到师大见到许多老师很高兴。李老师哪一天突然决定后面不做学术，想休息了，那个时候只要我现在做的事情还行的话，我也会跟小林或者跟其他师弟们谈一谈给李老师整一个全集，我们会努力把事情做好，算我今天在这里承诺。赵勇：下面请在校学生代表程听发言。
学生代表程听
敬爱的李老师，尊敬的各位老师，大家下午好。我是李老师门下的 2016 级硕士，同时也是 2019 级的博士生程听，很荣幸能在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作为在校生代表发言。
作为弟子，我想先谈谈与李老师结缘的过程。2014-2015 年，正是我读大三的时候，我有幸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来之前，当时还未入李老师门下的郑天熙师兄就向我大力推荐李老师，希望我能旁听李老师开设的课程。来之后，恰逢选了文艺学中心张炳蔚老师开设的中国古代文论课，当时担任课程助教的正好是今年博士毕业的陶楚歌师姐，那时她也才研二。经过楚歌师姐的热心介绍，我有机会听到了李老师给文艺学硕博士生开设的《文化诗学》课。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李老师本人，虽然当时在现场我听的似懂非懂，但是老师在台上给我们谈到三种治学路径，以及与古人对话等看法，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文艺学和中国古代文化的兴趣。在那之前，其实我更喜欢现当代文学，尤其偏爱话剧。白天在现场听李老师的课还是好多地方不懂，后面我意外地发现超星学术视频上正好有这门课，于是我专门充了一个月的会员，30 元，反复地把《文化诗学》这门课听了几遍。不仅自己听，我还拉着自己的好朋友一块听，后面因为这个，他在硕士期间也读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萌生了报考李老师的想法。
本科的这段经历使我发现了自己的学习兴趣，而真正与老师交流是在我读研以后。过去三年每次与李老师交流的点点滴滴我都历历在目，这不是一种修辞上的夸张，而是真的印象深刻。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件有代表性的事情。研一下学期，李老师带着我们几位在校生读《庄子》。有些时候课程作业一来，读书会这边我就想偷些懒，于是我就直接引用别人的观点，也懒得去思考。有一次我讲了半天台湾学者王邦雄对于庄子的理解，李老师很严厉地批评我，“别谈什么王邦雄，现在我们读的是庄子，你自己是怎么看的！”说实在的，那次把我吓坏了，第一次见到老师这么生气。同时我也感到很惭愧，后来在阅读韦伯的《学术作为一种志业》时，我才理解了当时那种无地自容的惭愧从何而来。放弃独立思考，就是逃避对学问的责任。“我们必须通观其行径至终点，方可透见它的力量及它的限制。”李老师的这一声鞭策给了我极大的震动，莫学他人声口，莫拾他人余唾，这是读书问学的良知与责任所在。
当然，问学态度的严肃与日常交流的和蔼并不冲突。李老师对于自己学生的身心健康都非常关注。研究生刚入学时，我第一次跟李老师见面，老师说了一段让我现在都忘不掉的话。“程听啊，你毕业前必须瘦二十斤，不然不准你毕业。”当时场面一度沉默。不一会儿，老师又补了一句，“当然书也是要读的。”后面我本着对健康负责的态度，自然也没有辜负老师的期待，现在成功地完成了当时老师交给我的瘦身任务。这三年来，很多次读书会开始前，老师都要向师兄师姐们询问我最近有没有坚持锻炼。在我心中，老师的每次询问就像苏格拉底的灵魂追问，“照看你自己”，让我不敢懈怠。
未来三年能继续跟李老师读书问学对于我来说是件极为幸运的事。学术我不敢妄论，但是老师的问学精神着实地感染着我，正如韦伯所说，“惟有那发自内心对学问的献身，才能把学者提升到他所献身的志业的告归与尊严。”在轻浮与躁动的年纪，如果我能片刻地感受到文学研究的价值和尊严，那就是老师传递给我的力量。在这个敏感与讷言的时代，我庆幸遇到了一位“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老师。这种不言之教让我萌生了以问学和教学为志业的愿望。作为学者和老师，永远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退休。问学是一辈子的事，而跟随老师的学生们则会在老师“一以贯之”的问学路上受到启发，找到那份属于他愿意奉献终身的志业。
最后，再次祝贺老师荣休。感谢大家耐心听完，谢谢大家！
赵勇：谢谢程听，如果李老师不再招收博士的话，程听就成了你在北师大的关门弟子。按照议程，师门弟子代表讲话到此结束。如果再安排几位的话，这个时间是不是有点紧张了？我还认识几位能叫上名字的，蒙丽静、张晓梅，你们是不是简单讲几句？
李门弟子张晓梅
我从和平里大酒店的会场上过来，我正在那边开一个会，培训中间我出来的，因为我不想错过李老师的荣休仪式。我就说几句，因为也没有准备，刚才都在很耐心的倾听各位师长和同门对老师的感恩以及对学术的回顾和肯定、激赏。我说三个关键词，一个是知足，一个是知不足，一个是不知足。
我为什么说知足，我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感谢文学院，感谢李老师收留了我，但是这些年从社科院做完博士后出来之后，一直游离在学术的门外，也做了很多工作，在政府、在学校、在企业、在大学，现在我也有自己的企业，也拿到百万年薪，我一年要做一百多场的演讲、签约，其实我这点底儿出去能够“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来源于文艺学给我完整的学术训练，我和彭维峰的感受是一样的，我很成功的把文艺学那点儿底子跨界和迁移到我新的工作场景中，他在做工匠精神的研究，我在做工匠精神的传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是不断，我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沿袭了李老师师门治学严谨并且经世致用的学风。这是我的知足。
第二是知不足。之所以说知不足，古人说“文痴者艺必工，艺痴者技必良。”我好象技也不良，艺也不工。在外面可以叫我博士，但是千万不要说我是哪个学校的文学博士，我担心是不是给北师大的文学院蒙羞，所以我也知道我跟学术之间的差异还真的没有到“板凳需坐十年冷，踏尽崎岖路自通”的阶段，所以我刚才来这里，老图书馆已经成了文学院，但是我却不知道。进了这个校门，我找文学院图书馆大楼的时候问了好几个人，对我来讲一个北师大的毕业生，真是离学术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第三是不知足。北师大培养了我，无论从哪个项目上来讲，我不应该是北师大最差的那一员，所以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以什么样的角度来切入，我会以我自己的力量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也就是说“何许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我也盼望我的导师，虽然荣休了，虽然学术还在路上，也是“身健在，且加餐，黄花白发相牵挽，赋予时人热眼看。”
谢谢赵老师还记得我。无论我走多远，我的心永远在这里，我的骄傲永远在这里。谢谢大家。
赵勇：谢谢张晓梅，张晓梅当时读博士的时候非常厉害，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你看她的嘴皮子功夫经过了反反复复的演讲和磨炼之后更是炉火纯青，而且我也知道她喝酒的功夫非常了得。蒙丽静，你也说两句吧。
李门弟子蒙丽静
没有准备，我随意说。我成为李老师的学生当时真是感觉非常幸福，尤其工作那么多年再回来读书，这简直是天降之福。所以来了以后我也非常珍惜这种学习的机会，跟着李老师学习，李老师的学风非常严谨，而且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我们学习的时候从原典开始，首先是读原典，但是又不能拘于原典上的，要有自己的思考，而且要有广泛的思维路径，要求我们多看书，包括古代的，包括中国的、外国的都要看，但是看了以后不能拘在里面。我记得当时您跟我们说不要怕这些东西，看完以后要思考，要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当时给我们带来一种崭新的学术思维方式。
在这种思考方式，就像刚才师兄师姐们说的一样，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我现在的工作也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之后我就进入到另一个圈里，就是电影研究、电影舆论的圈子里，不在古代文论的圈子里。但是我直到现在桌子上还经常摆着您的书，因为我每次看完一些电影理论或者看完一些电影之后也会思考，有时候看多以后脑子会乱，然后就会看着李老师的书想李老师当时写这个的时候是怎么给我们讲课，他怎么看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看二十年代电影的时候，我会马上想到李老师说你应该注意语境，反思当时文化的影响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潜移默化的，它是一种学术思维的锻炼，这是我们所有李门弟子都受益终身的事情，要有一个扎实稳健的学风和扎实稳健的理论基础。包括我现在有时候也在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带电影理论课，就要求他们必须读原典，读了原典以后可以认同他，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要有自己的想法，你要说出你为什么认同他、为什么反对他，以及如果这个理论你现在拿来用的时候怎么用。当时我们都很喜欢一些西方文论的这些词，李老师说你不要随意的拿来一个词就往上套用，你必须要理解清楚它的思路、理论路径才能作为思维上的进步，也好来借鉴，我现在也是这样要求学生们。学术思维的锻炼和学术思维的养成就是从我们跟着李老师在博士期间，包括写博士论文期间培养成的，这个真的受益终身，不仅是我们本身受益终身，我们也会把这种思路传给我们的学生，薪火相传。这是从学术上来讲。
从生活上来讲，李老师不是特别严肃的，他是非常和蔼的，而且对我们都特别关心，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比如我们家里有点大小事，或者每年有点什么情况，都愿意跟李老师汇报汇报，跟李老师征求征求，包括我们家里头就业或者单位有什么事都愿意跟李老师商量，而且也愿意跟师母一块交流，我们觉得跟李老师是一家人。
李老师今天光荣退休，但是我个人认为，就像所有人说的那样，这不是一个工作停止的阶段，反而是一种更自由的状态，李老师可以更加放飞自我，按照自己的爱好去接着做学问，接着愉快的生活。所以祝愿李老师退休生活幸福，越来越好。谢谢。
赵勇：蒙丽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我的山西老乡，大同的。你现在在哪儿？
蒙丽静：我现在在小西天中国电影艺术资料馆，那有两个研究室，原来是一个，现在分成两个，一个叫电影历史研究室，一个是电影文化研究室，做电影理论、电影史方面，包括当代电影，所以我们可能会经常写一些影评。
赵勇教授
谢谢蒙丽静。李老师，我说两句，然后您来做总结。
我今天早上起床之后突然想到，我还是郑重其事一些吧，所以我在今天上午紧紧张张写了一个发言稿。本来我也可以就这么说几句的，但一是为了显得郑重其事，二是也想到，我今天既是主持人，也充当半个摄影师，比较忙乱，怕到时候丢三落四，张嘴忘词。所以我现在就念一下我的稿子。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当我得知李春青老师今年退休的消息时，我的第一感受是有些伤感。1999年我来北师大，跟随童老师读博士，至今已整整二十个年头。头三年李老师是老师，我当学生。后来我留校任教，成为他的同事。再后来他当所长、我当副所长，他做中心主任、我当所长，又成为他的部下，我们在一起（除了头三年我当学生）共事了17年，战斗了17年，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如今战友退役，我耳边首先响起的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眼，耳边想起驼铃声”。这是我伤感的第一个原因。同时我也想到，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就像以前老电影中八路军说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众笑）李老师在时，我是狐假虎威；李老师一退，我就虎走狐悲了。（众笑）这是我伤感的第二个原因。
当然除了伤感我也更为李老师感到高兴，因为按照我的理解，在职在岗就是体制中人，退休之后赋闲在家，也就进入人生新的境界。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唱道：“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也该歇歇了”，后来年轻人恶搞，把“革命”改成“反革命”。不管是革命工作还是反革命工作，我觉得李老师都可以歇歇了，可以喝喝茶、养养花、遛遛鸟，随心所欲，这时候他就不需要上课、开会、看论文，也不需要“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做课题”了。（众笑）这是自由境界，所以我为李老师感到高兴。
一封家书是李春波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
流行于1994年
当然，李老师是退而不休。大家今天非常小心谨慎，避讳了他的新的工作岗位，我要搞事，要在这里把它说破。实际上大家都已知道，他退休后的去处是华南师范大学，今年已跟这所学校签约，得到了一笔转会费，我个人认为这既是好事，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我们北师大的文艺学专业在外界有一个称号，号称中国文艺学的“梦之队”，如今“乔丹”退役，退出他长期供职的芝加哥公牛队，洛杉矶湖人队马上伸出橄榄枝，让他去当那支队伍当中的得分后卫，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好事。但是芝加哥还是他的大本营，他又要去洛杉矶打比赛，芝加哥到洛杉矶的距离2800公里，从此他就需要坐飞机，在两座城市飞来飞去，成为空中飞人了。这种事情很折腾，我又觉得不一定是好事。所以我要给我们的“乔丹”同志提个建议，干个三五年就彻底退算了，你是“乔丹”嘛，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借这个机会我也代表文艺学研究中心，更重要的是代表我自己，向李老师表示感谢。我虽然从见到他的真人算起只有二十个年头，但知道他的大名，拜读他的著作文章至少也有三十年了。我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买过他的第一本书《艺术直觉研究》。这个书你们估计都没有，我手头有。但是今天我翻箱倒柜也没有找到它，咱们讲究的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我今天没有把这本书找着，非常遗憾。这本书是1987年出版的，开本是我找到的《走向未来丛书》这样的小32开本。我记得就放在这套书旁边，但是没找着。本来我想带到现场让他签名，没找着就算了。他的博士论文《乌托邦与诗》，这里摆的一摞是再版的，我这里有老版。他的这本博士论文在1995年出版，当时出版之后我很想把它买回来，但是当时我在一座小城市，这种书在那样的城市里根本没货，所以1998年我来到北京，第二次参加博士生考试，终于在3月30日（这上面有购书日期），在北师大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买到这本书，大喜过望。后来我考到这里，就不需要买他的书了，因为他每次出书都要送我。如今他送我多少本书，我已经没办法统计了。
春青教授的两部著作
《乌托邦与诗》《诗与意识形态》再版
说到这里我要披露我当年考博士的一个小秘密，我当年考的是童老师的博士，但是并不是只读童老师的书，除了童老师的书之外，我当然还要读伊格尔顿、朱光潜这样一些学者的书，还要读北师大文艺学专业其他老师的书，所以当时像程正民先生、李壮鹰先生、罗钢先生、王一川先生、张海明先生、李春青先生等等，他们的书出一本我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当然有的不一定整个都读。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一是因为九十年代我一直在打篮球，他们又都是“梦之队”的优秀球员，即便我不考博，我也应该向这些优秀的球员学习，读他们的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是因为今年博士生复试有一个学生考我这里，后来我问他是否读过另一个老师的书，他居然一本都没有读过，当时我真为他捏了一把汗，觉得这位考生也真是太艺高人胆大了。实际上我的书你可以不读，但是你不读方维规的书能考上赵勇的博士吗？你不读陈太胜的书能考上季广茂的博士吗？你不读李春青的书能考上姚爱斌的博士吗？（众笑）我觉得这里没有什么道理好讲的，就像那些顺口溜所说的，你要敢跟我讲道理，我就跟你讲逻辑。
有点跑题，回到刚才的主题。我很早开始接触李老师的书，我也一直把李老师看作我学习的榜样。我是研究大众文化的，研究来研究去，发现自己研究得越来越没文化了，所以我对做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学者特别敬重，我觉得他们一旦之乎者也起来，一旦“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起来，就觉得自己特别没文化。今年我们村重修了一座庙，让我写一个《重修圣庙碑记》，我想让它具有一点文言文色彩，但是搜肠刮肚，写的依然不尽如人意。就是前三天，我的大学老师梁归智先生来我家，我突然意识到我有救了，因为梁老师是教我古典文学的，他可以给我批改一下那篇碑记。果然一会儿功夫，他就给我改了十多处，让这篇文章更有文言文的味道。李老师是做古代文论研究的，他的言谈话语，他的著作文章无不透露出浓浓的士人文化气息，让我很是受益。比如有一次他发邮件用了“渊渟岳峙”，这个成语我就没听说过，所以我当时赶快学习，一下子背了五遍。更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认真研究过他两篇论文，一是《论雅俗：对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历史演变的考察》，2011年发表在《思想战线》上。二是《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发表在《北师大学报》2016年第五期。读前一篇论文，是因为我在主编一本教材，涉及到雅俗问题。我觉得李老师这篇论文写的特别通透，所以我在教材当中大段引用了他的观点，当然我都加了注释。读后一篇论文，我是为了琢磨童老师所谓的文化诗学问题。由于李老师这篇文章虽然没点名，但是我读出了一点他跟童老师唱对台戏的味道，所以我就打印出来反复读了不下三遍。我虽然不完全认同李老师对文化诗学的看法，但是他的这篇文章还是让我深受启发。
《论雅俗：对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历史演变的考察》、《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的差异与关联》文影
另一方面，李老师为我们文艺学学科和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也要借此机会，表示感谢。李老师是从2009年到2015年担任文艺学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在此期间，文艺学研究中心能够稳步发展、稳中有进，与他的领导有方、上下协调是分不开的。因为在那个时候，有那么几年他同时担任文学院的副院长，院里事情比较多，中心的事情也要做，所以我和陈太胜就给他打下手，一切行动听指挥。当然，无论是太胜和我，还是李老师，我们上面都有一个最大的老板，就是童老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其实都是在为童老师打工，童老师当时虽然不当主任了，但是他就像当年的邓小平一样，依然是我们的总设计师。正是在童老师、李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的文艺学专业才在全国的文艺学界保持着领先位置。
2015年李老师退居二线，我开始负责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工作，为了中心的发展，他不断提醒我、点拨我，为我出谋划策，帮我渡过难关，在此我也向李老师表示由衷的谢意。
我说李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不仅体现在学问上，而且也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我知道他在家里面非常尊重夫人，夫人不许他在家里抽烟，他就能忍住不抽，等到下楼之后才猛抽数根，光凭这一点就值得我认真学习。（众笑）这里我要披露李老师的一个秘密，大概十年前，我们中心的办公室还在楼下，我们好几个人共用一个大房间，像公司办公那样，每人打一个隔断，放一张电脑桌。有一天我到办公室，发现我的桌子上放着十多包香烟，这些烟不是一个牌子的，比如有大中华两包，黄金叶三盒，还有万宝路、七匹狼、芙蓉王各两包。我心里就嘀咕：这是几个意思？是哪位朋友送我烟抽吗？为什么不送整条的而是拆散了送？莫非是让我尝遍天下无敌烟，金樽清酒斗十千？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同屋的两位老师，他们也都一无所知。因为来路不明，所以这个烟我不敢抽，而是把它暂时收到我的抽屉里。（众笑）过了些日子见到李老师，李老师就说，桌子上那堆烟你看到了吗？我说看到了，怎么回事？他说，那天我老婆来办公室，突击检查我的抽屉，发现里面藏有香烟，便恼羞成怒，说要就地销毁。我说别呀，扔了多可惜，那个赵勇是个大烟鬼，送给他得了。老婆觉得毒害一下赵勇她还是能够接受的，就把那堆烟放你桌上了。（众大笑）
我说，原来如此。你瞧瞧你，也不跟我言语一声，吓得我都不敢抽，怕被双规。那些烟还在我抽屉里，现在你夫人不查防了，我要完璧归李。李老师豪迈地说，那些烟送你了，我另一个抽屉还有，她没发现。（众大笑）
所以我觉得李老师既是尊重夫人的典范，又是一个善于声东击西的老游击队员，这一点我更要向他学习。（众笑）
当然，我对他也不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比如，我数学不好，上大学只考了34分（我已经把这种丢脸的事情写到了文章里），但我觉得李老师比我还差。有一次他跟我说：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童老师劈头盖脸训了我一顿。我心想，我都六十的人了，你还这样训我，于是我就跟他叫起了板。你们瞧，李老师也并不总是谦谦君子，菩萨低眉，他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讲完这些后我就调侃他，我说还是你厉害！你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了，可是你想过没有，你六十童老师八十了啊，难道只有你天增岁月人增寿，他就止步不前了？他还是你老师，他怎么就不能训你？李老师说：是，现在想起来我就后悔。
那时候我就特别想把张枣的那首诗送给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情／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我已经说了很多，需要就此打住。最后我要说的是，虽然李老师在文学院的教学岗位上退休了，但是他还做着文艺学中心的课题，还是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一员，所以李老师应该常回家看看，给我们指导工作，为咱们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发展献计献策，加砖添瓦。
然后，我要改动两个字，用李商隐的一首诗结束我的发言：“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今朝相送东流后，春青驱车更向南。”
谢谢大家！
赵勇：本来我已让陶楚歌准备了伴奏带，要在这里为李老师献唱《驼铃》，但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改到吃饭时唱。接下来是最后一个环节，请李老师发表感言。
吃饭环节赵勇老师演唱《驼铃》
李春青教授
李春青：谢谢各位，很感动。谢谢赵勇和中心的老师举办这个活动，也感谢院领导那么忙坐在这里很长时间，也感谢各位同学们参加这个活动。感到很荣幸，退休了，大家坐在一起聊一聊，感觉很温馨，心里暖融融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在北师大工作31年，上课30年，在北师大从读书到现在34年，非常荣幸。因为我一开始就进入了很好的团队，这个团队，我现在想起来，我88年留校的时候，文艺学教研室的老师，到现在一个都不在教研室了。程老师当时不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他后来才回来的。当时我留校的时候在的这些老师们，现在已经有五位去世了，其他的调走了，也有一些是退休了。这五位老师首先是我的老师童先生去世了，然后是梁仲华先生去年也去世了。另外还有齐大卫老师，齐大卫老师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激情澎湃，与人为善的。刘庆福老师是一个温柔敦厚的、中正贤良的正派人，做过咱们的系主任，老实人，也去世了。另外就是LXB，当时是青年教师，也去世了。想起来我们当年一起在一次会后去烤肉季吃饭的那些人，现在都不在咱们这了，就剩下我一个，我也荣休了。所以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真是一代一代的，想起来确实很感慨。
但是我感觉到很荣幸的就是，当然我在大学的工作不是从北师大开始，我在河北师大教过书，在中国政法大学也搞过研究，到北师大来了之后，我很荣幸进入这个团队。那时候不像赵勇刚才说的是“梦之队”，我留校的时候还不能叫梦之队，也没人说过。
赵勇：梦之队是世纪之交时候的一个说法，但是你们还是优秀的球员。
李春青：那肯定的。当时我留校的时候知道我们这个团队在国内也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个团队可以比。老一代的童老师、程老师，这是领军人物。年轻的，刚才总结了“四大金刚”，四大金刚没有我，我不是四大金刚。四大金刚是谁？罗钢、王一川、LXB、张海明，我留校的时候这几个人已经在教研室工作很多年，但是后来的人都把我说成是四大金刚之一，我也不反对。我留校的时候四大金刚也可以叫做四座大山压在我头，为什么？他们年龄有的比我还小，只有罗钢比我大一岁。我心目中的四大金刚，像罗钢的思维缜密、严谨，王一川的才思敏捷，LXB的深刻尖锐，张海明的沉稳清晰，都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对他们也都是仰望的，但是我心里头并不认为他们是不可超越的，我觉得要是努力的话也能达到他们的水平，实际上到现在也没达到，不过我这个不服输的精神还是可佳的，我觉得谁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任何人都是可以追赶的。所以我当时也是信心满满，尽管名气比他们小很多，人家一提就是LXB、罗钢、王一川，李春青是谁？对不起，没听说过。但是我心里头一点也不自卑。
赵勇：我插一句，我当时在山西，在我们眼里你跟他们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你要自信。
李春青：我还没评副教授，罗钢就已经是教授了，我94年才评的副教授，我评副教授的时候在北师大中文系还算早的，五十年代出生的副教授很少，绝大部分都是讲师，我评副教授还算是早的，但是罗钢评正教授比我评副教授还早。所以跟他们没法比，不是一个起点，我读硕士的时候人家都已经是北师大的老师。但我也没有气馁，我就自己闷头干，但是我注意向他们学习，除了学习童老师和程老师两位老师，还有李壮鹰老师，李老师思维很缜密，而且经常有奇思妙想，也是学问做的很好的，这些人都是学习的榜样，他们的文章我也读，他们的书我也读，经常揣摩他们的学问怎么做。慢慢的融会贯通，跟他们学了不少。所以尽管是一个后进，他们是先进，但是一直走下来，自己感觉到在这个中心里也还是做出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后来逐渐就成了一个老同志，这时候咱们这个团队更新了，都成了年轻人，在我心目中你们都是年轻人，包括赵勇，虽然也五十多岁。这个团队同样让我感到很舒服，感到很愉快，因为跟你们这些人合作，在一起讨论问题、答辩、开学术会议，我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甚至比在罗钢、王一川他们那里学到的还多，因为你们见多识广，好多新的东西接受很快，读书都很勤奋，所以我以与你们为伍为荣，感到非常荣幸。在老的团队里头学到很多，在新的团队里头又学到很多，所以我到哪都跟别人吹，我说我们北师大文艺学你们就是比不了，哪一个人出来都是两把刷子、三把刷子，都是怀荆山之玉，握灵蛇之珠，都有两下子，都有法宝。所以我到现在为止也是以咱们北师大这个团队，文艺学的梦之队感到荣幸，感到自豪，曾经是这里的一员，跟大家在一个战壕里战斗，虽然退休了，但是这份荣誉还保存着。
另外就是我的这些弟子，最优秀的弟子，除了少数以外，都是“不务正业”的，都不是学我这一套的，都不再跟着我做古文论。像魏鹏举，当年博士论文做的是扬雄，结果毕业以后跑到中央财经大学搞文化创意，现在在国内搞文化创意的人里头他是大拿之一，整天飞来飞去，全国跑来跑去，到处有人请，城市规划、街心花园，现在满头白发。
像徐宝峰，头发不多了，这个人非常聪明，陈超的学生，推荐到我这来读博士，陈超是著名诗人，徐宝峰也是聪明绝顶，但是毕业以后也不做古文论，他当年做的是《礼记》，结果现在搞国际汉学研究，他现在掌握着八十多个国家的汉语学研究的队伍，都跟他有联系，人家到北京来，他随时可以请过来，他现在弄成北京市的青年科学家培养工程的优秀人才，人文学科就他一个，一年300万，连着给五年，干大事业的，但是就是不继承我的衣钵。
还有口若悬河的张晓梅，当年做“男子作闺音”，也是古代文学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写了三四十万字，这么厚一大本。后来我推荐她到社科院胡明先生和党圣元先生那里做博士后，也受到很好的学术训练，但是她不喜欢做学问，坐不住。年薪百万，到处飞来飞去，有时候同学聚会她轻易也不来，时间很紧张，现在也是很厉害的人物。
还有彭维峰，头发都没了，他虽然不做古代，他做瞿秋白，但是毕竟也是文论、文学，后来到劳动关系学院也不做这一行了，搞农村文化研究，新农村建设，搞这些东西。现在早就是教授了，又当官，当校办主任，你看这口才，当官的口气。
其他的同学也别说了，像蒙丽静也不搞古文论，搞电影研究。
所以我很奇怪，我的学生，像应爱萍现在在南京师范大学搞艺术学、搞摄影美学研究，本来也是跟我做古文论的，现在都改了，这就是我的不幸，形不成一个团队，只有极个别的人还在坚持这个阵地。当然，我也为他们高兴，我一直是这样的，地上的路都是很多的，你即使做官，即使做生意，只要你做得好、做得通也是好事，人生几十年的事，干什么只要干得好。罗钢当年有一句话我一直记着，罗钢说不管做什么，只要你做通就行了。我记得这句话，你不做学问，做别的，做的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也是好的。所以我也祝福他们，我也为他们高兴，大家都有进步，这些人不是主任就是院长，都是教授，当然今天来的只是一小部分，我希望他们将来越走越好，也感谢他们到这来参加这个活动。
说的很多了，我再啰嗦几句，对咱们中心的一点期望。
像这样的活动，尽管近年内可能没有荣休的人，除了方维规教授有可能要荣休，也不一定，长江学者可能不荣休。近几年，像赵勇和广茂，六十年代的，至少还有十几年，荣休还早着呢，但是以其他方式经常搞一些活动，有一些凝聚力的活动，让大家知道我还是这个梦之队的一员，觉得我在集体中，我觉得还是好的。特别是在学术上，搞学术，每个人都很牛，出去大家都知道，但是作为北师大文艺学，国内二级学科文艺学里最牛的梦之队，有人说咱们是黄埔军校，当年北大李杨教授来，他搞现代文学的，他说我发现在座好多都是北师大文艺学的，他说要是早知道我就不敢来了，谁不知道北师大文艺学是整个文艺学领域的黄埔军校。我们文艺学学科确实培养大批人才，要有集体的声音、整体的声音。童老师跟程老师那时候指挥几大战役，每一次战役都是大兵团作战，都是动员所有老师一起做。各人有各人的专业，有自己的阵地，但是集体能搞一些活动也是好的，因为能发出整体声音，特别是对当前文艺学研究领域的各种重要的，甚至整个学术界各种重要的现象，文艺学要整体发声，尽管这个声音观点不一定一致，如果能整体发声表达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观点，这对提高我们的声誉、提高我们在学术界的影响都是很有好处的。
赵勇、太胜你们以后多商量，多搞一些学术活动。其实就是搞不搞的事。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就看你做不做。另外，其他老师们也都要支持这个中心的工作、所里的工作，大家还是保持童老师当年形成的整体的力度，这是很重要的。
最后对各位参加一下午的活动再次表示感谢，谢谢各位。
李春青教授
赵勇：谢谢李老师，李老师最后的建议非常好，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集体有过一次讨论，形成了一个稿子，关于文化诗学的，后来他也一直跟我说可以再弄起来，但是我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自己太忙乱，也一直没有做这个事情，以后我们确实还可以设置相关的话题，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不但要做起来，而且要做好。 我原来设想是6点结束，现在已经超出15分钟，我们到此为止。非常感谢今天前来参与活动的李老师的诸位弟子以及在校的各位同学。也再次感谢齐元涛副院长和马然老师，他们整整坐了一下午，待会我们一起吃饭，你们不能光听会不吃饭。还要感谢远在国外的刘思宇博士，因为这个事情我主要是交代给她，由她遥控指挥在校的一些学生来搞这样一个活动，包括做这个视频，包括会议的一些安排。同时也要感谢在校的李老师的几位学生，像陶楚歌、程听等等为李老师的这次活动做了许多事情。最后还要感谢我的几位学生，他们今天负责摄像、拍照和录音，非常感谢。
我们到此为止，下面找一个地方合影留念。
荣休仪式现场掠影
李春青教授与文学院部分领导、
文艺学研究中心部分教师、
到场师门弟子合影
（根据现场记录，发言内容已经发言者审阅、修订）
原载《批评理论》2019年第3期，第5－34页。
结尾师生合唱《光阴的故事》
赵勇附记
此次活动刚结束，上海大学曾军教授便与我联系，希望能把现场实录版给他，在其主编的《批评理论》上刊发，我征求李春青、程正民等老师意见后，让人把录音转换成文字，又让发言者审阅、修订，然后交给了曾军教授。借此推送机会，我要特别感谢曾军教授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版面，也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老师和同学。
《批评理论》2019年第3期（图左）；现场的摄影同学（图右）
A sincere heart in the great masters’ way leads to a blossom of established disciples — A recording of the retirement ceremony for Prof. Li Chunqing
A retirement ceremony for Professor Li Chunqing was held on the 19th June, 2019. The ceremony was organized by the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ies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it was hosted by the dean, Professor Zhao Yong. The attendees included the leadership from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aculty of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ies, and some of Prof. Li’s students. On behalf of the entire faculty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f. Kang Zhen, party secretary of the school, as well as the vice dean, Prof. Qi Yuantao, both delivered their respect to Prof. Li Chunqing for the contribution he made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Prof. Cheng Zhengmin and Prof. Zhang Jucai, both retired professors from Center for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ies, reviewed the establishment process of the field of literary theories i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over which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of Prof. Li was emphasized. After that, current faculty members Prof. Chen Taisheng, Prof. Yao Aibing, Prof. Lv Li and Dr. Li Sha talked about their respective details interacting with Prof. Li when they were students and learned from him. Also, students of Prof. Li, both graduated and in school, for example Peng Weifeng, Wu Haiqing, Cheng Ting, Zhang Xiaomei and Meng Lijing, shared their stories with him. What’s more, Prof. Zhao Yong, very closely connected with Prof. Li as both fellow students learning from the same mentor, colleagues, and friends sharing the same hobbies in private, talked about Prof. Li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in a way full of witty remarks, which brought the ceremony to its climax. In the end, Prof. Li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all the attendees. He also briefly reviewed his entire career learning, teaching and doing research, and he showed a great expectation and faith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e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