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写在前面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童庆炳先生辞世已整整五年了。
上月底，程正民老师打电话问我：童老师去世的日子马上就要到了，今年是五周年，关于童老师的纪念活动你可有所考虑？我说：去年我就琢磨过五周年的事情，当时也想过几个方案，但今年因为疫情，先前的想法已无法落实。因为直到现在，我们都无法自由出入校园，聚集性的活动肯定搞不成了，但网上纪念是毫无问题的。所以，我的初步想法是用我自己的公号推出一组纪念文章。您觉得这样如何？程老师说：这样就挺好。不过，最好是有几篇新写的文章。我说：那您是不是可以写一篇？虽然您当时就写过两篇，也收到了《追思录》中，但五年之后肯定又是一番心情了。我也去约请一些师友，看看他们有无时间。程老师说：我考虑考虑，可以写一篇。
于是，我便问了几位师友，他们大都答应得痛快，让我感动。此外，我也从我当年主持编辑的《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中选出几篇，与作者联系，征得了他们的同意。在此，我谨向这些师友诚挚致谢！
需要说明的是，从2016年起，《童庆炳先生追思录》中的部分文章曾陆续在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公众号上推送过。已推送过的文章这次就不再推送了。
童老师是2015年6月14日在金山岭长城突然去世的。五年之后，他的朋友和弟子已走出悲痛，但我相信，童老师作为师者、学者和仁者的精神与风范却依然存活于许多人的心目之中，成了谈论的话题，成了思念的元素。愿这组文章能唤起大家的记忆，愿我们的回忆能完成一次朴素的缅怀。
赵勇
2020年6月
为问如此温厚勇毅有几人
——兼忆我与童庆炳先生的交往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李珺平
一
童庆炳先生突发心脏病去世时，我在秦岭深处的丛山密林间。
我是一个小人物，所居之地太僻，人又疏懒，与外界几无联系，包括同学、朋友。自退休、半隐居以来，更甚。对童先生的伤悼之情，追念之思，本打算在心里默默进行。即，像过电影一样，先在头脑中一幕一幕映现，然后仔细品味。我认为，这大概就是对已逝者的最好惦记了。但8月3日，我接到了来自北京的邀写怀念文章的通知。接到这个通知后，我的想法变了。故，还是写一篇文章，谈谈我与童先生的交往，也夹杂谈谈我的学术活动及我在学术上的某些进展与童先生的关系，把情、思从心中移到纸上。
二
我是童先生的首届硕士。有人把这一届叫做“太保”，不知别人怎么想，反正我不甚爱听。因为，这个词儿有较浓厚的宗法制和皇权主义气味儿，而我对宗法制和皇权主义文化极反感。我觉得，叫做“开门弟子”，或“童门弟子”，就可以了。我们那一届，毕业时留在北京的并不多，大部分在外省。我，陶水平，周帆，张云鹏，蒋原伦，唐晓敏等，都是。蒋、唐两人回京工作，是后来的事。尤其我，所处最偏僻。先在陕西的边缘，后在广东的边缘。若不是一个机缘我没抓住，也许此时的我已在地球的边缘——加拿大蒙特利尔——了。我经常自嘲是边缘人，也自嘲是学术边缘人，原因就在这里。由于是边缘人，所以我与童先生的交往就不像其他同学那么多，那么密切。但也由于少，且疏朗，所以就记得真切。
童老师、程正民老师与“十三太保”（1985级硕士研究生）在一起，左一为李珺平，1987年
童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温厚、勇毅。温厚，是说他的性格和待人处事的方式；勇毅，是说他的学术精神。温厚这个印象，从我1985年读研时与他接触开始[1]，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变。勇毅这个印象，是后来的。它包括两方面：一是童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追求很勇毅，二是对学生的学术追求也很勇毅。勇毅这个词儿，也许不确切。但我目前还没有想好到底用什么，暂且先用它吧。关于对学生的学术追求的勇毅方面，下文再谈，这里暂时打住。先说童先生对自己的学术追求的勇毅。童先生的论著也好、论文也好，在我看来，在精神造诣方面，在思想冲击力方面，可能还不是中国最强——在现在的中国，谁又能说谁是最强呢——更不是世界最强，但童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自我要求很高，而且始终不渝，追求卓越。在无意识深处，童先生一直在勉励着自己，提高着自己，老而弥坚，老而弥强，总愿把自己的学术做到一流，甚至超一流。我认为，这就是勇毅。这与那些学问只做到评上博导为止，只做到退休为止的人相比，真是天上地下了。
顺便补充一句，我与童先生的接触，是从读研开始的。童先生首届学生有十多名，大都从外校考来。只有我与陶水平，本科在北师大读。但我高陶水平三级。我是七八级，他是八一级。不知陶水平怎样，我们那一级与童先生并不熟。
三
交往，从毕业后说起。这是师生交往，也是朋友交往。
毕业后有几年，我在陕西的高校从业，与童先生的交往主要体现在偶尔参加的在北师大举办的学术会议，或教材编写会议时。我从业的那所学校小，经费不足，领导相当吝惜，外出控制很严。然而，某些学术会议或教材编写活动有助于提高本系的知名度，领导也会批准。经费少，我也比较节约。去北京都坐火车，有硬卧最好，没有，硬座也行。那时我粗疏得很（现在还是），也很唐突。由于随身带了点儿土特产什么的，就想尽快把它送给童先生，然后再去招待所，所以，一进师大小东门，就不假思索，直奔其家。那时，我年轻，童先生也年富力强，尚未住小红楼。我敲童先生家门时，常常是中午时分。童先生课多，又兼行政工作，应该非常困倦，但我想不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童先生从未责备过我，甚至连一点儿皱眉也没有。
在记忆里，这种粗疏和唐突，最少有两次。一次，是童先生毫无倦意，甚至兴致勃勃，坐在客厅与我聊天儿，询问我的生活状况、工作状况，而曾老师则下厨，一会儿就端出一大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鸡蛋面条。才下火车，能吃上这样一碗面条，何等舒服，难以言表！这是毕业后童先生继续保持我读研时的那种温厚，给我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另一次，是我进门以后，童先生和上次一样与我闲聊，但曾老师下厨前，神色却有点儿紧张。我莫名其妙。为解除疑虑，童先生说：没什么，她把你认错了。我猜想，大概近来童先生家中访客骤增，曾老师已把我从她的记忆中删除了，或者说，把我当成另一个人了。但我也很奇怪：即使忘记了，也不应紧张啊？后来从同学口中方知，由于孙津与我相像，曾老师把我错认成他了。大概撰写毕业论文时，孙津与童先生在表达方式上有分歧，发生过争执。这本来很正常。但曾老师见了我，以为是他，担心又争执。由此可见，曾老师是出于对丈夫的关怀而紧张的。此事我没有多问，也不想多问。但从毕业后至童先生去世的二十多年里，也许时过境迁，曾经的争执已经转化为美好的回忆了，反正我从未听到童先生就此事说过一句话。有时问及孙津，童先生的话不多，但总是肯定、赞赏。那样子，就像一头母熊见到小熊已茁壮成长一样。这是童先生待人温厚给我留下的又一深刻印象。
童老师与曾恬老师
童先生住小红楼以后，我也去过两次。两次都是他才搬进去不久。室内窗明几净，地板也较亮。当时童先生对住处似很满意，对生活亦似很满意，让我随意看看，然后在书房坐定，聊了一会儿。那时曾老师还在，头发从短发改为了长发，偶尔也插几句。一旦言及某同学在某方面的成就与进步，童先生总是兴味盎然，滔滔不绝。他还告诉我，为了满足曾老师和保姆爱看韩国电视剧的爱好，买了两台电视机。我诧然，未语。
不光是他接待我，我也接待过他。那是1990年代末与21世纪交替时期，我已在广东一所高校从业，并任文艺学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那所学校想申办硕士点，并想通过申办活动把学校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地位提高一个台阶。这就需要搞点儿学术活动，以扩大影响等。我既被任为文艺学重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就得配合学校做点儿事。此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请童先生来学校做学术讲座，并聘其为客座教授等，拉大旗作虎皮，为所领衔的文艺学重点学科的启动壮点儿行色。商量了接待行程之后，我先与童先生电话沟通。我怕童先生忙，不来，准备了很多说辞儿。但没有想象的那样难办。我把大意一说完，童先生就答应了，说：再忙，也得来。我很高兴，感激他，也理解他。他这样做，是为了支持我。用港台话说，就是，给学生“站台”。学术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党委书记出面接待，两办主任前后操劳。行程充实，童先生很舒畅。与学校领导做过座谈，与人文学院领导和各位老师做过座谈，在浓荫成林的大榕树旁的大电教室做了学术讲座（关于狄德罗的，朴实、风趣，师生盈门、盈窗），接受了客座教授聘书[2]，去了海滨，下了海，游览了著名风景区湖光岩——一个与德国玛珥湖媲美的火山湖，参观了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奇花异木……有的由我陪同，有的是其他老师和办公室人员陪同。凡陪过的，无不交口赞誉，说童先生和气[3]。
最有趣的，是如下两件事：一是在我家中为童先生举办的晚宴；二是为他买安定。
为接待童先生，学校和人文学院本在不同酒店安排了宴席，以便品尝广东海鲜。但我提了一个要求，说童先生是我老师，应由我出钱搞一次家宴。大家同意了。回家把想法一说，妻子很赞成，也很紧张。因为，她只会做家常菜。但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请厨师。于是，我们请来厨师，全权交给他——备料，准备菜式、葡萄酒等。尽管如此，妻子仍忐忑，担心粤菜童先生能否接受。结果非常好！晚宴开始了，配着灯光，菜品既新奇，又漂亮。尤其大虾和清蒸鱼，味极美，童先生赞不绝口。吃清蒸鱼还有一个细节。我们都停筷看童先生从哪里动手，厨师也在看。他提前告诉我们：按俄歹广东人惯例，吃清蒸鱼一般从腹部下筷，肉嫩，有味儿，就看这个老师会不会了。妻子眼巴巴看着，怕搛错了部位。此时，要下筷了。只见童先生伸筷向鱼腹刺去，众人笑了。童先生不明就里，问。妻子讲了原委，说：看来你们福建人吃清蒸鱼与广东人一样，我们白操心了。童先生大笑。我早前已告诉她，童先生是福建人。买安定是这么回事儿。童先生睡眠不好，在北京，医生不给开过多安定，怕出事儿。来到这里，药很快服完。怎么办？头一天，他挺过来了。第二天挺不住了，从宾馆打电话来，问能否帮他买一瓶安定，供这几天服用。买安定，没问题，但买一瓶，我没把握，告诉妻子。还是她能干，很快买到了，而且果真买了一瓶。原来她与一家药店的女掌柜很熟，说了详情。女掌柜知道服药者是从北京来的大教授，很同情，就卖了。妻子将那瓶安定交给童先生时，开玩笑说：可不要想不开，一下子全吃了。童先生亦大笑起来。
四
现在谈童先生对学生的学术追求的勇毅侧面。
童先生对学生的学术追求，自始至终都很关注，也很支持。这，从我们在校读书时就开始了。童先生曾用他所申请的一个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项目“心理美学”的资金，资助我们每个同学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这本书，对大部分同学来说，都是学术处女作。对我也一样。它就是我的《创作动力学》[4]。此事有目共睹，在北师大成为一种美谈，也在各高校传开。后来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点、博士点之所以人才济济，成材率高，在全国颇有影响，应该说，与童先生这种勇毅行为和范例有一定关系。这种行为在当时全国各高校不说绝无仅有，但不多见。
李珺平：《创作动力学》，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
由此发轫，鼓励学生有追求，并在尽可能范围内助其实现，成了童先生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我为例，凡有求于童先生的，他基本上都尽力予以满足。1993年，我才到如前已云的广东的那所高校时，奉命要完成一本书的写作。我以多年来给大学生开设选修课“文学批评方法论”的讲义为基础，修订、整理出了一部专著《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出版前，我将“目录”、“前言”、“第一章”、“跋”等复印一份寄给童先生，请他阅读，并作序。时间很紧，我以为来不及了。但很快，他的序来了。此序指出了我这本著作在当时出版的学术价值及学术意义，使之增色不少。此书浅显易懂，尤其对新方法论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外延的厘定，较清晰又准确[5]。有朋友告诉我，他多年来一直将它指定为选修课的必读书。也有朋友告诉我，其妻子给英文系的博士生讲授西方文学和西方文论课程时经常参考它，也经常要求学生必读。2001年，我所主编的一套“文艺学多棱镜丛书”已杀青，即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故伎重演，将丛书的设想、欲达目的、各书大致内容等写成一封信，并附上我自己所作的一个小序，用email发给童先生，请他阅读，并希望他能为之再写一个大序。很快，他的序如期而至。此序特别指明了该丛书在中国学术僻陋之地即“中国大陆最南端”出现的学术意义，也简单概述了各书内容。尤其对我那本《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介绍较多，推崇较多。此序放在各书之前，平添了一股子学术气势和学术力量。丛书出版后，被不少媒体所重视，所评价。特别是我那本《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不但被许多文艺学学者所青睐，在论文、博客中予以引用，好评，还被某些大学的古代文学教研室作为申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选题摹本，又被某些历史学学者列为当年秦汉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予以介绍，引用[6]。必须说明，这个时代也是童先生最艰苦、最忙碌的时代。由于“文革”对高校和知识分子的戕害，童先生这一代人的学术研究也刚起步不久，处于爬坡阶段，但他仍能每次为学生拨冗。我认为，是很不容易的。
李珺平：《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图左），《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图右）。
童先生也非常喜欢阅读学生的著作与论文。一旦从中发现特异之处，就会鼓励、张扬、推荐。仍以我为例。2009年底2010年初，童先生抱恙，在家休息，偶尔会给我发一个email，说说生活情况，也说些学术情况。我既问候他的起居，也劝他爬香山不要太多，最好有人陪同等，还把我已发表过的一些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文论（尤其对儒家文化、文论）的批评和反思文章用附件给他发去[7]，供他解闷儿。此前，他早已阅读过我的《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和《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8]等，认为，我的论文、著作中哲学意味儿较浓——童先生亲口对我说过，也对其他人说过——当有人对我转述童先生这些话时，我常常假装谦虚，但内心得意。因为，哲学意味儿正是我深藏的一种学术追求，童先生看出来了。但还有一点儿，或许童先生没看出来，或许看出来了没有说，就是，我写论文、论著时，还喜欢追求一种历史感——即把所要讨论的问题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语境之中。在此基础上，近些日子童先生又仔细阅读了我发给他的如上这些文章，认为极有新意，值得鼓励、张扬、推荐。不久，他就郑重其事地发来一个email，说要主编一部大型丛书“中国文学理论通史”，请我做副主编。我大吃一惊，想：北京那么多同学，为什么邀我？又想：大型丛书要很多人参与，我缺乏组织、协调能力，别人也不会服我，怎么行？还想：大型丛书的整体设想、具体实施等，有许多要形成纸面文字，供讨论用，我没有经验，怎么写？想了很多，结论是不行，就连忙回复一个email，予以婉拒。但童先生不罢手，又发来email说：不怕，你只是副主编之一，还有其他人呢。你可谈谈设想，出出主意，供大家思索、讨论，具体事情由年轻人做，他们也要锻炼锻炼……总可以吧？我读了信，更紧张，又回了一个email，坚决推辞，说：如果其中有一部分让我来写，我愿意。但如果要让我全程参与，做超出我能力以外的事，我做不来，也会影响丛书的进度，云云。话说到这个份儿上，童先生知道我是真心诚意的，只好罢手。先后与童先生往复的email，现在还好好保存在我的邮箱里。这些email都不很长，真想粘贴至此，供大家观览。但由于信中还有其他内容，不方便，就算了。在得知童先生去世消息后，我曾多次打开邮箱，反复翻看这些email，禁不住一阵阵热浪袭来——对童先生为了文艺学研究中心的发展，为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甘当人梯，乐于推荐学生，以成学术之美的勇毅精神，生出无限感慨。这套丛书后来不知启动没有，是什么结果，我再没有问过。
李珺平：《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对童先生勇于奖掖后辈这一点，我多说了几句。因为，这是衡量一位成名学人的气度是否恢弘，胸襟是否阔达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
与童先生交往中还有几件事儿，也一并说说。
第一件，童先生最早的个人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的出版，是由我穿针引线的。此前，童先生出版过热销的“文学概论”类的教材，但作为专著，《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应是第一部。它亦从讲课稿演变而来，但毕竟是专著，因为，它是专就一个对象“文学活动”所展开的。“文学活动”，是童先生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所浸淫的一个核心学术概念，包括在全国影响很大，至今被国内许多高校所使用的《文学理论教程》，亦贯穿了它。对我来说，这事儿出于偶然。我是西安人，1987年夏回家度暑假，到北大街陕西人民出版社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开学术会议认识的。他不在。但文史编辑室有人，就是时任编辑室主任的杨建禧先生，就聊起来。听说我在北师大读研究生，就问认不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刚在他们出版社出过书。我猜是孙津，虽不熟，但见过面。因为孙津入学时，曾将他那本书摆在研究生楼通往饭堂的路边，搞签名售书，我停下来翻阅过。故，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我一说，果然。杨先生大喜。然后天南海北聊起来。期间，问我有无成熟新著待出。我说：无，但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也许有。接着，我将我当时所了解的童先生的学术、科研情况大讲了一通，还说，孙津就是童庆炳的学生。杨先生很感兴趣，问能否组稿。我说，我可对童先生说一下，但组稿还是你们编辑室出面。杨先生说，当然。又说，有一个编辑是北京知青，原在延安插队，新近回城，就在本编辑室工作。忙问隔壁，她今天来没来？说，没来。杨先生说，放心，如果她暑假回京，就让去拜访童先生。如果不回，9月份专程去一趟。离开陕西人民出版社时，已到午饭。杨先生问我，要不要在本单位食堂随便吃点儿。我谢绝了。回家后，我写了一个短简给童先生，通报了此事。回校后，去童先生家询问。童先生表示感谢，说编辑已来过了。这就是后来该书的责任编辑。《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出版时，我已毕业。童先生以最快速度给我寄了一本，至今还摆在我书架上。
童庆炳：《文学活动的美学阐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二件，是童先生《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出版后，特嘱我给它写一个评论。这就是2005年发表在《文学评论》第4期的那篇《评童庆炳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这里我不是说我这篇论文如何[9]，而着重谈谈童先生的“特嘱”。原来，此书出版后，童先生立即给了我送了一本，扉页有他的简短题赠，还粘有他所写的一个小贴士，云：珺平，请为它写一篇书评，童庆炳，月日。对此，我并未诚惶诚恐，反倒十分为难，怕写不好。又思忖：京中得意门生那么多，为什么不让他们写，找我？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由于是“特嘱”，看来不能不写了。我只好先读书，用红笔勾划，将不同符号标在书中，在书页旁记下即时冒出的印象……然后沉思，将我自己对古代文论如何现代化的思考融入其中，写作，润色，交差。整整费时数月，才完成。交差时，心里还打鼓，不知行不行。真的，比写一篇论文累多了。这个小贴士和这本书，我很珍惜，至今仍在我的书架上。我不知道童先生是否在赠这本书时给每一本的扉页上都粘有一个亲手写的小贴士，特嘱每人都写一篇书评？我想，不会吧。
童庆炳：《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第三件，是童先生早年将自己的小说《淡紫色的霞光》寄赠给我后，我曾写过一封长信寄给他，那时我还在陕西的那所高校，用的是我特有的小字儿，和本单位的小小的信笺，内容是评述该书。我认为，该小说反映了特定时代的文化、政治氛围。其中有高校教师的幸运、辛劳与焦虑，有年轻一代的压抑与浮躁，有浓浓的父爱，也有子与父的冲突……我还认为，小说结尾是失败的，原因在于，那个与父亲、与家庭严重冲突的青年人的最后结局，不应是走进内蒙古大草原，而是其他地方……他虽回了信，但没有谈小说。看来他当时醉心于学术，对小说并不看重。不知我这封信还在不在？如果童先生的后人在整理其父遗物时偶然发现了它，我希望能还给我。因为，它是我在那个时代留下的墨迹，敝帚自珍，也算个纪念吧！还有，它也可以作为对童庆炳早期小说创作的一种看法。
童庆炳：《淡紫色的霞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如上有些事儿，我不说，恐怕只有个别人知晓。说出来，聊作怀念吧。
六
19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有人说童先生由于各种变故而“平和”了。其潜含的意思是，童先生变得不关心时事，埋首书桌，思想也平俗化起来。我认为，不对！童先生很关心时事，不过是私下的。童先生埋首书桌，不错，但思想并未平俗化。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主持者和教育部文艺学学科的前沿学者，童先生不可能这样。他与京中其他同学是否经常有思想交流，我不了解。但他和我是有思想交流的，虽不经常，但若断若续，并未停止。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居住地比较偏僻，比较特殊，但资讯比较多吧。我从业的学校是广东沿海，属粤语区。以前，这里叫做“广州湾”。清末，它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之一。1925年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时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以七个殖民地（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 广州湾、九龙、旅大）为题材，写下《七子之歌》。其中的“一子”（即第五章），就是这里。我所从业的学校与当年的法租界之间，相隔只有一条狭窄的小河。我的博客曾有一个栏目叫“租界之外”，就源于此。抗战时期，这里又是国民党政府秘密进口物资的一个重要港口，与香港、澳门有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由此，这里居民与广东省所有沿海城市居民一样，不仅可以收看政治四平八稳、文风味同嚼蜡的香港凤凰台，也可以直接收看香港本地的裴翠台、本港台等，资讯来源较为丰富。
我与童先生的思想交流，有两种场合：一是在我主动打电话问候他时，他会顺便聊起来。二是在某些学术会议与我相遇时，亦如此。前者较多，后者较少。因为，我学术经费少，也看不惯学术界的官场习气，有时一年、几年都不参与学术会议。偶尔与会，也都是小型的，或对我网开一面，免路费、会费、住宿费的。然而，每年我都会给童老师打二、三次电话。每次通话时间都较长，有时一个多小时，话筒都发热了。内容是，聊时事，聊政治，聊学术界的某些问题，尤其是与他相关的，也聊一些对敏感事儿的看法，有时，他还会询问广东大学生对之怎么看……至于学术会议期间的思想交流，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在广州暨南大学开小型美学会，我应邀参加。大部分是年轻人，广州学者居多。老一代与会的，只有饶芃子、胡经之、刘纲纪、童先生等数人。童先生爱早起，尚未早餐，就与我在暨大校园散步。可能广州天气好，思想、政治氛围也好一些，童先生谈兴很浓，很起劲。突然间他面色有异，吓我一跳。一问，原来肚腹不适。此时刚好散步至暨大医院附近，我跑去找医生，未上班。只好返回，找会务组。肚腹好了，聊天也中断了。另一次在遵义。这次由遵义师范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合办。童先生、程正民先生，还有我的一些同学，都来了。报到当天，吃完晚饭，其他人可能去搞什么活动了，我和妻子去童先生房间聊天。童先生精神好，就聊了很久。天阔地广，时事、学术、政治，乃至国家前途等，无所不谈。童先生对时事很忧心，对国家前途也很忧伤，说：如果活得好，再活5年，即便发生什么事儿，也看不到了……态度达观，语调平和。但我和妻子赶紧打住，不想听这些，把话绕开。告辞时，已近午夜。回房间后，担心童先生说话太多，睡不好，又赶紧拿出我们随身携带的蜂蜜，敲门，问他要不要调一些服下。他谢绝了，说不用。这是童先生生前我最后一次见他。
童老师与李珺平在遵义，2010年5月
2010年5月，童老师、程正民老师与1985级部分弟子合影
从左至右：陶东风、李珺平、黄卓越、李春青、蒋原伦、曹凤、周帆
七
近几年，我和童先生交往，主要是电话。通话次数比以前多了，但话少了。主要原因是，担心他说话劳累。我每次都抑制住聊天欲望，简单问候起居即可。每年春节前，我也都会买一些广东海鲜干货（如瑶柱、鲍鱼等），用快递寄过去。他经常说，这些北京都有，不要再寄了。但我不管，照样寄。心想：福建人，肯定爱吃海味儿煲粥煲汤。有人说：什么都能改变，唯独一个人从童年以来在妈妈那里接受的口味儿无法改变。我信这句话。
接到童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很惊讶——因为，今年初我和他通电话时，他说身体逐渐康复，精神越来越好。我说，但愿如此！秦岭正在修高速公路，2017年就修好了，那时可到紫柏山张良隐居处寻幽探胜，也可到我的隐居处玩玩。他很高兴。谁想到……不说了。
逝者长已矣，生者且怀念。
童庆炳先生千古！
本文选自《木铎千里 童心永在：童庆炳先生追思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参考文献
[1]读研究生时的状况，请见我的散文《难得的日子——与童先生一起求学》，《手握青苹果：童庆炳教授七十华诞学术纪念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查一下时间就知道，它应该是童先生所接受的第一个客座教授聘书。
[3]我做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期间还邀请并接待过程正民先生一次，详情不赘。
[4]《创作动力学》只出了一版，印数少，但需求量大。前些年，每年我都会接到一些高校老师或研究生的信函，问我手边有无此书，求购。另外，《创作动力学》在某些购书网站已被标价为260元一册，见http://book.kongfz.com/item_pic_1944_229875946/。
[5]学兄王一川、陶水平等曾为此书做书评，至今十分感激。
[6]王子今：《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大陆秦汉文化研究》，见http://tieba.baidu.com/fkz=106564975。王子今：《居延简及敦煌简所见“客”——汉代西北边地流动人口考察札记》，见王子今：《秦汉社会史论考》http://eco.guoxue.com/print.php/15506。
[7]它们是我后来2011年在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知识人思想个案剖判》中的部分内容。
[8]《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由于印数少，需求量大，其售价在国内某些旧书店的网站上已被标为165元，见http://search.kongfz.com/product/y0zk4e2dk56fdk53e4k4ee3k6292k60c5k7406k8bba/。
[9]这篇论文我并不满意。因为，其话题只能由这一本特定的书展开，并不能代表我对整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看法。要了解这种看法，应该阅读我的论文《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向何处去》等。
作者简介
李珺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本科生，1985-1988年师从童庆炳先生攻读文艺学硕士学位，现为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著有《创作动力学》《西方文学评论方法论演进》《春秋战国门客文化与秦汉致用文艺观》《中国古代抒情理论的文化阐释》《天汉雄风》《中国古代知识人思想个案剖判》等。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文章
赵勇 | 黄药眠、徐中玉、童庆炳：三代学者的友情 || 童庆炳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