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 我在朋友圈中说：“准备去革命老区做两场讲座，顿时有了‘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激动。感谢我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对我的邀请。”
所谓“革命老区”，是指上党地区；所谓“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是指晋东南师专（现为长治学院）。于我而言，那里既是风水宝地，也是革命圣地。而因为要“回延安”了，我便想起了写那里的几篇旧文。
其实，关于那块土地和曾经相处过的人们，我是一直心存感激、充满思念的，可写的东西还有很多。也许哪天一不留神，就形成一个“回延安”的新系列了。比如，我脑子中早就有个现成的题目，叫做《校长王守义》，还有《好人马建新》《摄影师崔岚》《作家王作人》《拳手路云亭》，等等。
在散文的时代里诗意地思考
——聂尔其人其作
一
2001年后半年的某一天，我收到了聂尔寄来的《隐居者的收藏》（中国华侨出版社2001年版，以下所引只随文标注该书篇目和页码）。他在“自序”中说：“把写作时间不同，体裁不一，写法各异的一些东西收为一集，没有别的原因，只为出书而已。”这种坦诚的自白让人感受到真正的个人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无奈。我们总是喜欢把一些作家制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歌手”或“大众情人”，而他们在积累了足够的文化资本之后通常又会忘记写作的本质。在我看来，像聂尔这样能写出如此纯粹文字的人已越来越不多见了。
聂尔能把文章写成美文，在我已是一件预料中的事情。不太严格地说，我们应该算是同学。二十多年前，我们一同走进了晋城一中那个名声大噪的“复习班”，当时许多人就说，那个一瘸一拐的家伙很厉害，他考上过北大，只是因为身体原因才名落孙山。如今，这个神话的制造者忽然来到了我们中间，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一年之后，果然又是他制造了神话。他成了晋城县的高考状元，然而，还是因为身体原因，他没有进入他梦想的北京大学。
用社会学的术语说，这应该是一起“聂尔事件”。我不知道这样的事件会不会发生在今天，但是它却实实在在地发生在八十年代初期。这样的事件表明，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宏大叙事”关心的不过是过去的和群体的事情，而没有纳入那种“叙事”模式的个体则被打入了另册。他们一开始就失去了分享“社会公正”的资格，却只能在喜气洋洋的时代氛围中眼看着让新的“伤痕”落在自己身上。二十年之后，尽管当事人以轻描淡写的笔调讲述出了自己的这个故事，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那次事件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心灵伤害。因为从此以后，他不得不把“命运”带入到自己的意识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以种种方式反抗过“命运”对他的不公与嘲弄，然而，这种反抗最终却是溶化在《战争与和平》面前。聂尔说，《战争与和平》中的“每个人都表现为一种独特的命运，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他们步伐坚定地向命运走去。我和他们走在一起，一起呼吸着俄罗斯冬季那又清新又寒冷的空气，我忘记了自己的命运，不，我理解了我自己命运的独特性，从此以后我将不奢望去开创生活，我只是要守护自身的独特性，我将不再怨恨，我要对自己充满信心。”（《回忆多年前读〈战争与和平〉》，255页）
我惊异于作者在弱冠之年就能对“命运”作出如此精湛的理解。一个能清醒认识并精心守护住自己命运独特性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很可能这才是生命最本质的东西。而我们这些人却只想到了那些外在于生命的功名利禄，我们已忘记了倾听自己的生命之音。
二
1985年，我被分配到晋东南师专，[1]来到了聂尔几年前就读的这所大学任教。在我这个外来人眼中，师专显得破败、荒凉，没有一点大学的迹象，这让我感到有点绝望。我不知道聂尔最初面对这所学校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但我想他的那种绝望一定比我体会得更加深刻。我来到这里，我又忝列为这里的教师，我可以把这所学校当成人生的一个驿站，然后制定出一个逃离它的计划。而聂尔却是这里的学生，学生与母校的关系就像儿子与母亲的关系，这是一件终生都无法逃离的事情。当然，在那种悲愤的迷狂中，他也曾有过种种象征性的“叛逃”举动，他说他旷课，他抵触所有的教学活动，但最终的结果是并没有多远的路供他逃跑，他只能逃到简陋的图书馆里。
十多年之后，聂尔如此记录下了那座图书馆给予他的馈赠：“我终生热爱的一些作家就是首先在这家简陋的图书馆里结识的。比如，托尔斯泰，尼采，卡夫卡，普鲁斯特，加缪，萨特，乔伊斯，弗洛伊德，等等。我在那里读了他们少量的作品，有的甚至就是一些片断，这些作品闪电般地将我击中之后，却使我终生不能自拔。”（《春青与母校的献礼》，104页）从这些作家身上，聂尔一定汲取了许多人从来也不可能汲取的东西。因为在他后来的写作之旅中，我看到这些作家的幽灵不断地徘徊在他的作品中，他们构成了聂尔精神世界和写作世界的重要部分。
这是1987年的图书馆
聂尔所说的图书馆我见过
是一排平房
这里我必须指出我们这些人与聂尔的距离。像聂尔所提到的那些作家，同样也是八十年代许多文学青年所喜爱的作家，然而，我们的喜爱也许更多是一种文化思潮催生出来的产物。当这种文化思潮消退之后，我们的喜爱也随之烟消云散。我们唯恐自己落伍，我们匆匆忙忙去捕获着下一个喜爱的目标，却轻易地抛弃了我们的初恋对象。我们缺少聂尔那种终生不能自拔的痴情，自然我们也就失去了让这些作家长久滋润我们生命的机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们缺少与这些作家长期厮守的能力。大概，这就是我们与聂尔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也许永远也无法缩短了，因为我们当初就没有被他们“闪电般地击中”，我们因此也就丧失了理解他们的先机，这应该是问题的关键。比如，对于卡夫卡，聂尔曾做出过如此精微的理解。他说：“卡夫卡成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至高的福音，是因为在个人普遍受挫的时代，回到自身以寻求自我拯救，是他们所以为的唯一的道路。而在这唯一的道路上，先哲卡夫卡为我们铺满了温柔，呢喃，果决和爱的话音。我们自尊而软弱的心难以拒绝卡夫卡地狱一般巨大的诱惑。”（《道路》，52页）
聂尔最新散文集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年出版
聂尔对卡夫卡写下的这段动情的文字总是会让我想到本雅明。本雅明是生活中的失败者，当他把卡夫卡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形象加以理解时，他的理解具有了极大的穿透力。从世俗的角度看，聂尔也是现实世界中的失败者。他考了那么高的分数，却没有走进一所像样的大学；他应该是心高气傲之人，却至今没能走出生养他的故乡；他写出了那么多精美的文字，却依然没有什么文名。他说过他的疾病是他生命中重要的基础，这意味着他的疾病也许注定了他一生的奋斗都难以摆脱失败的阴影。我猜想，只有对自身的境遇有过深切体悟的人，才可能把卡夫卡理解得入木三分。本雅明是如此，聂尔也是如此。
这又是我们与聂尔的距离。我们总是想着俗世的辉煌，却忘记了社会总是赢家，而个人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粒棋子。实际上，在厚厚的社会之墙面前，又有谁不是这个世界里的失败者呢？
三
当然，聂尔也曾有过辉煌的时刻。1985年，他的一篇评《人生》的文章获得了“全国首届青年影评征文一等奖”。许多年之后，他为我们讲述了他的领奖过程。
在中组部招待所，我被训练如何走上主席台领奖，如何走下主席台。在政协礼堂，我看到陈荒煤走在老人们的行列中，落坐在主席台上。一排锃光瓦亮的脑袋在居于上方的主席台组成一个威严肃穆的阵势。威权的亮相，竟可以扼杀所有的幽默。我理解到，无论如何政治有它独特的有效的形式。在掌声和镁光灯的闪烁中，我从陈荒煤手中接过获奖证书。在随后的一次影评界座谈会上，我战战兢兢地发言之后，记者们在厕所里将我包围。我立刻作了心理调整，故作大人物姿态回答他们的问题。
以后我逃脱所有的会议，和我的一位在京的同学逛公园，下馆子，把我的奖金全部吃光。我对他说，这将是我今生唯一的一次荣耀。（《道路》，53－54页）
庄严肃穆的领奖过程被聂尔叙述出了一种荒诞意味，这大概会令许多人感到失望。然而在当时的晋城与长治，这个故事却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他成了晋东南师专的骄傲，被中文系请回去做了一次演讲。我现在还依稀记得他用略加改装的晋城话讲述了一遍关于自己的故事梗概，也大致介绍了一下获奖论文的内容。他的演讲让师专的学生深受鼓舞。现在想想，这应该是一次被利用的演讲，因为至此以后，师专人在谈到聂尔的时候，便可以轻易地把他定位在“身残志坚”之类的意义层面。当然，这既是主办者的意图，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需要。但是对于聂尔来说，其中的荒诞意味也许就更浓了。
在这些种种的荒诞之后是他那篇非常严肃的评论文章。聂尔说，高加林是大西北高原传统社会的叛逆者，他的性格促使他走出去，而传统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农村却要把他拉回来。本来，这种矛盾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与情感的内容，但是编导却没有顺着这一思路开掘下去，而是极力渲染传统的温柔、黄土地的善良与刘巧珍的痛苦和不幸，结果高加林反抗的必然性与深刻意义荡然无存，这部影片也终于落入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俗套。这是影片最大的失败之处。（《总体构思的失败——我看电影〈人生〉》，212－214页）
电影中的高加林
可能这就是聂尔所说的“处女作”。在当时那个为《人生》一片叫好的声音中，他的这种见解的独到与犀利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聂尔会有如此发现？高加林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悲剧式英雄，他不愿重复父辈走过的道路，而是被现代文明之光引领着，踏上了“进城”的漫漫历程。他是乡村世界与传统社会的叛徒，实际上他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写照。在潜意识中，很可能我们都希望这个“叛徒”修成正果，因为我们期待着他的成功实际上也是期待着自己的凯旋，但是他最终却跪倒在黄土地上与他所背叛的东西握手言和了。他回归到了传统之中却背叛了我们，也背叛了我们与他达成默契的某种信念。他的这种举动的象征性含义很可能会让我们无所适从。
这就是聂尔写作此文的潜在动机吗？我说不准。不过在他的所有文章中，我发现有一条“叛逆”的主线在时隐时现地浮动。高加林无疑也在叛逆着，但他的叛逆实在又太单薄了，它无法承载起聂尔的叛逆情结。
四
1985年的那篇获奖论文表明，聂尔已经具备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必须拥有的全部素质，然而，尽管后来他也写了一些评论文字，他的兴趣却越来越远离了文学批评，他真正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现在看来，与其说作家是他选择的结果，不如说他被选中成为了作家。海明威说：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不愉快的童年”。[2]这样的经典论断在今天看来或许已显得冬烘，但是，它依然给我们一种真理的启示，也影响着我们对作家的判断。然而，聂尔却说：“童年无法决定我们目前的状况，相反，我们目前的状况却决定着或改变着自己遥远的童年，使它加入到我们现在的眼下的生活中来。”（《童年辩说》，17页）
我理解他所说的这番话的含义，因为他相信本雅明的论述：“对于回忆往事的作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他经历了什么，而是对他的记忆的编织。”因此，记忆的实在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记忆的虚无。“只有这种记忆的虚无才能放射出所谓创造的辉光，以此辉光来遮蔽或有或无的记忆之实体，将其投入其后的黑暗之中。”（《童年辩说》，18页）
只要想一想本雅明那篇充满了梦幻迷离的《柏林纪事》，我们就没法不同意聂尔的说法。但是我依然想指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经验的”童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种童年经验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具有回忆的能力。也许，把海明威与本雅明的说法加在一起，我们才能对童年记忆作出一个正确的解释。
这样，我就可以把聂尔的童年记忆定位在“不愉快”的层面了。在我的想象中，聂尔的童年记忆是不愉快的。我原来以为，这种不愉快主要应该来源于他的疾病，但是聂尔的叙述却更多地指向了他的父亲：
在童年时代的我看来，我的父亲也像上帝一样威严。……我父亲阴沉着脸，永远都在苦恼着，他随时都可能使任何人难堪，他的训斥像天上的电闪雷鸣。他苦恼的原因我无从知晓。而且，因为恐惧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去了解这一点。那是天国里的秘密，是上帝的法宝，是上帝据以主宰人类的宝剑。……我的父亲使我这样一个微小，胆怯，敏感而又脆弱的灰尘一般的存在物，深深地，每日每时地，刻骨铭心地体会着自己的卑下，可耻和无用。（《童年辩说》，19－20页） 在聂尔的回忆文字中，他曾多次提到过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因此也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不断地走进了他的叙述当中。从以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已经获悉，父亲常常是理性的化身，权威的代表。不过，尽管他们对待儿子可能性格暴躁、专断、蛮横，我们的文化传统却总是要把这些解释成父爱。儿子最终也在温柔敦厚的文化传统面前束手就范，成为“父爱”的权威阐释者。朱自清的《背影》是如此，最近流行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中也有这样的故事。这意味着儿子必须经过一个反叛／认同的过程才能确认父亲的位置，才能扮演好儿子的角色。我们的文化传统认可了这样一个少小逆反、老大皈依的过程。
但是，聂尔的叙述却游离了这一文化传统，因为他那些关于父亲的文字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卡夫卡终生生活在他父亲为他制造的阴影之中，他的胆怯与勇敢、倔强与恭顺、狂妄与谦卑，构成了他独特的气质，也成就了他独具魅力的思想。卡夫卡说：“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这是有意的离别您的延长，只不过，这种离别虽然是由您强加在我头上的，但它却是按着我所规定的方向进行的。”[3]
这是1919年卡夫卡写给他父亲那封长信中的一段话。在1999年的一篇短文中，聂尔对他与他的“儿子”的关系曾作过如此的想象：
我往往一个人呆想，如果我有一个儿子，我和我的儿子就像当年我父亲和我一样，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很多的家庭情感，我们之间的关系由对抗，恐惧，厌恶和逃避来组成。对于我的儿子来说，我，一个无可理喻的父亲，意味着家庭的墙壁，社会的铁门，道德和非道德的无可逃避的开端，等等。我儿子，我亲手种植的一棵疯狂成长的小树，将会以他的蛮野和勇气，推倒墙壁，撞开铁门，像一支利箭从开端处射走……
这就是我儿子，我那未曾有的儿子。
他给过我幸福的感觉，我却不知道他成长在何处。（《我的儿子》，30页）
这就是说，聂尔不仅像卡夫卡那样在书里倾诉了当着他父亲的面无法倾诉的话，而且还设计了另一场并不存在的父子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模式显然来自于他的童年经验，而他却把胜利的花环挂在了他儿子的胸前，因为他信奉弗洛伊德的那句名言：“反对父权并赢得胜利者，才是英雄。”（《我的儿子》，31页）
让他的儿子成为英雄起因于聂尔的一种补偿心理吗？我想是的。因为在对父权的反抗中，卡夫卡没有成为英雄，聂尔也没有成为英雄，然而，也唯其如此，他们才拥有了刻骨铭心的经验，获得了编织记忆的能力。于是，他们的文字变成了文学。
五
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已不需要文学，作家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可疑的角色。我们每天生活在图像的世界中，我们用“看”代替了“读”，并把这种新型的接受功能称作消遣。而真正的阅读活动——比如阅读那些经典名著——却逐渐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如同许多写作者一样，聂尔也遇到了这个时代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尴尬。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就必须坚守既定的信念，继续成为自我记忆的开掘者、编织者与守护者，但是这种写作方式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又意味着没有多少读者，也没有什么销路。那些没有形成生产规模不想投入批量生产的人肯定会被推到更加边缘的位置，这就是文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聂尔注定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落伍者，因为他似乎并不打算调整或改变自己的写作方式和姿态。当然，为了感受这个时代的气息，他像波德莱尔笔下的游手好闲者一样，也时常漫步于城市的街头。变幻万端的时代梦像让他感到“震惊”，但他并没有在人群中寻找避难所，他只是退回到自己的居所里，检点着那些被城市扔掉的“垃圾”——一些无用、过时、碍手碍脚的精神碎片，然后，他把自己的震惊体验整理成了这样的句子：
喜剧的时代展开了其迷人而又骇人的原野，
我们是其中受惊的奔跑的兔子。
没有任何乌龟。
没有惊吓的主词。
没有可供描述的边界。
写作是没有希望的逃跑。
（《网络时代的个人写作》，209页）
这样的思考表达出来的是真正的个人写作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必然命运。聂尔厌恶种种宏大叙事的东西，所以他逃到了个人写作的天地里。这是一种对抗，也是能守护住文学秘密的最后形式。然而，在电子媒介时代，这种对抗已失去了原来的纯粹性。因为你不可能不使用电脑，不可能不上网，也不可能拒绝把自己的作品变成网络中的资源。于是，真正的个人写作逐渐变得形迹可疑，它被新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所篡改，实际上，它已经无路可逃。
本雅明说：“文人的生活是纯粹精神庇护下的存在。”[4]依我的推测，聂尔现在依然追求着这样一种文人的生活。但问题是，支撑这种生活的东西已越来越少了，他又去哪里寻找这种生活的支点呢？
六
受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信息方式》、《第二媒介时代》的启发，我曾把孤独地思考、审美地想象看作是印刷文化的产物。他的观点之所以会让我大受震动，是因为我想到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我们的童年、少年时代还没有所谓的卡通片，我们的思想或者理念是被青年时代的文学读本建立起来的。然后，我们开始遭遇到了电子文化。为了与时俱进，我们必须去熟悉和掌握那些电子媒介的相关产品，它们也逐渐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电子文化耳鬓厮磨的时间一长，我们又觉得自己的情感失去了弹性，思想没有了力度，想象变得呆头呆脑，于是，我们又开始怀旧。我们慌慌张张地搭上电子文化的这架战车，仿佛就是为了对那些养育过我们的印刷文本频频回顾。当然，也许我们从来就未曾割断过这条精神纽带，因为它是我们的生命之根。
这条生命之根同样也生长在聂尔的精神世界里，它没有排斥他接受电子文化的产品，却提醒着他与这个世界的距离。比如，他较早地用起了电脑，他说他是个网虫，他把他的作品搬运到了“亦凡公益图书馆”里。但是，当他谈到阅读的时候，他的印刷文化情结却依然呈现得那么清晰：
读书现在有了很多方式，用电脑，用电视，听录音，等等，我自己也几乎每天都要面朝电脑显示器几个钟头，但是，对我来说，所有那些都不是适当的阅读方式，只有用双手捧读那些光滑的纸页时，我才觉得自己在阅读。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我使用了双手，我把握住了那试图从流畅的视觉中溜走的东西。而别的几种方式，因为没有使用到手，我都觉得的确是溜走了什么，溜走了的不仅是隐藏于字里行间的，而且还有双手不知置于何处的呆瓜一样的我们自己。[5]
陈平原先生担心数码时代的读书人很可能会用“快速浏览”取代“沉潜把玩”，我想，起码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读书人来说，他没有如此担心的必要。比如聂尔，尽管他曾经半真半假地告诉我他已经不读书了，但是他那条粗大的生命之根却不断地把他拽入到书的记忆之中，他温习着书里面的情感与思想，这些东西构成了他接受视觉文化时的心理障碍。
聂尔曾经把书看作是他的精神故乡，也曾把手持书本看作是一种美学姿态，那么，可不可以把书，也就是把印刷文化看作他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的支点呢？我的结论是肯定的，我想聂尔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因为失去了这样东西，我们将变得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七
我必须结束我的这篇文字了，但是我依然无法对聂尔其人其作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我自以为比别人更了解聂尔，可面对他的作品，却还是感到了把握的困难。聂尔的思想是以“碎片”的方式存在的，青春、疾病、衰老、城市、黑夜、卡夫卡、波德莱尔等等，构成了他叙述的基本元素。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时候，他抽烟喝酒聊天下围棋，以此体验着世俗的生活和书外的世界；他把阅读与写作交给了黑夜，因为他认为黑夜可以使你成为真正孤独的人，卡夫卡的作品就充满了夜的幽灵。
我又想起了本雅明。阿伦特在评论本雅明时指出：“如果把他完全说成是我们通常的框架里的作家，就得做出许多否定的陈述。……我想把他说成是诗意地思考的人，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6]我以为，这段评论文字也能够表达我对聂尔的看法。我也想把聂尔说成是诗意地思考的人，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
在这个散文的时代里，能够做到诗意地思考已经很不容易了。我知道我还在思考着，但我的思考中早已没有了诗意。所以我想，那些还在以这种方式思考着的人，必定是一些孤独而痛苦的灵魂。他们那种微弱的声音尽管有可能被这个喧哗的时代所淹没，但是唯有他们的存在，才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的贫困，我们也才会想起自己的心灵之泉已经干涸很久了。
或许，这就是聂尔其人其作的全部意义。
附记：此文写毕于2002年8月25日，原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2期，收入《赵树理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此文于我有点特殊意义，我在《赵树理的幽灵》后记中说：
利民兄是我读复习班时的同学，如今已是处了将近四十年的老朋友了。早在旧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就知道他是个写家。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天天读，悄悄写，让我好生羡慕。2001年10月，他给我寄来结集成书的《隐居者的收藏》，更是让我刮目相看。但我当时正与法兰克福学派较劲，没有整工夫读，只好一整天琢磨本雅明，临睡前读几页聂利民，把这本书搁在枕头边，达半年之久。我现在要说，在我做论文做得愁眉不展、山穷水尽的时候，正是聂利民——他的经历，他的遭遇，他的思想，他的表达，他那种诗与思相交融、情与理互渗透的句子——让我舒展了身心，调整了情绪，甚至还给我带来了许多灵感。于是我耳边响起一句话：慢慢走，欣赏啊。
做完博士论文，我决定写写他。而且，因为写论文已经把笔写僵写硬把手写鸡爪了，我也同时决定，必须活动活动筋骨，恢复恢复感觉，转换转换笔法——下笔要柔和，要轻拢慢捻抹复挑，要像蒲宁写的维戈茨基分析的童庆炳老师阐释的莫言概括的那样“轻轻地说”。于是，我写出了《在散文的时代里诗意地思考——聂尔其人其作》。
[1]晋东南师专全名为晋东南师范专科学校，位于上党古城山西省长治市。该校创办于1958年，2004年升格为综合性本科院校，并改名为长治学院。
[2]海明威.谈创作∥董衡巽编选.海明威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92.
[3]卡夫卡.致父亲的信∥卡夫卡小说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541.
[4]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Verso, 1992: 276.
[5]聂尔.记忆及其他.太行文学，2002（2）.
[6]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英译本）导言∥刘北成.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219-220.
前不久
聂尔当选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向他祝贺，很兴奋
仿佛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
逢人就说
别惹我啊，咱上面有人了
聂尔回应道
像真的掌了权一样
还被省委大官进行了一次廉政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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