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又见聂尔——过年回家系列之四

聂尔：《道路》，北岳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当年在晋城一中厮混，原本我也是结识了许多同学朋友的。但二、三十年过去，许多同学不知去向，许多朋友又联系不上，结果我似乎就只剩下聂尔这一位朋友了。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聂尔是我那些久无音问的同学派来的代表吧，见到了他，我就等于见到了许多人。
于是每次回晋城，聂尔那里就成了我必去的地方。
年轻时的聂尔，正装着看书
这一次的过年回家也不例外。待看望亲戚的活动告一段落后，我约了与他见面的时间。我把时间含含糊糊定在了正月初四的下午。
所谓含糊，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与父亲一起去了城里的郑允河家。既然去了他家，午饭肯定是要吃一顿的。而一旦吃过午饭，就可以兵分两路：父亲留着继续聊天，我则去找聂尔聊天，一直聊到夜色阑珊。当然，这都是我的如意算盘。
但实际情况是，我与聂尔在中午就见面了，聂尔也走进了郑允河的朋友们的视野。
将近午饭时，允河大伯突然问我，你不是与那个聂尔很熟悉吗？我说是啊是啊，我下午就准备去找他。
把他叫来！叫那个小拐腿过来。我也好多年没见他了。
聂尔在郑允河手下有过短暂的工作经历我是知道的，但我却不知道郑允河也在聂尔父亲的手下工作过，且情感深厚。既然允河大伯向我发布了命令，我已没有不执行之理。我把聂尔喊到了郑允河家的喝酒现场。
结果那一顿酒喝了整整五小时。他们讲开了许多过去的事情，我与聂尔则成了比我们更大的大人们的忠实听众。后来我并未问起聂尔那天下午的感受，但我能够感到他还是蛮有收获的。比如，他见到了传说中的张建民，而张建民是七七年晋城县高考的理科状元。几年之后，聂尔则成为文科状元。状元相见，分外眼熟。他们略事寒暄，张建民就说，我早就知道你，你大哥二哥不是那谁谁谁吗？而事后聂尔则对我说，这个张建民果然聪明，说话条理清楚。你看他那个大奔儿头，脑容量一定不小吧。我觉得聂尔发现张建民是个奔儿头，就是其中的收获之一。而我虽与张建民交往三十多年，他看着我长大，我看着他变老，我却一直没注意到他前奔后坎。我觉得我的眼拙都是因为没当过状元造成的。
我与聂尔的正式聊天是在六点钟之后。那时，我已被他带到一家既可喝茶也能吃酒的地方。他告诉我，还有几个人要来参与聊天，他们是老吕、小张和弱水。
老吕是作曲家。聂尔说许多年前老吕是写过小说的，他在八十年代写的小说放到九十年代依然毫不逊色。但老吕现在已经不写作了，他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玩。聂尔说这个老吕啊人家现在比我还不用功。说到这里时，老吕就憨憨地笑着，他不恼怒，不申辩，也不解释，似乎对聂尔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已习以为常。老吕说好几年前他就见过我，他见过我是因为聂尔与我见面时也拽上了他。他甚至准确说出当年见面时我说过什么话，这让我有些吃惊，但我却把老吕彻底忘记了。这意味着这一次的见面，老吕是在复习我，我却仿佛是第一次阅读他。我为我自己失去了先手而愧疚不已。
小张是警察。得知他是警察时，我果然就在他的言谈话语、眼神动作中发现了警察的神韵。那似乎是一种干练和机警，也似乎是能把好人看出坏水的精明和自信。聂尔说，小张这个人可真是不简单，人家是既要抓坏蛋，回到家还要亲自做饭；白天给领导写稿子，晚上给自己写散文；不但出了本书，还能亲自把这本书推销掉。这种表扬方式听得我们哈哈大笑。聊天结束后，小张果然从警车里掏出一本散文集送我，我就怀疑那个汽车的后备箱里很可能藏着两箱书。记得聊到什么书时小张就说，《明朝那些事儿》确实写得不错啊，我曾买过五、六套送人。作家的话总是会对我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何况他还是个警察。这番话的直接后果是，我一回到北京，立刻就把一套六本的当年明月请回了家。
小张就是张暄，首届“孙犁散文奖”获得者，但他现在主要是写小说，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病症》（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版）。
弱水是第一个到场的，我与她已是第二次见面了。第一次见面时，我在她眼中是一个“农村大哥”的形象，这一次见面，我该成了农村老大哥了吧。但她似乎没什么变化。她像她写的诗文一样，缘情而绮靡，体物而浏亮，常有清新之风，时见忧郁之色。只是她工作的地点已经变了，她从晋城去了省城。她说只要她愿意，她还可以从省城去往京城。于是省城好还是京城孬就成了一个话题。我为弱水出着一些个馊主意，满嘴跑火车，涉及到的无非是票子、房子、孩子等问题，很现实也很低俗。但弱水却似乎依然在她的诗文之中，她犹豫着或者是忧郁了。
弱水的最新作品是《黑白盛开》（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聊天就这样开始了。弱水说着晋城味芬芳的普通话，我则说着满嘴的老晋城土话，以和自己农村大哥的身份相匹配。聂尔说，你看看人家赵勇，他说的可是八零年以前的晋城话，许多话咱们已经不说了。聂尔不时地向老吕重复着我的用词，说，这句话你能听懂吗？老吕或点头或摇头，聂尔就当起了翻译。老吕不是晋城人，他来自阳泉。
聂尔的说法是对的，我确实说的是1980年以前的晋城话。自从八十年代初期我离开老家开始东奔西走，我就收拾起我的晋城话，专以普通话示人。我的晋城话也在八零年前后停滞不前，成为一件看不见的收藏。在外地如有机会，我也会略略展示一下这件收藏，却往往不能痛快淋漓。我把不痛快的原因归结为不接地气。于是每次回老家，吃晋城饭，说晋城话就成为我的一项主要工作。那种吃着嚣张说得放肆的做派仿佛是要补回多年的亏空，如同胡汉三还乡。然而当我说着那些标准的晋城土话和别人套近乎时，我却似乎变成了出土文物。许多人已经不那样说话了，他们找到了新的遣词造句的方式，自然他们也就更换了他们的表达系统。我被闪在八十年代以前高粱地里，不知所措。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我在晋城话中似乎领会了一点家园的含义。但事实上却是，这个家园早已发生了缓慢的迁徙。当政治、经济、文化借助于普通话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时候，普通话应该是政治正确的，财大气粗的。同时，用普通话武装晋城话，似乎也早已成为年轻人的时尚。凡此种种，很可能都改变着晋城人的发声器官，语言殖民已收获了它的最初成果。
聂尔的晋城话也是改良品种，或者说，他使用的晋城话已成为城里的官话。他用官话讲起了不久前他的一次受伤，我才注意到他的眉骨处有一条细细的暗红。那是刚刚缝过几针之后的痕迹。聂尔手腕受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却不知道疼痛灾已上眉头。他轻描淡写着他的受伤，那似乎只是小事一桩，但我后来却发现他把受伤写成了一篇文章。受伤变成文章，一下子也升级为流血事件。聂尔把受伤描写得渲染得想象得十分可怕，也看得人惊心动魄。他可真是一位作家。
聂尔作品《路上的春天》，中国人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他也说起了他的女儿，他说起他的女儿时显然是颇为自豪的，但他又用各种修辞手段打压着或打散了这种自豪，自豪似乎就消失于无，剩下的只是调侃，犹疑和轻轻的忧虑了。他说人家可真有本事啊，半年居然就写了三本书，马上就要包装上市了。我说那这闺女可是比他老爹厉害得多，他老爹啃啃哧哧半辈子，才写了两本。聂尔就说，她那些书都是编出来的嘛，那不是山寨文化么。在对他女儿的叙述中，聂尔总是一边建构着什么，又立刻把这建构起来的什么解构成碎片。这种夸法让我很感兴趣。
这本书中的作者简介：聂小晴，80后女生，喜欢在人群中孤单行走，在天桥上仰望天空，将一些灵光乍现的片段记录成文字，用感性而又闲适的态度生活，出版作品有《千古风流话周瑜》，《草根宰相诸葛亮》，《走下神坛的关羽》。
我想聂尔是值得为她女儿自豪的。考大学之前，聂尔就曾向我打听过北京的一些学校，但她的女儿并没有来北京上学。大学快要毕业时，聂尔又问起我考研的情况，那个时候他的女儿似乎是想考到北京来的，但她又放弃了。后来她北漂至京，去一家公司打工，成了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写手。她写手机小说，写青春文学，写畅销书，这些事情当然都是公司布置给她的写作任务，但她却写得又快又好，让公司几十号人刮目相看。如今她已成为公司业绩最好的职员，每个月可能比她老爹挣的还多。聂尔把写作的才艺传给了女儿，女儿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这该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但聂尔还是有些担心，他问我，这也算是一种文化工业吗？我非常干脆地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后来想到的是，聂尔其实是知道这种写作的性质的，也许他想在我这里得到一种比较温和的解释。但我既被那个阿多诺调理成了文化工业的批判者，也被我的儿子对峙出一颗冷酷的心，我已无从体会父亲对女儿的那种柔情。我以父亲对待儿子的心情回答了一个父亲对待女儿的问题，这里肯定有着某种错位，但我还是直愣愣地把它抛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们聊得较晚。本来我们是可以聊得更热闹一些的，但我却明显不在聊天的状态。我头天晚上睡得很少，第二天又聊了喝了一个白天。更要命的是，聂尔要主食时我点了花菜饸饹，他给他们每人要了一小碗却给我来了一大碗。饸饹又太好吃，我充分发挥了狗窦大开吃相凶恶的本性，甩开腮帮子，撩起大槽牙，居然把它吃得一丝不剩。我的下作立刻遭到了报应。我撑得难受，昏昏欲睡。
小张与老吕各开着一辆车，他们与聂尔一起不仅要送我回家，还计划第二天把我送到阳城。阳城之行稍一犹豫我就答应了，我觉得那样一来我们便可以继续聊天，以弥补我撑得没聊痛快的缺憾。
可能是都睡醒了的缘故，第二天去阳城的路上我们果然聊得酣畅淋漓。但也许是太酣畅了，聊了些什么我居然已记不清晰。我们似乎说起了宁肯，那是因为小张送我的书里有一篇谈到了《沉默之门》，而聂尔当年也为此书写过文章，我去年又恰恰获得了宁肯的这本赠书并已读过。但这个话题很快就过去了，我们没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文学。
我们一起走进了我的岳母家。望着那座翻新加盖不久、我也是第一次才见到的三层小楼，老吕不断感叹着，你们这个简直就门不当户不对啊。老吕刚从我家那座已有七十年历史的老院老屋出来不久，他瞻前顾后，一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聂尔说老吕已不写小说了，但他的这句话一下子就暴露了前作家的敏感。
我们在我岳母家的客厅里又聊起来了，我儿子也加入到聊天的行列。聂尔讲起他那篇《中国火车》里的小偷，也讲起没写进文章的故事。这些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却被我儿子斥之为没文化的表现。我儿子那种严肃的口吻逗得我们哈哈大笑。也许在我儿子看来，聂尔的这种没文化已不是第一次了。几年前的一次回家，聂尔一家请我们一家吃饭，饭毕，聂尔说，服务员过来算账。我儿子即时捕捉到“算账”一词的文化含量问题，他就跟聂尔理论道，怎么能是算账呢？你一说算账让人以为你要跟人打架。聂尔大笑，于是他决定把没文化的算账改成有文化的埋单。
《中国火车》收在这本书里
有我儿子的加入，聊天变得更加热闹了。他在与几位大人斗嘴，大人们也故意与他过招。聂尔说，报来你的出生年月，我看看你是什么星座什么性格。出生年月报过去了，聂尔也说出了星座名称，但我儿子却说，你这一套都是蒙事的，根本就不可信。聂尔本来已拉开架势，准备大干一番的，却被我儿子的这番话堵得没了脾气。在我这个愣头青儿子面前，聂尔大概有了一种挫折感。
一瓶酒喝完了，聂尔的女儿也打来电话。她次日赴京，离家之前，聂尔已答应请女儿吃西餐。女儿在催他履行承诺了。
我原以为这一次的过年回家，我与聂尔的聊天就到此结束了，但我终于还是找到了最后一个机会。
那是准备赴京的那天下午。我与老婆孩子进城之后，先去妻子的同学那里取票。取票之后，离妻子的同学们为我们饯行的时间尚早，那位同学就拿出一张卡，让我们去附近的一个茶馆里消磨。我立刻就决定把聂尔约出来，再聊一会儿。但他的手机却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死活打不进去。后来聂尔终于赶过来了，他解释说，一个外地朋友给他打了一个长长的电话，手机都差点打没了电。外地朋友自始至终说的只是一件事：因一起吃饭言语不和，他们那里的一个女作家就把前任文联主席给打了。
这件事情让我吃惊不小。许多年前，我似乎是见过这个女作家一面的，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诗歌写作者，并无任何名气。后来就忽然听说她弃诗从文，频频写起小说，小说也在全国有了不小影响。但她的小说我却一直没读过。我仿佛也是有过几次阅读的机会的，却终于没有读成，弄得我自己也搞不清原因何在。想不到这个写小说据说很厉害的作家，打人也如此出手利索，莫非她像我一样年轻时也练过拳击？这个故事聂尔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就打住了，他也没有发表评论。或许是他又一次面对着我儿子，害怕“没文化”的帽子再被扣过来吧。
这应该是聂尔与我三次聊天时头一回说起地方的文坛，居然却是这样的事情。我略略想象了一下那场级别不同、性别不一、年龄悬殊的拳击赛，那位柔弱女子的形象顿时就在我心中变得剽悍起来。
剽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带着这个残缺不全的、聂尔给我留下足够想象空间的故事，我返回了北京。
2009年3月6日
如今我们都老了，还没骨出
（摄影家李前进作品，摄于2018年正月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