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文学】塞缪尔·韦伯 | 一个不太温和的建议

今年中国疫情吃紧期间，韦伯夫妇曾写来邮件问候，嘱我规规矩矩呆在家中，不要乱说乱动。不久，美国吃紧了，我又开始给他们老俩写信，介绍闭门思过经验，告他们一定要深挖洞，广积粮，曙光在前方。我听说，疫情期间，韦伯先生也在网上讲授了一门课，课名是“文学与瘟疫”，就觉得年届八十的韦伯教授真不简单。他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最美不过夕阳红的时候还积极介入当下现实，实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仅此也，我还知道他老当益壮，干劲十足，春夏在美国芝加哥教书，秋冬在法国巴黎授课。如今，韦伯夫妇已回巴黎，准备开张了。他接下来要讲什么呢？是不是“疫情之后，文学何为”，或者是“本雅明的洞和阿多诺的粮”？
前不久，韦伯教授给李莎博士发来两篇近作，愿以此与中国学界朋友交流。李莎问我意见，我说既是交流，那就翻译过来吧。于是她把译事交给了高竞闻同学和张珊博士。竞闻是我今年新招收的博士生，前些时候我审读其译作（恰好是韦伯撰写的《从冥府到故乡“还要多久”：批判理论的旅行和苦难——纪念特奥多尔·W. 阿多诺逝世50周年》），发现她译功不俗，让我喜出望外，觉得一不留神就招了个好学生。张珊的博士学位读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是美国西北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生，现就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她的译文我还没见到，但凭她这种出身，我想翻译也一定是呱呱叫。张珊博士，看好你哦！
竞闻译稿既成，她与李莎欲寻学术公众号发表，居然没想到我这座近水楼台，让我心中拔凉拔凉的。这也难怪，我最近的公号虽然还算活跃，却常常不三不四，基本风花雪月，吓跑了酷爱学术的各路看官。她们不想让韦伯的文章受连累也是对的。但我还是板起面孔，紧蹙眉头，感觉自己有一些巴赫金所谓的“第一种生活”的模样时，才跟她们说：我这里虽是准风月谈，却也在一点正经没有地说正经事。更何况，我不是偶尔也想学术一把，正需要韦伯同志前来救场吗？这几句话过去，她们便恍然大悟得羞惭而退，我也顿时恢复了当老师的尊严。稿子就这样被我截留了。
但李莎依然不依不饶，说，那您得改革开放，把公号名改成“北师赵勇思想市场”。我说，你那个太正经了，我喜欢“北师乌鸦嘴”，要改就用这个。
上回书已介绍过张珊博士。在我的激将下，果然她拿出一篇好译文。前不久，她忽然微信我，说译工告竣，却是吓了我一跳。原来去年她参加我们这里的国际会议，就与我加了微信，却从不吱声，潜伏得非常深邃，以至于我说译事时，还得假道于李莎。
女版余则成！
话说韦伯教授的首篇文章推出后，没想到被太平洋彼岸的张正平教授看到了，于是他联系李莎，说他对韦伯教授的思考兴趣颇浓，且也有类似文章，可否把他的也放出来，与韦伯教授唱和。李莎问我意见，我说，张老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他愿奉献奇思妙想，为鄙公号增辉，此乃求之不得之事，赶快让他隔空投送啊。翻译嘛，可交给在读的博士生王悠同学。而我之所以想到王悠，是因为她翻译过我对马丁·杰伊的访谈，已被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审阅过。她英文本来就好，去年又去美国某大学交流了三个月，由她来翻译这篇，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免检产品了。
但张教授何许人也？为什么我说他是老朋友？欲知其中猫腻，且听下回书分解。
一个不太温和的建议
文 | 塞缪尔·韦伯
译 | 张 珊
在被英国统治了五百多年后，爱尔兰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为解决这一问题，1729年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发表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讽刺性提案[1]。斯威夫特的文章写于近三百年前，他不仅意图揭露英国统治者及他们的爱尔兰协作者对爱尔兰人民施加的不公，同时也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些阐释社会改良的特定分析模式未能对社会不公源头处的权力关系进行质询，而这些分析模式对那些因社会不公而导致的苦难同样负有责任。
一个相近的思考模式也被现在的新冠大流行揭示了出来，至少部分上如此。相较于之前的流行性传染病，此次的新冠病毒在其致死效应的分布上极具遴选性，即老年人和穷人尤其容易感染致死。对于感染病毒的每个人来说可能不一定如此，但是病毒的破坏性作用却在老人和穷人身上尤为显著。新冠病毒并非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使众人平等，而是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公。自由言论倾向于忽视社会和经济上的这些分化，其手段便是激发起一些普适性的概念，如自由、平等、自治等，这样的一些概念会使社会和经济上的分化消失于大众的视野之外。与此相类，就流行病和全球性传染病而言，二者既是集体性现象，也是个体性现象，人们都确信，细菌和病毒并不会区分社会分层。但实际上，细菌和病毒的确可以区分社会阶层，而且它们始终具有这项能力，只不过不同细菌病毒的区分程度有所不同。所有流行病和全球性传染病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地区具有更高的传染性，而在这些地区居住的通常都是穷人，他们负担不起那些为富人准备的更为宽敞的居住空间。然而，这种如此明显的社会状况却极易被“前-发病状态”（ “pre-morbidity”）这个术语模糊，前-发病状态指身体此前已存在各种问题，比起那些身体健康的人，有前-发病状态的人更易被感染，感染后也更易引发各种疾病，此次的新冠病毒当然也在其列。与此相近的是，那些在社会和经济上拥有特权的人可以非常轻松地让自己免于被感染的风险，不管是在工作环境方面，还是在医疗护理方面，而后者不仅包括治疗手段，也包括各种预防性的措施。这些预防性的措施不只限于医疗方面，但总体而言都需拥有足够的财力资源，这种状况在美国尤为显著。无论是健身房，还是私人教练，甚至连健康节食也并非为所有社会阶层平等地享有——所有这一切都是特权，而非权利，而美国的医疗保健总体上也是如此。
▲ 英国养老院
除了以上分析的这种显著却通常被忽视或被极度轻视的遴选性，新冠大流行的一项特质可能会对斯威夫特的讽刺性才华有吸引力——由于穷人和老人尤易受到新冠病毒的攻击，新冠大流行甚至可被视作一种力图解除社会非生产性因素的马尔萨斯性（Malthusian）[2]力量。这尤与那些被“安置”在疗养院和养老院的老人们关系重大，法语中有一个描述这类机构的绝佳词汇，尽管这个词语本身有些残忍——“mouroir”（等死的地方）。当没有人愿意在家中照顾这些老人，或亲人们没有能力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被送去这些地方等死。老年性痴呆有各种表现，通常被概括为“阿尔茨海默症”，它的流行加强了现代社会处置老年人的趋势，老年人通常被安置到那些不可见的机构中，这些机构条件的好坏取决于那些居住于其间的老人——奢侈的医疗服务和豪华的居所需要几十万美元的初步投资，因此绝大多数的老年人便被排除在这样的养老机构之外，他们也便享受不到这些资源。对大量的老年人来说，跟穷人和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一样，为自己安排这样一个在条件优越的养老院中颐养天年的人生结局是远在他们的收入和人生选择之外的。
在被要求佩戴口罩时，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年轻人都表现得漫不经心（可能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不过笔者还不太了解），这种现象加强了代际分化——那些三十岁以下的人，而实际上，很多数据显示，甚至是六十岁以下的人，都认为他们即便无法对新冠病毒免疫，也不太可能因新冠病毒而遭受重病或因此而丧命。这甚至会衍化为一项运动，并唤起竞争性这一新自由主义社会至上的伦理原则，比如组织“新冠聚会”，第一个感染获病的人将赢得参与者为游戏结果所下注的赌金，感染竟然成为了一项体育竞赛。赢的永远都是那些三十岁以下的人，而输的则永远是那些六十岁以上的人，居于其间的则是一个灰色地带。疾病在传播，对疾病的蔑视也随之而流行，最近巴西总统博索纳罗（Bolsonaro）的摩托车骑行就是这种蔑视的一个缩影。在两次新冠检测的结果呈阳性后，博索纳罗最近宣布自己的检测结果转阴，并以摩托车胜利大骑行的方式来庆祝他已征服了新冠病毒，他的这种做法可能也是为了回应粉丝们对他的爱戴（据2020年6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在巴西的全体选民中占到多数）。
▲ 巴西总统骑行庆祝
导致这种代际和社会分化的是这样一种自由主义思想——每人都被赋予了平等的机会，而那些不对此加以利用的人应对自己的失败感到愧疚。而且，在新冠的全球大流行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国家和社会未能保护每个人的生命健康反倒易于使社会从自身的责任中解脱出来，而这种责任在竞争伦理中被视作一种不合理的负担，毕竟扶助穷人和老年人是在促进社会和经济高效发展的范围之外的。
斯威夫特倡导通过食用幼儿的肉来减少爱尔兰的过剩人口，今日他得修改一下自己这个温和的建议。没有人想要吃穷人或老人的肉，通过把他们安置在各种各样的“老人之家”或“与世隔绝”的住宅区，把他们排除在社会视野之外就足够了，在那里他们可以在毒品交易利润的争夺中相互暗杀。
现在已不再有人吃人的现象，那实在是一种太过残酷的行为。但是，当下的这个“不太温和的建议”实际上已在含蓄地实施，而实施者就是所有那些认为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的努力都无所谓的人，因为这样做只会影响到“他者”，而不是自己。这种态度和行为并不会让任何人吃惊，因为它们建立在“不可见性”（invisibility）这个特征之上，而这一特征是被此次全球大流行影响的大多数社会所共有的。这种“不可见性”维持着对社会不公的轻视和冷漠，是这些社会存在已久的一种“预存状态”（preexiting-condition），新冠病毒只是新近射向这种预存状态的一束刺目之光，但这束光遮蔽的却比其揭示出来的多很多。
诚然，这束光已经引发了对社会不公及其漫长而混乱历史的新的敏感，但至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这种新的敏感似乎仅关注了那些人种和族群上的分化。然而，族群认同却极易使代际分化的问题边缘化，从而导致族群中一些人比其他人更易受到伤害。通过认识到各种伴随疾病（co-morbidity）因衰老而产生——而且这种伴随疾病并不限于某一群体，只不过对每个人的影响不同——老年人的族群身份认同得以深化，而那些针对族群不公的合理抗议是否能进一步提升各类族群认同还有待于观察。老年人以“人必有一死”这个使生命得以成为生命的根本性限制直面生命，而这个限制也是作为个体的生命所脱解不开的。
芝加哥-巴黎
2020年7月/8月
注 释
[1] 此即“An Modest Proposal”（《一个温和的建议》），文中斯威夫特骇然地提出爱尔兰应以穷苦人家的一岁婴儿为食为衣，以减轻社会负担，缓解贫困问题，并使这些孩子在余生中免除厄运。标题中的“modest”一词便是对残忍血腥的文章内容的反讽，而本文标题“An Immodest Proposal”则显然是对斯威夫特标题的戏仿。实际上，韦伯教授在这篇文章中并未如斯威夫特般提出一个具体明确的建议，而是以斯威夫特的文章为切入点，为我们分析了现在的新冠大流行和斯威夫特提出的那个食用幼儿之肉以缓解社会食物短缺的建议之间的相似之处——二者都可帮助社会清除一些非生产性人口，即那些只消耗社会资源却极少产出或没有产出的人口，在现代社会中构成这一群体的主要是老年人和穷人，现代的社会和经济结构，以及新冠大流行期间很多年轻人和富人的做法，都在践行着斯威夫特近三百年前的这个建议。韦伯教授将斯威夫特文章标题中的“modest”改为“immodest”，便是为了揭示新冠大流行下的这种残酷现实。
[2] 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他认为人口增长速度远超食物生产速度，二者之间的不平衡只能通过控制人口增长来改善。其中，对穷人的救济只会促进人口增长，而饥饿、疾病及生活困苦等则有助于消灭社会“下层”，对抑制人口增长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简介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1940－），美国当代人文研究领域的领军学者，荣获人文研究领域最高级别“阿瓦隆基金”头衔教授，是美国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德语系、比较文学系教授，也是此校法国巴黎批判理论项目的主任，亦是瑞士欧洲研究院（The European Graduate School/EGS）荣获保罗·德曼席位的教授。
韦伯师从耶鲁学派的奠基者保罗·德曼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阿多诺。他在英语世界最早译介法兰克福学派、拉康和德里达等人思想，其专著《本雅明的诸种可能》（Benjamin’s –abilities）在欧美学界享有盛誉。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广博，包括精神分析研究、文学、哲学、媒介和戏剧。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中文版。
译者简介 …
张珊，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美国西北大学与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现就职于上海大学文学院。
瘟疫与文学系列
塞缪尔·韦伯 | 从敌意到好客：关于新冠肺炎之影响的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