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青春文学的另一副面孔 ——读江飞《纸上还乡》

江飞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在读博士生，他来北京不久就与我联系，想找我打球。听说他会打球，我喜出望外。我的水平不高，但似乎也在寻找旗鼓相当的对手，这样不光能活动胳膊腿儿，还能切磋技艺，提高一把。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那天我们相约去北师大校门外的“乒乓之家”专卖店，他启用新底板粘贴新胶皮，我买一盒三星红双喜乒乓球也换掉了拍子上的旧胶皮，这种架势，似乎是要大战三百合。一切准备停当，我们来到我所在小区的地下层里开打。我使横拍，正手反胶反手生胶，学的是王涛当年的那种打法，但我不会拉弧圈。江飞用直拍，两面反胶，能拉弧圈球，还会直拍横打，仿佛是王皓现身。王涛对王皓，落伍的“60后”老兵遇到了打法先进的“80后”小将，我不敢掉以轻心了。我得想办法控制他，不能让他起势发威。果然，我战术运用得当，与他苦战11局，最终以六比五险胜。
那次过招，让我见识了江飞不俗的球技。此后我们又相约多次，往往互有胜负。与他打的次数多了，我也琢磨出他打球的一些道道。他步伐极好，常常能把死球救活；他喜欢在中远台发难打回头，让我猝不及防；那些不出台的球，低到尘埃里的球，他居然也能拉起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但是他也有短板，他拉球常常慢半拍，虽然有时也能化险为夷，却失去了最好的拉球点。他似乎也不大会调整情绪，如果输了两局，他可能就要接着输了，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
与北师大文学院聂大昕博士配对儿打比赛的小视频（2015.10）。聂博士也是80后小将，青年才俊，打球、研究汉语言文字学都有好身手。委屈他当回江飞替身。
但是，我们大概有一年左右没打过球了。我知道他是在跟雅各布逊较劲，忙活开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不打球之后，我收到了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其实，打球之初，他就把《纸上还乡》送给我了，只是那时的《纸上还乡》是他自己装帧设计的，三辑内容排列有序，封面内饰很是讲究，全然已是一本书的模样，就只差一个书号了。我问这本书的去处，他说他正在联系出版社。
这么说，江飞前来读博，不光带着他的球拍，而且还带着他的散文集。他的球打得不错，散文写得怎样呢？我有些好奇了。于是打开集子读了几篇，马上就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小小年纪，散文能写到这个份上，了不得。
正式出版后，我把这本整合成两辑的篇什一一读过来，关于江飞散文的印象逐渐清晰了。如果要说这本散文集的主旋律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母亲、父亲与故乡罗岭。这不光是指这本书关于父母与故乡的文字最多，而且也指江飞30岁以前的情思主要聚焦在这里。然而，父母与故乡似乎也是散文写作的永恒主题，那么多人写过这个主题之后，江飞又该如何去运笔呢？
那似乎是一种毫不避讳的写法。他写母亲卖鱼，写着写着就插入了母亲在北京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也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黄色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鱼，飘在空中》）他还写到母亲喜欢打麻将，“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母亲，她那看似坚韧实则虚弱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低头，僵坐，动脑，受气，赢少输多的定理她也是知道的，然而在料理完繁乱的家务事之后，沉浸于四方城中找寻片刻的轻松和慰藉，似乎已成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打牌，一个下午做么呢？母亲问我，我想了半天，竟无法回答。”（《不断死去，或浴火重生》
这种写法不是孙犁《母亲的记忆》那种散点透视的写法，也不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种完全暴露式的写法。江飞显然是在写母爱，写自己对母亲的理解，但是他没有把母亲的“犯法”之事隐掉，而是让它落入到为给儿子挣学费不惜铤而走险的叙述结果中。在这种叙述面前，我们似乎无法说这位母亲如何“伟大”，她给我们带来的是比“伟大”更复杂的心理感受。而母亲为什么会把打麻将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大概也是做儿子的江飞所无法回答的。实际上，不光江飞无法回答，天下母亲的种种“非理性”之举，可能往往会超出所有做儿子的理解能力。无法回答就只好把问题悬置，或者像孙犁写母亲有斗纸牌的习惯时，引用母亲的说法（“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加以推诿，这都是一种高明的写法。
这种写法会让母亲的形象变得生动、丰满且复杂起来，而母爱等等也就有了深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江飞关于母亲就只写了这些，而是说，相比于“她一把抱住我，很快流下泪来，似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又像是永不撒手的悲伤”（《向死而生：一个抑郁症者的回忆》）之类的描述，那种写法更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如果说江飞对母亲的正面叙述是娓娓道来中突然发力，如同打球时反复摆短之后的“正手抽杀”，那么，他对母亲略带负面色彩的描摹就是“直拍横打”。他在不经意间起板，球路因而变得不规则了，让接球者感到不大舒服，却又极具杀伤效果。
江飞对其父亲的描述也让我深思。在他笔下，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唱歌，弹脚踏风琴，拉二胡，打乒乓球，他还会将倒塌的院墙重新砌起来，一个人侍弄菜地和家禽”（《刀口》）。然而，作为一名有着三十多年工龄的小学教师，“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姿态生活在乡下，虽然现在他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始终潜藏着对城市对文学的最初向往和想象”（《谁看见哪颗缓慢的心》）。这样一位父亲，显然知道自己既进不了城，也无法在文学方面有多大作为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技艺传给儿子，让儿子去延伸自己的希望，把梦想变成现实。他陪儿子打球，“奋不顾身”地跑动扣杀；他新写出诗文，会写上“请吾儿（青年散文家江飞先生）雅正”；而“更多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欣赏我们发表的作品，并拿给亲戚朋友们看，比我们更加高兴”。这种父子之间的互动充满着别样的温馨，让人羡慕。
但是，这位父亲却病了，他“突然倒卧在罗岭的马路上”，他住进了医院，身体里安装上了永久性的心脏起搏器。于是我们看到，描述父亲的病，并在描述中上升到对生命的关注，就成了江飞散文中时而潜隐时而彰显的主题。在《父亲是怎样炼成的》中，他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妻子生产、女儿一天天长大的过程，这自然是对生命诞生的惊叹与感喟，但其中也分明接通了写父母的那条主线，我甚至读出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话外音。而那篇《那些走着走着就消失的身影》，写的则是罗岭街上无数匆匆离世的生灵，那是对生命消亡的叹息。我曾写过《过年回家》的长文，其中有一节《赵家胡同》，本意就是想写原来那条热闹喧哗的胡同现在已经沉寂，因为我所熟悉的胡同的主人们一个个已经作古，死得无声无息。但那一节内容终于没有写成。如今，我可以把江飞写的罗岭街读成我的赵家胡同了。
我没能写出《赵家胡同》，但江飞却让罗岭不断出现在自己的散文中，这让我感到惊讶。他的散文让我意识到了我们与故乡之间的关系。
江飞的第二本散文集《何处还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每个人都有故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把故乡装在心中的。比如我，我在江飞写散文那个年龄，所做的事情似乎是对故乡的不断逃离——上大学去太原，读研到济南，那似乎都是逃离的预演，但我折腾几下，只是逃出故乡100公里，在长治那座小城里盘桓十年。我不甘心，于是又谋划着一次更大的逃离，最终逃到了北京，终于与故乡有了750公里的距离。我至今也没去细想我的这种逃离用意何在，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为许多人设计的人生轨迹吧。这种轨迹叫做少小逆反，老大皈依。
但是，江飞似乎不是这样。对于父母，“在经历青春的反叛和乖张之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妥协，不再自以为是，而是安静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看见母亲，叫他回家》）；对于故乡，他好像也在本该“逆反”的年龄就开始了深情的回望，甚至用频繁的“还乡”去触摸它，亲近它。他说：“还是回罗岭去吧。‘即使走路，我也要回乡’。很长时间了，我总需要找各种理由回到那里。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父母和许多不为人知的亲人，或许还有更多让我放心不下的事。”（《一个夜，一场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遭遇困惑与尴尬，因为他毕竟进入了城市，习惯了无法习惯的城市生活，又渐渐对曾经习惯的乡村生活不再习惯。以前他对半夜鸡叫猪哼哼习焉不察，但后来那些声音却成了让他无法入眠的噪音。于是他醒悟道：“原来‘习惯’也会变的！第三天，我决定回城。每次回来就像做客，总住不了几日，母亲边准备午饭，边自言自语，神情黯然。我无言以对，母亲说的是实情，罗岭于我仿佛真的成了短暂停留的客栈，每次的往返就像是困倦城市时必要的停顿，它更像是我纸上存在的罗岭。我终于迈出家门的背景，更像是仓皇的逃离。”（《声音》）
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本来以为江飞是少年老成的，他早早就走在了“皈依”的路上，但这种表白又意味着现实还乡的虚妄。他对城市似无特殊好感，其中既有当年在城市迷路的心理恐惧（《两个夜晚》，又有如今在北京“风沙扑面”的现实感受（《北京之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城，但好像也无法顺利返乡了。在城与乡的频繁切换中，他遇到了许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那是一种被晾在城乡地带之间走不进去也退不回来的苦闷，或许这就叫做现代性苦闷？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赞成他频繁还乡的举动的，那不光是能与父母团聚，而且显然也能接上生命的地气和元气。读着江飞的这本散文集，我想的事情是，一个人在年轻气盛时就学会了与故乡交往，与双亲对谈，肯定比老大不小才突然觉悟要更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发展，因为那是消除自己火气、戾气和浮躁之气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因为这本散文集，我甚至还改变了我对散文的某种成见。我原来受孙犁老先生的启发，信奉他那个“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的散文观。但读着江飞20多岁写下的文字，我忽然觉得人到中年或老年再写散文，或许有些太保守了。因为回忆固然能过滤掉生活的杂质，留下那些值得记写的文字，但一把年纪再来回忆往事，一是记忆已漫漶不清，二是失去了生命的在场感。如果我也像江飞那样，年轻时多写几笔这样的文字，岂不是会少了一些遗憾？许多人年轻时都喜欢照相留影，那是留住自己青春容颜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我们不把春青的记忆与思绪也用文字拍摄下来呢？我们羞于懒于或疏于记录，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
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是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还缺少一副好笔墨，我们还不能把眼中所见心头所想转换成纸上文章。
于是我需要说一说江飞的文笔了。当今的青春文学我虽读的不多，但对一些代表性的文字似乎还有些印象。它们或者气象峥嵘，张牙舞爪，或者过分雕琢，阴柔气太重。这至少说明，青春文学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它还不是成熟的文字。广义而言，江飞的散文也可列入青春文学的范畴，但它显然要比许多青春文学更加成熟。江飞的取材与主题已显示出它与青春文学的某种抵牾，而不断的回望与返乡也锁定了他的写作姿态——那是一种低就与谦恭。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促使他选择了一种内敛的表达。于是他的文字并不张扬，能句句落到实处；但也不是那种洗尽铅华的朴实，而是散发着一种唯美的气息。这或许得益于他写诗的训练？他的许多题目都富有诗意，他的许多句子都很讲究，似乎就是诗一样的语言。比如，“那些幽暗的失去光泽的衣物，仿佛胆怯的兽，匍匐着，相互挤靠在黑暗里，散发出奇怪的陈年气息。它们似乎蛰伏了很久，刚刚醒来，昏昏沉沉，又似乎各怀心事，含着对往昔的回忆，打发余下的时光。”（《衣橱记》）再比如，“记忆就像那些杂草，茂盛地纠缠在一起，而根总埋在我们无法看见无法触摸的过去。草除去，路便可以显现，而记忆无法除去，它只会越来越浓，重重叠叠，一层覆盖一层，就仿佛那个巨大的牛仔包，浓缩了故乡所有的山水和悲喜，压在异乡人的背上。”（《看见母亲，叫她回家》）像这种句子，我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就只剩下欣赏的份儿了。
但是，就像打球一样，我似乎也看到了他表达乃至取材上的一些问题。江飞的叙述绵密细致，但似乎没有给散文留下足够的空间，有时读起来还不够舒展。个别篇章所记之事过于琐屑，它们是不是有被写成散文的必要？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或者说，这样的问题，随着江飞年龄的增长，也许会自然消除。因为他毕竟还很年轻，何况他还在研究雅各布逊的语言学诗学。我想等这篇博士学位论文做完，他的散文技艺一定也会大为长进，因为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许多道理是相通的。
但是，我似乎也得提醒江飞，这种相通一定要适可而止。如果居然通到乒乓球技术这里，那可就麻烦了。
2012年12月7日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