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让俄罗斯人喝大酒，找死！

戈尔巴乔夫打击酗酒为什么失败了？
文 l麦德维杰夫
在极权体制条件下，苏联领导人乃至整个领导层的更替，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通常会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所以，不只是大部分民众，就连国家机关的众多工作人员，也不仅将新领导人视为接班人、继承者，而且将其视为国家和民族的救星。在此情况下，对于新领袖、新班子而言，重要的不是针对所有问题推行创举或是改革，而是要决定自己的主要努力方向。列宁曾建议自己的学生及追随者，不要迫不及待地挑起所有担子，而是要在特定时机抓住链条上的主要环节，这样才能拉动整个沉重的链条。1921年，列宁认为这样的“主要环节”是理顺商业，尤其是城乡之间的正常商业关系。斯大林就更无需赘述了，在他近30年的执政生涯中，于不同时期确立过不同的重点。赫鲁晓夫也试图通过大力提升农业水平，来开启自己“伟大十年”的统治，包括开垦处女地、推广玉米种植、停止政治迫害并平反，直至谴责“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勃列日涅夫在其18年执政生涯的最初，就呼吁保持稳定，放弃不需要的、过于极端的改革，对“主观主义”及“唯心论”加以谴责，重新提出振兴农业的口号。安德罗波夫虽在位时间不长，但上任之初便重视秩序及纪律，打击腐败并略微调低了伏特加的价格。因此，所有人都翘首以待，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新官上任会点哪三把火，但他有关加速发展、以新的态度投入工作的呼吁，听上去实在太过抽象与空洞。
第一位被请去向新当选的总书记汇报工作并进行交谈的，是74岁的财政部部长瓦西里·加尔布佐夫，他从1960年便出任该职，是俄罗斯乃至苏联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财长。而财政部从新的苏共领导人那儿获得的主要任务，便是为预算寻找额外的收入来源，以取代售酒收入。加尔布佐夫不习惯与党的领导人争论，他与副手一道，绞尽脑汁，试图想出点什么。然而，有关新增收入来源的建议虽然很多，但均不得力。1980～1984年，酒类销售为预算贡献了近700亿卢布的收入，这笔在那个年代数额相当庞大的收入项的确是什么都无法替代的。但这没有吓退戈尔巴乔夫。1985年5月1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打击酗酒的第一号令，而后，苏共中央与苏联部长会议还补充了诸多条例。著名而苦涩的反酗酒运动便由此拉开帷幕，在苏联公民的潜意识里，也正是将它视为戈尔巴乔夫执政头3年所做的最主要的事情。“矿泉水书记”这一挖苦性的外号，曾伴随了戈尔巴乔夫许久。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禁酒海报
在推行反酗酒行动时，主要的方法是行政施压。包括伏特加在内的所有烈性酒及葡萄酒的销量锐减。倘若过去可以走进任意一家食品店，想买多少酒就买多少酒，如今，对于哪些商店有权出售酒精饮料，则有严格规定，有资格的商店并不多，且每位顾客一次只能买一瓶，最多两瓶酒。这些商店门前自然迅速出现了排队的长龙，数百人从早一直等到晚。酒类产量也迅速下滑。伏特加酒厂以及葡萄酒厂不得不关门。在克里米亚和摩尔多瓦，葡萄种植园只能被夷为平地，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葡萄。所有级别的党的领导人以及其他负责人，只要在公共场合被发现或是被逮到处于不清醒状态，皆会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酒类价格却上调了，在所有餐厅、咖啡馆和酒吧，酒的销售都受到限制。所有的官方招待会都将酒精饮料拒之门外。当然，社会上也搞了某些宣传攻势，成立了帮助摆脱酒类依赖的各类社会组织，但发挥最主要作用的依然是行政手段，而且所有指令都是与严苛的行政压力挂钩的。禁酒行动令大多数公民深感不满，他们觉得自己因此而遭受的粗暴胁迫是对自身人格的侮辱。当一个人为了一瓶伏特加不得不花数小时排队，或是不得不花3倍的价格向“倒爷”购买时，他便顺理成章地变为苏联及苏共领导人的批评者以及反对者。
作为历史学者，我认为实施如此苛刻的行政命令式禁酒行动不啻为荒唐愚蠢之举。过去，不少国家都推行过强制禁酒令，但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美国的类似行动也搞了很多年，导致盘根错节的黑社会的出现，最后也不了了之。一战期间，俄罗斯推行过禁酒令，并一直延续至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头几年。而国家之所以要恢复伏特加在苏联的生产与销售，也正是为了增加预算收入，而不是让投机分子及私自酿酒者赚得盆满钵满。时至今日，瑞典与芬兰仍对烈酒的生产和销售加以种种限制，但这并非禁酒。在此，我们没有必要证明酗酒的危害。然而，将伏特加视为导致苏联社会痼疾的首要原因，显然是幼稚的。酗酒只是各种社会顽疾的综合体现形式，而不是其病根。俄罗斯著名的讽刺作家萨尔德科夫-谢德林早在150年前便写道：“我们的男子为何脚穿草鞋？为何在农村占主导地位的是如此极度的、普遍存在的蛮夷不化？为何男人几乎不吃肉甚至不吃油？对于上述所有问题，史料研究专家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答案：一切都是因为它，一切都是劣质伏特加在作祟……唉！倘若真的如此就好了！如果能够单单借助限制小酒馆的数量，便能激起人们对自身命运的信任，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平，向他们传递力量与激情，帮助他们战胜并克服生活中像铁一样顽固的苦难，那该多好啊！倘若能一劳永逸地告别过去的所有丑恶、现实的所有不幸、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将会何等轻松！”1986年，萨尔德科夫-谢德林的这篇长文在莫斯科私下流传开来，与其他“非法出版物”类似。
萨尔德科夫-谢德林（1826年～1889年）
当时，苏联国内没有一个社会阶层支持粗暴而幼稚的反酗酒运动。根据1986年及1987年的统计，死亡率只是略有下降，出生率增幅也不大。某些犯罪活动的确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因食用劣质伏特加而导致的中毒及死亡人数却不断上升。1985年，近10万人因私酿白酒而被追究刑事责任，到1987年，相关人数突破了50万。食糖突然脱销。据内务部统计，1987年，有150万吨糖被用于私酿白酒。1986年，酒类销售对预算的贡献降至360亿卢布，较1984年下降了近50%。然而，在1986年和1987年，政府继续加强行政施压惩罚手段，并采取措施完全停止了水果和浆果酒的酿造。啤酒产量仅相当于过去的1/4，很多啤酒厂被迫停产。过去为生产啤酒而进口的设备沦为废铜烂铁。与此同时，国内的犯罪集团则迅速发展起来，这便是著名的俄罗斯黑手党。酒类走私也相当猖獗，这些酒来自中国、加拿大。很难为这场所谓的改革想出比这更糟糕的开局了。有人几乎像庆祝节日一样来纪念改革10周年（1995年）、15周年（2000年）和20周年（2005年），但其中的大部分作者却对戈尔巴乔夫的禁酒令集体失声，而这恰是新领导人当时所采取的主要举措之一。有位德国作家，即沃尔夫冈·豪格在自己的演讲及文章中，竟然试图证明，禁酒运动的实施不只是恰到好处的正确之举，而且是通过与过去决裂，令正在进行的改革合法化，甚至是团结所有国民踏上通往未来的康庄大道、实现民主化的绝佳开局。俄罗斯政论家列昂尼德·约宁坚决反对这位德国作家为戈尔巴乔夫所做的辩护，他公允地指出，即便是最抽象的推理，也远不能为1985～1986年改革中这项最主要措施的毋庸置疑的失败翻案。他写道：“如何能对这一运动的真实场景视而不见？怎能看不见为了买一瓶伏特加而排成的长队，一排就是很多小时；怎能看不见为争夺队伍中的位置而引发的厮打；怎能看不见为购买葬礼后为追悼亡者举办酬客宴所需的酒，而不得不出具亲属死亡证明令人伤心落泪的场景；怎能看不见那些被葬送的仕途，只是因为去别人家做客，酒过三巡后回家，正好撞上了巡逻的民警；怎能看不见政府对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喝酒的还是滴酒不沾的，所施以的可怕的凌辱，将我们当作为喝上一杯酒，简直不惜一切代价的屈辱酒鬼？我们能够回应政权的，只是消极抵抗的愤怒。政府很快就不得不退缩了。但并未退回到禁酒令实施之初，改革期间的宣传工作简直就是在自己搞臭自己，政府表现出的是愚蠢与无能为力。它已经信心全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且不相信一定能成功。没有人能想出比这更糟糕的改革开局来。我认为，自这一刻起，无论是改革，还是其领袖的命运，就已注定会失败。”他的措辞尖刻，但其观点总体来说是公正的。叶戈尔·利加乔夫也只是在长篇回忆录的最后章节，才试图为自己在反酗酒运动中的执着与决心进行辩护。他写道：“我们应当对雪片般的来信做出反应，它们大多来自妻子还有母亲。在信中，被悲痛击倒的女人们，诅咒夺去他们儿子及丈夫生命的酗酒恶习。我们不能对民众的大声抱怨坐视不理。民众若不清醒，就无法开展社会变革。的确，反酗酒行动在带来益处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我们逐步意识到，要治愈社会痼疾，仓促上马，且希望通过施加压力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我们所采取的措施过于强硬及官僚化。对此，我无意推卸自己所应负有的责任。显然，此处个人因素发挥了某些作用：我不喝酒，在心理上，我无法接受如下事实，即倘若严格限制获取酒类的可能性，某些人仍然无法戒酒。我们以为只要努力去干，就能迅速消灭酗酒现象。严格执行这一行动的时间并不长，仅有约两年时间。而后我们恍然大悟，党开始改变战术，将重点放在说服教育工作上，希望能取得长远效果。我认为，从强制命令到教育感化是种进步，其中并无什么可怕之处，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的反对者曾经提出过合理的理由。但在反酗酒行动中，那些伪民主主义者的政治居心昭然若揭。一切都可以原谅，除了对试图战胜这一民间顽疾的又一次尝试的失败感到幸灾乐祸。”对于类似的解释及辩白，我很难做出评价。身为一位重要的政治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他突然发现，不只是下属和不理性的国民，就连政治上的反对者，也不愿意原谅他所犯下的如此明显的错误以及愚蠢之举。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反酗酒行动的实施相当粗暴，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影响到他个人的威信，“对领导层的批评不绝于耳，总书记更成为众矢之的，按传统他应当对一切承担责任，所以我得到了‘矿泉水书记’的绰号”。然而，戈尔巴乔夫在文中也试图为自己辩解，他指责利加乔夫以及在1985～1987年担任苏共中央党务监督委员会主席的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行事过于冒进。上述人员受命监督法令及决策的执行情况，但他们接手后过于矫枉过正，竟然达到了荒谬的程度。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有错，他应当在最初出现差错时就及时介入，他接到了相关的情况通报，一些重要官员也向他提过已出现无法容忍的扭曲行为。戈尔巴乔夫承认：“但众多的国内以及国际事务排山倒海地向我袭来，我忙得不可开交，加上过于微妙的关系，妨碍了我对此问题的及时处理。”
对于持续3年多的反酗酒行动的所有波折起伏，尼古拉·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描述得最为详尽。他证实，当时有3名政治局委员即吉洪诺夫、阿利耶夫以及他本人，相当坚决地反对这一行动，而行动的主要倡导者是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他写道：“我们意识到正在做一件蠢事，我们目睹这场行动变成了一出闹剧，我们曾经反对过，但他们不想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希望哪怕将啤酒保住也好，但没有成功！新总书记和他在反酗酒行动中最亲密的战友，利用新领导人所拥有的道德制高点，誓死捍卫这一决策。”雷日科夫和其他人不得不让步。苏联部长会议不仅正常执行苏共中央有关打击酗酒的所有指令，而且还召开会议，讨论如何提升整个行动的效率，甚至讨论了酸奶是否属于酒类饮品的问题。直到全球油价大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失败的经济尝试，反酗酒行动的后果所综合导致的严重经济及金融危机在1986～1987年不断加剧，戈尔巴乔夫才不得不在政治局提出反酗酒行动进度的问题。他提到国家商品交易额下跌、居民排队时间增加了1倍，每年国民为此便要浪费数百亿小时的光阴。在1988年9月8日即周四的政治局会议日程安排中，这一问题被列在“各类问题”一档的末尾。但对它的讨论却持续了很长时间，也非常激烈。此次，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都站在了雷日科夫一边，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却愤怒地表示反对，场面甚至一度发展到骂脏话及人身攻击的地步。某些政治局委员保持缄默，戈尔巴乔夫同样如此。但在投票表决时，他也支持削弱反酗酒行动的力度。他表示：“当然，应当继续推行落实1985年5月政令的正确政策。但对排长队、投机倒把该怎么办？就让醉鬼们诅咒苏联政权和我本人好了。但社会的反应令我们感到不安。最重要的是私酿白酒、投机倒把的行为全面泛滥。这也体现在化妆品甚至糖果的销售方面。在莫斯科，它们已经脱销了。总之，我们跟以往一样，在推行正确路线上有些矫枉过正。现在，我国已有40万人因私酿白酒而被定罪。此事尚且看不到尽头。伏特加产量应当维持在政令规定的水平。但应当取消对啤酒、干葡萄酒、香槟、白兰地的所有限制。”上述所有讨论并未公之于众，对酒类销售规划的改变也进展缓慢。因涉及数以百计的企业以及葡萄种植业，为恢复该行业原有的状态及收入水平，又花费了数年时间。这一进程直至苏联解体也未完成。1985～1990年，苏联预算因此而蒙受的损失若是折合为硬通货，高达近1000亿美元。摘自罗伊·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苏联的最后一年》冷眼观世界，好物酬知己宋石男、谭伯牛、十年砍柴、贾葭四位方家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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