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末尾,听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著名学者傅高义先生,由于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在前两天去世了,享年90岁。2020年带走了太多人,即使在我熟悉的历史领域也是如此。
看了这么多历史书,傅高义是我第一个线下接触过的作家和学者,当然是因为他写的那本《邓小平时代》。当时我一位比较尊敬的律师,2012年出版时第一时间就买了英文原版来看,我的英语水平到不了那个地步,又担心中文版会不会删节太多,一时还挺有点矛盾。
好在很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未删节的简体中文版,排版都是非常贴近内地读者的习惯,了解此事后,第一时间托人从香港买了一本,花了人民币200多块钱。
《邓小平时代》某种意义上要给小平生平盖棺定论,傅高义编写本书的时候也已经80岁,他几乎是用了最后的经历,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走访和书籍查阅,力图书中每个关键论断,关键人物的言行都有据可查,光看注释的内容,也是对当代改革开放历史的还原,
不过对于本书的历史价值,不同的人看法也不一样,在我参加过的复旦大学的关于本书的研讨会中,参与者就直言不讳的讲,本书更大的价值是给国外的普通读者扫盲,书中披露的内容并没有超过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关于80年代末尾的那场风波,傅高义写的也较为客观和克制。
傅高义是犹太人,这个中文名字在中国的语境中也体现了很高的道德水准,与之有关的词有一个,叫古风高义。在对中国的态度上,傅高义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代,他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是一代人,由于极其厌恶苏联,因此对中国还是抱有很大的善意,就算是首先代表着美国人的利益,但内心中还是希望中美两国关系往好的方面发展。
伴随着他们那一代人的逐渐老去,原来的知华派所剩无几,现在的美国中青年学者和智库,多是支持对华采取更强烈的遏制措施,大多数都是博明这种人,从这点来看,对我们国家不是好事。
傅高义先生不仅治学严谨,为人也非常和蔼,2013年《邓小平时代》内地发行时,出版方三联出版社特地把他从德国请来,给中国的读者做签售,顺便也做一些讲座,国内第一站就是上海,地点就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城。
我偶然在微博上看到这个消息后,特地在举行的这个周末前往,应该是一个周日的下午。到的晚了,傅高义先生也已经在讲了,演讲方式为图片+讲解,也是按照邓小平的生平逐步往前,一直讲到南巡。
说到那一年的历史事件后,傅老先生先放了一张照片,然后没有多讲,轮到读者交流的时候,我趁大家还在犹豫的时候,率先举了手,随后问了傅高义两个问题,其实是关于我认为对于中国走势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土地公有制和计划生育,我问他为何这两个事件,在他的书中着墨较少。
傅高义是笑着回答我的问题的,他认为邓一生经历的重大事情很多,好多事情不是不重要,只是重要性还没有达到能够影响整个国家和世界局势的发展,所以就没有全放进去,如果这些事件都写的很详细的话, 本书的篇幅就太大了。
全部活动结束以后是读者的签售,傅高义看到我给他签的那本书是香港出的简体中文版,他非常高兴,特地和我多说了几句,说真不容易,因为他认为港版更贵,相比而言,国内只少了一章的篇幅,但价格足足便宜了四分之一。
随后还有个小插曲,有位老兄,拿着四本书去给傅高义签字,傅高义都签了,结果他还拿着一摞三联做的本书的周刊,也让人签字,傅有点不乐意,认为太多了,要留一些机会给后面排队的读者。
结果这个家伙还很坚持,一定要傅全都签了,当时略微有点僵持,此时旁边和后面的读者颇有微词,我趁机站了出来,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和他提了一下,你签字也签不少了,见好就收吧,把机会留给后面的读者,再说老人也已经80多岁了,尊重一下老人家,这样那人只好悻悻地离开了。
可能是《邓小平时代》的写作,耗费了傅高义最后的精力,再往后他就没有什么著作出版了,不过经常接受我们国家媒体的采访,最近一次有影响力的采访还是上半年,他看到新冠疫情后中美两国逐渐加大的摩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很不幸,中美之间有爆发战争的风险。
我一个MBA的老师,对于《邓小平时代》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特地托我的渠道从香港买了3本,1本收藏,2本送人。他说看这本书是研究战略的最好素材。然而在这方面,我和他的看法恰恰相反。
邓的改革开放并不是起源于什么宏大的顶层设计,而是基于问题导向的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也没有什么纲领,他做的就是鼓励各个地区,基于自己的现状,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与其称其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倒不如说是总批准师更为恰当。
我们现在总是习惯性地认为80年代比现在改革要更容易,其实并非如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改革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超级复杂的国家,不相信,你只要想想你们公司跨部门沟通和协调有多费劲,在公司内部搞一个流程变革有多么地困难就行了。
一个公司尚且如此,那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是一个国家呢?
这也是特定时期的历史智慧,为什么要讲“三七开”,要讲“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颇有微词,认为对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清算不彻底。但邓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没有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贡献,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因此我们要把毛主席的画像永远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深知搞改革开放,必须要靠毛时代留下来的干部、组织体系和动员方式,真要对过去的事件不管不顾地深入揭批,势必引起新的撕裂,这样全民族就没办法齐心协力地搞经济建设。
看看今年美国那些BLM运动支持者们,拿着美国不少开国元勋当时蓄奴、搞种族歧视说事,对这些历史人物的塑像进行推倒和焚烧,从而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更近一步分裂,即使是家庭成员之间,因为政见不同便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便能深知社会共识对于国家的团结是多么地重要。
就连他晚年做的颇有争议的那件事,居然因为去年香港发生的社会动乱而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理解,就好像对那挂着‘浩劫’的评价一样,伴随着时间的逝去,到底是不是真浩劫,还不好说呢。
在上世纪80年代,东西方曾经出现过三位对时代发生了影响的人,除了今天所说的小平同志以外,另外两人分别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后两位是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支持者,特朗普由于减税政策,一度还被视为里根的接班人。
但新自由主义也同时造就了美国的衰落,鼓吹金融自由化、搞比较优势,将制造业外包,从而导致了美国实业空心化,以至于疫情来临,整个美国上下连个口罩都做不出来,当然这是后话,需要另开一个主题讨论了。
傅高义先生驾鹤西去,好在事业后继有人,我去年参加了一个读书分享会,是现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宋怡明先生的研究内容分享,宋先生是明史大家,也是岭南学派代言人,正值壮年,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
更为难得的是,他坚持田野调查和实地走访,学风扎实,为人风趣,希望费正清研究中心能在宋怡明主任的带领下,加强学术交流,控股学术成果,共同促进中美关系的改善,也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傅高义老先生了。
祝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