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记忆：传奇鲐背伉俪，?吴宗恩与洪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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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恩与洪少珍旧照
这是《鹭客社》第二次登出欧阳鹭英撰写的关于洪卜仁家族的回忆性文章，上次是洪卜仁弟弟洪樵甫先生的回忆，此次则是洪卜仁姐姐洪少珍女士与姐夫吴宗恩先生，一对传奇鲐背伉俪的共同回忆。洪卜仁先生虽已于去年5月逝世，其对厦门文史的杰出贡献，是公认的，不可磨灭的！从欧阳鹭英的这两篇文章看，洪卜仁家族其它成员同样卓尔不凡，同样术有专精，同样爱国爱乡，令人深为感佩！——林鸿东
传奇鲐背伉俪
两个多月前，社科联让我认领几个采访对象，名单第一位是住在集美的吴宗恩教授，听说他故事很多，我就要了这个人。
七月份天气炎热，集美又离我家路途遥远，我先按通讯录上的电话挂过去，对方接电话时听不清，我一句话重复两三遍之后他才知道是要采访他，他说：社科联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同文书院又跟我什么关系呀？他说自己九十六岁了，耳朵聋了，如果我要去找聊天，他很欢迎，他家有咖啡，有茶，有饮料，有红酒、啤酒，看我想喝什么都行。我觉得这老人还有点幽默感，但是心里已经放弃采访他，因为年纪太大，耳朵又聋，万一记性不好要怎么交流？
最近天气逐渐凉快后，我又改变了初衷，再次给吴教授挂了电话，他还记得这事，约好了时间后，我准时到了他家。
他一见面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欧阳鹭英。
他说：很巧，鹭是我儿子的名，英是我女儿的名，所以你既是我儿子又是我女儿！
我说：好呀！这样您就不会忘记我了对吧？
他戴上耳机了，所以，说话还是能够听得见。他问我：社科联让你来采访，那你认识洪卜仁吧？
我说：他是文史专家，我知道他。
他指着墙上的照片说：洪卜仁是我小舅子。
我转头看墙上的照片，那是几张放大的全家合影，果然看到几个熟悉面孔。我说：那您太太叫什么名字？
洪少珍。
天啊！怎么这么巧呢？几年前我写过洪卜仁的弟弟洪樵甫，里面就提到他的姐姐洪少珍，我怎么摸到洪少珍家里来了？真是缘分啊！我忍不住给洪樵甫挂了电话，我说我正在你姐姐家，是社科联让我来的，事先我并不知道他是你姐夫。樵甫说：哈哈！厦门真小！你好好地写他们吧！
社科联要采集的主题是关于“同文书院”的历史，那么我们话题就从这里展开。
吴宗恩教授出生于1925年，住在镇邦路8号，与住镇邦路28号的洪少珍是邻居。
那时，正遇上抗战爆发，厦门沦陷，岛内六七所中学都停办了，只有同文书院在美国教会的支持下迁到鼓浪屿安定下来。校长是美国人卜显理，同时也任鼓浪屿国际难民救济会主席，副校长是福懿慕，她来同文书院兼副校长。
从1939年春节到1941年的夏天，同文书院一共办了两年半时间，从小学部、初中部、高中部都有。1941年的夏天同文书院就停办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多，当时有很多压力。
说起同文书院，那段时间的师资非常雄厚，古文老师是萧幼山、龚昌庭、李伯端，这三位教师在厦门古文里面最有名望的。还有一个教师名叫叶寒玉，又名叶琦。他教现代文学，他本身也是画家，是杭州艺专的学生，当时绘画专业大材小用，他就改行教语文。物理老师是张堆金老师，教化学的是廖超勋老师和钱启昌老师。廖超勋就是住在鼓浪屿漳州路48号的廖家人。英语老师是吕城都（后来是厦门师范大学老师）和吕山河，吕山河是吕城都的弟弟，教学上比他哥略差一点。吕城都很厉害，尤其是英语语法方面，他能把整本英语字典都背出来，学生问他词汇，他就说：在哪一页，你去翻出来。非常准确、非常厉害。老师抗日情绪也很强烈，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敢明显表露。比如说，在课堂上，叶寒玉老师在黑板上写着“安得捷音传至”让班级的学生接对子，学生们个个情绪激扬，你对一句我对一句，课堂上气氛浓烈。几十年过后，吴教授再想起当年那几个字，每个字都饱含意义，印象非常深刻。
不过这个学校的校风不严，因为都是些富家子弟，作风比较散漫。所以当时有个顺口溜叫作：“同文出歹狗，英华出畚斗”。出畚斗的意思是好坏都收。所以一些学生从同文书院毕业出来后，因为有这个顺口溜的缘故就不愿承认自己是同文书院毕业的。吴宗恩在这所学校里一共读了两年半时间，后来在龙溪中学完成高中学业。
吴宗恩后来考上厦门大学电机系，后来又到岭南大学读研究生，院系调整后到东北工学院既现在的东北大学，没毕业就留校当助教。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吴宗恩的夫人洪少珍就在一旁说：
我今年95，他今年96岁。我们很小就认识了，他家的长辈跟我家长辈也很熟，他家兄弟姐妹很多，我家也很多，我有三个姐妹七个兄弟。姐妹中我是第二，老大和老三已经去世了，老三也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在福州师范大学教书，妹夫是留苏的。
我是1949年读军政大学第一期。日军占领厦门时，全家迁往鼓浪屿福建路，我就读毓德女中。平时我跟男孩子一样爬墙、爬树，摘花摘水果。日本投降那年，我父亲病逝，全家又搬回镇邦路28号，那是自家的店屋。我三个兄弟洪笃仁，洪卜仁，洪永宏都是地下党，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有人举报我家是共产党聚合点，他们都非常小心，对外不收寄书信和电话，都是让我传纸条，我就帮忙传纸条，我家四楼还有一间房间，所以他们活动都是在四楼，我就把他们的信递给隔壁，隔壁住着一个伙计，我就是从这秘密通道把纸条送出去。所以，我现在属于是半个离休干部。
后来地下党派人来通报，说毛森要来抓他们了，他们三个就跑了，毛森到家里抓人，想抓的人一个都没抓到，就把十五岁的弟弟洪樵甫抓去坐牢。洪樵甫被抓走之后，毛森手下的宪兵依然守在我家打埋伏，住了半个月才撤走。
1949年10月17日厦门解放，我11月7日去考军政大学。开学后，我是第一期学员。军政大学校址在福关（谐音），福州与福清之间的一个寺庙里，教室的条件很差，我们找一张旧报纸铺在地板上就地坐着上课，寺庙里面还放着一些空棺材，有点可怕。福清的农民每户家里都有空棺材。军政大学一共办两期，我是第一期，上了两年的时间。1952年8月我参加抗美援朝，在二十四军七十二师后勤部当粮秣会计，后勤会计只有我一个。我负责整个军的伙食费，到了月底有时会有剩余，我们就把剩余的军粮卖了，买一些杭州最好的干货来给战士改膳伙食。军队里的女兵不多，后勤部只有我一个是女的，文工团的文艺兵是女的，司令部打字员是女的，还有几个卫生兵也是女的。
我弱弱地问：行军中女兵安全吗？
她说：安全的，我们的军队纪律很严格的，有时我们在礼堂里睡觉，男女都混在一起，我睡在中间，男战士都睡在左右侧，大家都不敢乱来。到了晚上吃饭时间却很热闹，大家围坐在一起，几个年轻战士绘声绘色谈起当天前线发生的事。
她说：军队里常常行军，我曾经连续步行三十六个小时，中间停下来休息时跟战友们背靠背打盹半小时后又继续前进，行军中有时遇到下雪，没地方睡我们就在半山腰就地睡了，我们每人都有一块可以挡雨也可以当床铺的防水胶布，那是行军时的必备品。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女兵，才十几岁，受不了苦就哭了，首长就凶她们：有什么好哭的？怕苦就回家！不过，行军当晚要泡脚，我们到了老百姓那里借一个洗衣服的木盆，里面盛着热水，五六个人围着木盆把脚伸进热水里泡，而且水要漫过脚裸以上，这样泡过以后，第二天照样行军，三天下来脚就不再痛了。
吴教授说：我太太很了不起！她当时在押运军粮时，坐在那种满载着军粮的大卡车上，军粮一袋袋摞得很高，用绳子捆绑和伪装好之后，押送军粮的她就趴在军粮上面保护军粮，一路穿过敌军枪林弹雨的扫射，我问她怕不怕？她说：哪里顾得上怕？那可是一个师几万人的粮食，它们比我的命更重要。
洪少珍说：我在上甘岭被燃烧炮弹片穿过肩膀，皮肉被弹片削去一大块，差点就伤到脖子上大动脉。
我仔细看她脖子上左侧确实有一块明显的伤疤。
洪少珍接着说：那时敌人放冷枪、冷炮防不胜防，有时敌机飞得很低，投放炸弹炸得山头上到处坑坑洼洼，曾经解放军战士就是用步枪把飞机打了下来的，这不是吹牛的，是真的，因为飞机就在头顶上飞。战士用的枪全是苏联产的长枪，那种长枪笨的要死，短枪很少。由于伤口发炎我被送回国治疗，在东北盖平军人医院，由于伤口创伤面很大、很难愈合，后来是割大腿内侧的皮肤来补脖子上的伤口。我跟吴宗恩从小就认识了，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我回到东北也没有亲戚朋友，他知道我受伤后每周都从学校来看望我，基本上是周末早上从沈阳坐火车到盖平，在医院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傍晚又坐火车回学校，从沈阳到盖平要坐五、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回就要十个多小时，没时间备课他就在火车上备课，回到学校已经夜间十一点了，宿舍门关了进不去，他就翻墙，还保证第二天准时上课。
吴教授说：她受伤回国后我就每周从沈阳到盖平医院探望她，因为是老乡加上邻居嘛，她在东北又没亲戚，我应该去陪伴她。后来她病好之后又到铁岭疗养了半年。康复之后她就退伍了，我们在1954年2月12日结婚，住在学校分配的宿舍里。
洪少珍：1954年4月份我正式转业后先在沈阳五金机械公司当会计，后来吴宗恩老师调到了广西大学后，我又跟着调到广西大学做财务工作，直到退休。他现在的退休工资每月领一万多元，我早就领一万多块了，比他还早，因为我属于512干部。
1958年吴教授由于支气管扩张很严重，无法上课，医生认为这种病不适合在北方生活。吴教授回到了厦门休养。正好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开放广西，吴教授休养一段时间后就到广西大学报到，在广西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洪少珍跟丈夫一起调到广西大学当会计。
谈起洪少珍，吴教授由衷地说：我这辈子欠她太多了，对她感激不尽！四个孩子全都由她管教，大女儿出生时，我们没请保姆，女儿换下的一堆尿片她从来都不让我碰，总是在半夜等我和孩子睡了之后她才起床洗尿片，想到这些我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我在家里偶尔会下厨做菜，我做菜是按着菜谱来做，所以会比她做的好吃一些。那时我工作很忙，家里经济也困难，曾给大女儿买了一件红色灯芯绒的外套，老大穿到不能穿就留给老二穿，老二穿完再给老三穿，我有三个女儿，到了第四个孩子是男孩，就把那件红色灯芯绒外套染成蓝颜色后老四接着穿。
我问吴教授您有什么信仰吗？他立马回我：我信马列，而且信得很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不信马列行吗？我记得恩格斯说过：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从家庭开始。在我退休前我信仰上总要有个归宿，于是就向学校递上入党申请，很快就批下来了，我问书记：你们不再政审吗？书记说：不必了，已经政审几十年了。以前我知道自己身份不好都不敢申请，因为每次运动来了我都当运动明星。
我这个人平常嫉恶如仇，对于一些坏人坏事，不是原则性的我都替人承担，如果是原则性的我会跟人家拍桌子、吹胡子、瞪眼睛的，大家知道我脾气不好，却很尊重我，从没跟我结仇。我最感动的是，我带过十几个研究生，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了，在我九十岁生日时他们给我做生日，还到这里来看望我，这些学生中有三个学生已经当了大学校长。还有一点，我得到国家特殊贡献奖，这些年一共累计存有十几万元，我就用来奖励给亲戚中比较杰出的孩子，大约每年支出三、四万给孩子，这点我感到非常满意，我一生问心无愧。
被采访人：吴宗恩教授，96岁，1950年厦门大学电机系毕业，（原广西大学教授，1989年至1995年任厦门大学兼职教授，享受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曾培养出硕士研究生二十余人。是广西“理论物理”重点学科学带头人，广西物理学会名誉常务理事。研究领域：散射理论，少体物理，原子核与基本粒子间相互作用，曾在国内外物理方面的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5次获省部级奖励。
洪少珍：吴宗恩的太太，95岁，抗美援朝的512干部。
欧阳鹭英写于2020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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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欧阳鹭英，鼓浪屿人，作品集《小岛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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