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万灵 l 道熙先生二三事

四一按：作者是我父亲，内举不避亲。所写人物李道熙先生是四川知名书画家，已去世多年。民国时期，道熙先生是我爷爷的学生，还受过丰子恺先生指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道熙先生的吉羊图与榜书，曾于巴蜀尤其是嘉州一纸风行。
李道熙先生二三事
文 l 宋万灵
作者（中）与李道熙（右一），2002年。
时道熙先生82岁，作者59岁。
一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从西安回到川南小镇五通桥，在一所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风起，五通桥中小学教师集中在青龙嘴“学习”。不久，“首都红卫兵”南下“煽风点火”，所到之处，如无毛主席语录，则一概“横扫”、“ 揪斗”。五通桥区委火急抽调教师中善书者到区委所在地，加班加点在红纸上用黄广告色书写语录；同时在区委内外的墙壁上，用碳笔勾画好语录的仿宋体，再由区委工作人员用红油漆沿线填写。领导反复强调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时间紧”、“责任重”，大家都诚恐诚惶，惟道熙先生安之若素，每以颜体写好一幅语录，除自我欣赏外，还不忘向我们传授章法。如有笔误，则伸舌在红纸上一舔，然后用茶水漱口，将纸放置一旁，待干后补写。先生笑言，这样既不浪费纸张，又节约时间。尔后，我等皆如法炮制，效率提高，速度加快，皆大欢喜。记得那时，每日动笔之前，必先诵读“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道熙先生年长，故诵读“老三篇”皆由我辈年轻人包揽。一日，先生忽然心血来潮，自告奋勇朗读《纪念白求恩》。读至“从前线回来的人”，先生断句为“从前/线回来的人”，如是三遍，发觉不妥，自语说，怎么不通？我们赶快说，是“从前线/回来的人”，先生顿悟，将全文读毕。试想当年，说毛文章不通，是何罪名？先生不问政治，胸无城府，以至如斯。不久，区委贴满了我们书写的语录，大小墙壁已成“红海洋”。我们一行又被派到五通桥电影院，为毛主席八次接见全国红卫兵新闻纪录片作宣传工作。钉框子，涂底色，写标语，画海报，忙得不亦乐乎。道熙先生主要负责指导，大部分时间都在电影院美工室里，悠闲自得地写字绘画。没有宣纸，就用图画纸代替。先生随心所欲，信笔由之，给我们这批年轻人上了一堂中国书画的启蒙课，对真草隶篆有了大致概念，对写意工笔也有了初步认识，特别是在字画完成之后，先生用笔描绘各种印章，更让我们兴趣盎然。那时随处可见的语录先生这些有意无意的举动，对共同劳作的文艺青年影响甚大。闲暇之时，我们也挥笔泼墨，自得其乐。而今，其中佼佼者，诸如赵家骐、徐鸣皋、杨启桓辈，已卓然成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一些人家中还藏有先生此类书画，视为珍宝。文革日益深入，“破四旧” 冲击城乡各处，打砸抢亦悄然发生。我们的宣传任务已近尾声，一日上午，先生正在画画，五通桥中学一女生来求先生为其父的洗染店写一个“革命招牌”，替换原来的“四旧”名号。先生顺手拿过桌上一本《红旗》杂志，铺开一张大纸，抓起斗笔，运笔如飞，一幅惟妙惟肖的毛体“红旗” 二字落于纸上。我们喝彩，先生也很高兴，说如果有酒，真可以浮一大白。过了几天，我经过四望关浮桥，上坡到江声码头，见一店铺拥挤不通，口号声不断。走近一看，一群红卫兵正在批斗一人，旁人说是洗染店老板。一红卫兵手中所持大纸，正是先生日前所书“红旗”。正迷惑不解之际，只听持纸红卫兵声色俱严责问，红旗一洗怎样？老板低头无语。红卫兵齐答，褪色！又问，红旗染过又怎样？老板仍低头不语。红卫兵齐呼，变色！一女红卫兵高声说，红旗一经洗染，不是褪色就是变色！红色江山不保，人民重受苦难！狼子野心，何其毒也！话声一落，红卫兵一拥而上，一番拳打脚踢，老板倒地，哀鸣不已。我将此事告知先生，先生莫名惊诧，喃喃自语，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半晌，对我们说，今后舞文弄墨，要格外小心。又特别告诫我，你平日口无遮拦，又好月旦人事，更要加倍注意。自此先生只绘青松红梅菊花和雄鹰，题词则为“暮色苍茫看劲松、她在丛中笑、战地黄花分外香、鹰击长空”等语，书法则一律抄写毛主席诗词，平常爱写的“知足常乐”已不见踪影。《红叶雄鹰图》道熙先生作于犍为不久五通桥两大群众组织“造反军”、“赤卫军”横空出世；“兵团”、“公社”遍地丛生。各派都找道熙先生书写袖章、战旗，先生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一时先生字迹随大旗飞舞，袖章书法引人注目，为五通桥众多青少年习字者提供了摹临范本。迄今道熙书体在五通桥仍有影响，文革“战旗”、“ 袖章”之功，实不可没。时有“正统革命者”讥讽先生曰，李道熙的笔没有阶级性。先生闻言笑说，都是革命群众，都在闹革命，我的笔为他们服务，阶级性鲜明得很！终于，五通桥革命委员会要成立了。我们又被抽到筹备组负责宣传工作。道熙先生承头，和几个美术老师一起绘制大型宣传画，我则被派到秘书组，去炮制大会“八股文”。很长一段时间，先生带着几名助手，或江边垂钓，或树下品茗，或路边散步，就是不见他们动手绘制图画。军代表心急如焚，多次以“不突出政治”责之，我心里也为先生担心。不意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先生指挥十来个工人，从电影院储藏室抬出五幅大型宣传画。其中最大的一幅“红日颂”尤其引人注目。苍劲古拙的枝干、郁郁葱葱的秋松之间，一轮红日喷薄欲出，遒劲大气的汉隶“红日颂” 三字，更为画面增色不少。观者赞不绝口，惟军代表近看远观之后，一字一顿地说，红太阳光芒万丈，怎能被枝叶遮挡？必须重画！此言一出，围观者面面相觑，助手们也不知所措。只见道熙先生拿起画笔和颜料，徐步上前，端详片刻，便纵横涂抹，几笔之后，一轮浑圆的红日出现在画中央。军代表大喜，说，这就对了，红太阳普照万物，光耀千秋。满意而去。事后，有人在道熙先生面前提及此事，先生淡淡说，这和艺术无关。二道熙先生和我一家都是犍为人。先生是我父亲的学生，又和我大哥同学。在犍为女中还教过我三哥和四姐的美术，可谓有通家之谊。1994年，我与道熙先生在涌斯江畔的“江声酒楼”共进午餐，酒酣耳热之际，先生忽然忆及少年求学之事，满怀感情说，令尊当年学养深厚，远胜今日大学教授，讲授古文，全凭记忆，信手拈来，便成佳趣。时杨天开老师在座，也是我父亲的学生，低道熙先生两级，亦颔首称是。先生说到动情处，又唱起了弘一法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说此曲是我父亲所教，数十年后，音犹在耳。天开老师亦浅吟低唱和之，两人都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这也是我所见道熙、天开二人相聚时，少有的和谐情景。涌斯江畔先生长我大哥两岁，师出同门，又都喜欢文史书画，虽然日后职业不同，各自东西，但情谊依旧。先生每次见我，必先问大哥近况，说哪天又聚首饮酒。大哥女婿在乐山工作，和有关部门打交道遇阻，想求先生书画以“通关”，遂请我大哥出马相助。女婿诸人先登道熙府上，约好某日先在宾馆打牌，中午宴请后即请先生挥毫。先生得知我大哥到时也在，便爽快应邀。到约定的日子，大哥忽感身体不适，无法出行，只好作罢。先生按时赴约，不见我大哥，略失落，但仍为大哥女婿挥毫。我担心先生会不会因此心生芥蒂，不意日后先生与我相见，仍一如既往询问大哥安好，没有丝毫改变。2007年1月，先生得知我大哥回归道山，神色黯然，许久才说，“昔日诸故老，何日共一樽”！未曾料到，就在此年底，先生也驾鹤而去了。三先生喜酒，但量不大。日常挥毫泼墨之时，常喜小酌助兴。观先生画作，前款常有“酒醉后写此”、“写毕独饮”、“醉写”等字样。先生曾向我讲述文革后期到内江的故事。那年至内江，忽发酒瘾，遍寻市店而不得，想起万琼（我四姐）在军分区，遂登门求酒。四姐拿出特供茅台招待，先生大醉而归。先生平生酒醉，仅此一次。每忆此事，先生皆曰，那次饮酒真过瘾。先生出身富家子，青年时家道中落，一时穷困潦倒，常替人红白喜事打杂帮忙，吃了不少苦。后考进银行成婚，再转教育界，生活才稳定起来。但子女众多，经济仍不宽裕。1985年，先生发妻唐世慧女士癌症不治，先生痛彻心扉。先生一生共有三次婚姻，他总说唐老师对他最好，最知心。先生说，我这一辈子都亏欠她。她跟着我，没有过一天好日子，时常一人躲在厨房吃残汤剩饭。唐女士走后好长一段时间，每逢年轻夫妻求书，先生必书鲁迅赠许广平诗：“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恰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只有知道先生对发妻刻骨铭心的爱和丧偶后铭心刻骨的痛，才能体会到先生书写此诗时的心情。数十年不离不弃的爱妻走了，先生独居黄桷井小院，形影相吊，倍感凄凉。1989年，先生与一张姓女士结婚。次年秋天，我同友人及其妹到先生住处拜访。进屋一片狼藉，先生满面倦容，仍在为五通桥旅游局带来的外国友人作画。方搁笔，犍为县委又来人求字。直到下午一时，先生才得安停。而新夫人自始至终在他屋习画。先生居所附近又无饭店，情急之下，只好由友人之妹下厨，熬好稀饭，煎炒软粑，就着泡菜、腐乳吃了顿午饭。不久女方与先生产生矛盾分手，先生随即迁居乐山海棠路。道熙先生旧居1993年，先生与乔女士结缡，在乐山市政府资助下，于市中区油榨街自建三层小楼，从此风调雨顺，安居乐业。四道熙先生早年习颜，以颜书为底蕴，融入汉隶魏碑的古拙，又吸取近人于右任、郭沫若诸人的笔法结体，终成体丰骨坚之风格。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先生为成都望江公园书写长联，为成都百货大楼题写招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如今峨眉山上、嘉州内外、成渝诸地、大江南北，处处可见先生法书。道熙先生书法作品九十年代，先生曾题嘉州宾馆四字，其结体险峻厚实，笔画简约利落。后因大领导入住该馆，附迎者以其字易之，惜哉。有书家认为，先生书法重结构而轻笔法，刚劲有余，含蕴不足。此言在理。先生书法，基本上不出锋，对提按、绞转等笔法亦少使用。故先生匾对以气势、结体取胜，而一写行书横幅、屏条等，则笔法单一的弊病便现。我意先生书写时，若遵郭沫若“逆入平出，回锋转向”行之，则可在已有风格之上，益增爽劲洒脱，书艺将更上层楼。我多次与道熙先生同场挥毫。1998年特大洪灾，在赈灾现场，先生写对联数十幅，暑气逼人，汗湿衣衫。先生感冒方愈，力竭不支，由我续之。午餐时，我问先生为何先写的几幅，略显板滞，不如后者？先生笑答，乒乓球比赛，先是热身，有了感觉才能进入状态，心手合一。我又问，如何才能心手合一？先生答，无他，但手熟耳。2001年在香港，亚洲电视台主持人也提出同样问题，先生亦以此六字应之。后来先生解释说，习书画先要多看，次要多练，然后悟之。这看、练、悟都要反复书作，以求纯熟，熟能生巧，由是得之。先生传艺，平实简明，从不故弄玄虚。作者书法作品，家学渊源，自成一体先生以花鸟画著称，也能山水人物。先生既吸取了齐白石的质朴大气，又师承梁又铭的设色敷彩，更重要是对丰子恺萧疏淡远，活泼憨厚风格的借鉴，最终形成“简约、淡泊、秀雅、清新”的兼工带写画风。余观先生作画，常先从小处着手，后慢慢收束，一幅既毕，不散不乱。其布局、虚实恰到好处，题款、用印趣味良多。先生题款涉及画理者不少，而以这几条最多，现录如下：中国画重在笔墨，笔不能离墨，墨不能离笔；笔离墨则无笔，墨离笔则无墨。花鸟画重在情趣。作画不难为繁，难为用减。减之力更大于繁，非以境减，当减之以笔。绝似物象者欺世盗名之画，绝不似物象者托名写景亦欺世盗名之画，惟绝似而不似物象者乃真画矣。 先生晚年画风由简约渐入飘逸，形神兼备。先生花鸟画，“吉羊”最为驰名，而“梅花暗香”、“玉兰八哥”、“峨山珍禽”、“三秦石榴”、“紫藤飞燕”、“芭蕉小鸡”、“木棉花红”、“水牛图赞”等，亦属佳构。《吉羊图》2013年，有人送我一本编者收藏、自费出版的先生书画册，内收书画150余幅，皆系先生酒酣后信手为之。有真情，不雕琢；富天趣，不做作。题材更加广泛，笔墨情趣浓郁。因系率性而为，偶有粗俗之作混杂其中，但绝大部分作品，胜过先生正式之作品，真乃无意求佳而自佳也。平心而论，先生花鸟画作，少数作品亦时见线条柔弱、块面支离、气不连贯、造型雷同之病。多年来，抄袭先生《吉羊图》等画作之风甚烈，除了其他因素，先生所绘《吉羊图》布局相似，笔墨色彩缺少变化，易于仿作，可能也是造假者趋之若鹜的原因之一。五2000年秋，五通桥书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此前，区领导开会，讨论开幕式上致辞的书画代表人选。因指定由我拟写发言文稿，故我列席会议。会上，大部分人属意道熙先生，而主要负责人却语惊四座，说杨天开老师曾任美军翻译官，届时可以双语致辞。遂敲定由天开老师致辞。9月6日开幕，在主宾代表致辞后，天开老师以五通桥书画代表身份发言，纯乐山话，并没有领导希望出彩的双语表演。开幕结束，道熙先生坚决要立即返回乐山，领导再三挽留，未能留住。2001年1月，先生电话召我到家中，取出扉页写有“万灵弟台，李道熙赠，2001年1月”的画册，又翻开序言，说，我拿你写的文稿供部长参考，部长为我画册出版拉了20多万赞助，所以署他的名，你不会介意吧！话说到这份上，我自然无语。序言本是道熙先生的学生刘栋然耗时十年收集先生资料，然后由我数易其稿，于1989年定稿。每当先生售出一幅书画，此文即打印出来，随画装在盒中发出。这篇文章后被五通桥区志办一字不差照录登在《五通桥文史资料》上，但其中有少许文字，如今应予以澄清。文中说：“1980年，道熙先生在蓉金牛宾馆作画，受到邓小平同志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先生当场作画敬赠小平同志；并与小平同志之女、著名画家邓琳合作一幅花鸟”。先生的确在金牛宾馆见过邓，合影也有相片为证。但“当场作画敬赠小平同志”，则是我向壁虚构。当时被接见的15位画家，而今多已作古，但在网上还可查到在场画家邱笑秋的回忆，无一人现场作画“敬赠小平同志”。至于“与小平之女合作一幅花鸟”，更是天方夜谭。与小平同志及家人合影（前排左三为道熙先生）此外，文中还谈到沈鹏赞美先生的艺术，这也不太确切。沈鹏的确曾为先生出版的书画册题写书名，也与先生互赠书画，但并未直接称赞先生书艺。事情是这样的，某日我在先生家聊天，先生从柜中拿出4尺斗方，是沈鹏行草。先生问我，沈所写是何诗，作何解？要我回家写在纸上交给他。我一看便知，诗为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三。后来写序言时，我便抓住这首诗的第三句“龙文虎脊皆君驭”，附会为沈鹏赞扬先生“书画才气纵横，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少评论先生书画的人，将序言辗转传抄，以讹传讹，天长日久，真相隐没，“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岁月不居，30年过去了，我写下这迟到的悔恨和歉疚，算是对自己过失的弥补。记得当时，道熙先生阅毕全文，并未提出异议，只是说，文人相互间的赞颂和吹捧，是当不得真的。停了一会儿，又说，古人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我接口说“文人相吹，而今愈烈”。现在想来，先生也许早已参透书坛画界的种种怪象。后来每逢先生赞我“手聪”，我就答“当不得真的”。先生默然。先生作画，常有轶事，姑录几则于后，以供清赏。2001年夏，五通桥区书画赴香港展出前，为筹集经费，我们到乐山市交警支队作书绘画。时天气炎热，先生移到空调旁，然后运笔如飞，刹那间两幅4尺花鸟已成，而同行中尚有人迟迟未开笔。围观者赞不绝口之时，忽一人惊呼，这八哥的毛怎么是黄的！大家定睛一看，果真如此。原来先生晚年患白内障，又不愿做手术，一时上错颜色，成了黄八哥。正尴尬之际，先生朗声说，这是外国八哥，毛色自然不同！此言一出，众人掩口胡卢，先生又蘸墨修饰，不仅无损原作，更别添一番韵味。道熙先生画作《玉兰八哥》2002年初夏，先生托我为文。文成，送交先生，议定后，交我女儿石莲上街打印。先生一时兴起，要为石莲作“吉羊图”。遂铺纸濡墨，静心作画。不多时，三只大羊轮廓已现，先生正要勾勒小羊，忽然小保姆从楼上跑下，气急败坏地说，先生屋顶花园所养之画眉，被馋猫咬死。紧接着老保姆报告，先生爱犬贝贝亦不知去向。先生闻之，掷笔长叹：“你们只晓得喊我画、画，谁管我的鸟儿狗儿！”神色凄然，跌坐椅上，大汗淋漓，青筋突现。我等担心先生身体，纷纷上前相劝。有顷，老保姆说贝贝回来了，先生情绪逐渐平复，又挥笔作画。只是笔下无神，勉力画成的小羊，毫无生趣，浑似死羊。先生停笔端详多时，自言自语：“灵感，心灵之感也。情感对艺术作用大也哉！”又说：“境由心照，古人不我欺也！”遂揉纸弃之。先生下午另画一张，亦不如意，招呼我们在外室沙发就坐，感慨说，古人言“境由心造”，这心就是精神、心情，境则是物境，情境，意境。人常说苦难出作家，悲愤出诗人，但如果艺术家在痛苦、悲愤之际，心中块垒不能转化为高超艺术表达出来，定会流于狂野、粗俗。万灵，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先生从自己怒火中烧、一时失态画不好吉羊，联想到精神、情感对艺术创作的巨大影响，进而希望艺术家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心情，都要以艺术化的审美观引导创作，而不是只顾宣泄自己的负面情感。不知我这个理解是否符合先生本意。今存录于此，以供高明辨识。先生逝世后，评论日渐增多。除少数几篇言之有物外，都对先生夸誉有加，“大师”、“巨匠”廉价奉送。晦涩玄虚者，除摘录古代画论、书论之外，又常引西方美学、哲学理论，搅成一盆浆糊。还有博士、研究员宣称，要运用艺术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再加上释道儒，全方位解读先生本人及其艺术。我读此类文章，头痛欲裂。我知道，颂扬无度，褒词如草，是当下书画评论的时风，然而我与先生的公私两谊都不容我随波逐流说违心的话。我只说先生不是圣人，也不是全人，他是一个普通人，但其人品画品却在很多人之上。先生平和，淡泊，又不乏通达，圆润，率真又老练，沉稳亦幽默，并且讲诚信、重情谊。一言蔽之，先生的艺术，先生的品性，处处都合着一句老话：“随心所欲不逾矩”。先生作画中先生也许不是大师，但先生的书画水平，尤其花鸟画的造诣，至少在当代乐山是首屈一指的。近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李道熙》，算是官方对先生艺术地位的认可。这个系列俗称“大红袍”，此前仅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等50余人入选。集中，有评论家言：“倘使先生居于北京，则声誉早隆也！”先生百年诞辰将至，谨以此文纪念先生，愿先生在天之灵常乐。2020年4－7月于青果山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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