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蚱和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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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世界很热闹，除了病毒造成外国领导人感染或手忙脚乱，还有外国前领导人去世、辞职。这还不算，非洲的蚂蚱、中东的蚂蚱也一起来捣乱。
我小的时候夏天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去草甸子上抓蚂蚱，都说蚂蚱腿烤了很香，我小时候没敢吃，只是抓着玩。
我老家地处嫩江平原，向西进入内蒙，有几个干旱的年份也起过蚂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全校不上课去地里抓过蚂蚱。说是从内蒙草原来的，一般灾情都不大，连人抓再喷药也就过去了。
听村里从山东、河北过来的老人讲关内闹蝗虫有多惨，一天之内庄稼全无，只是当故事听。
上初中学生物，知道东北冬天太冷，虫卵过不了冬，所以像黑龙江起蝗虫的可能不大，最多闹点小蚂蚱。
后来读《明史》，说朱元璋闹革命就是因为凤阳先是起了蝗虫，又发了瘟疫，家里人都死差不多了，去当了和尚，后来要饭也要不着了，去闹革命。那场瘟疫就是在欧洲大流行死了2500万人的黑死病。
也正是因为这场瘟疫欧洲人开始怀疑教皇的力量，出现在了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文学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生活在那场瘟疫的重灾区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薄伽丘正是在那段时间写出了《十日谈》，这本最著名的“黄色”小说集。达·芬奇、伽利略、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提香也都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佛罗伦萨。有学者认为，正是那场瘟疫让他们有了反教权、皇权的勇气和可能，开启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大门。
也正是起了蝗虫、又发了瘟疫朱元璋才替汉人从蒙古人手里夺回了江山——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更有意思的是，让朱元璋想不到两百多年之后，朱氏的大明江山也灭在了蝗虫手里。
天启六年（1626年），河北迁安“秋七月飞蝗蔽野，大伤禾稼。”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灾荒不断，发生了严重的干旱和蝗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明朝随着财政的进一步拮据，赈济成为空谈，农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陕北地区高迎祥、王嘉胤、王自用纷纷组织农民暴动，被解雇的国家招待所管理员李自成同志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队伍，高迎祥叫高闯王，他叫李闯王。
崇祯三年（1630年）六月西北又闹蝗灾，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暴动，自号“八大王”。
从此这一伙人开始为大明掘墓，14年后，李自成杀入北京城，崇祯煤山自缢，明朝灭亡，李自成下令将崇祯“礼葬”。
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三千万人受灾。大旱不是起灾荒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起了蚂蚱。蚂蚱吃光了庄稼，才颗粒无收。没有了粮食人成了蚂蚱，吃光了大户、财主，灾难开始蔓延。这是电影《一九四二》的背景。
看了电影《一九四二》才知道啥叫逃难。自然灾难激化了阶级矛盾，社会开始动荡，由灾变乱，这样的历史事实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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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多家中国媒体发布消息称，“从非洲侵入印度、巴基斯坦”的蝗虫大军达“4000亿只”，有可能通过东南亚进入中国，形势严峻。
这个消息一出，正在家里待得无聊的中国人一顿兴奋。
科学研究表明，在人的大脑前额叶区快感中枢区和痛苦中枢区是连着的，一个区的放电兴奋会影响另一个区，所以，我们叫“痛并快乐着”。
灾难自然是痛苦的，同时也能给人带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快乐。
也许是这个原因，好多人开始臆想4000亿蝗虫大军会挺进中华大地，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并分析可能发生的灾情及应对。那个时候就有人说，派中国鸭子出征。
没想到四天后，《印度时报》报道，当前印度蝗灾已基本结束，目前仅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蝗虫聚集。开始报道蝗虫要来的媒体又开始辟谣，说是一场乌龙。
可没几天，2月24日，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近期，巴基斯坦暴发沙漠蝗虫灾害，对巴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影响，中国政府对此高度关注。中国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内有关部门，根据巴方需求，制定了援巴蝗灾防治工作方案，并于2月23日派出蝗灾防治工作组赴巴，2月24日抵达巴基斯坦卡拉奇。
昨天早上，浙江日报、绍兴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根据巴方需求，中国政府已派出蝗灾防治工作组抵达巴基斯坦。随后，10万“鸭子军队”也将代表国家出征灭蝗。这支由浙江绍兴“国绍1号”鸭苗组成的“鸭子军队”简直是灭蝗界中的“奇才”。20年前，鸭子“军队”就曾出兵新疆，一举平定蝗灾，立下赫赫战功。
可就在昨天中午，中国经济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经多方求证，前方不同渠道回复，“浙江10万只‘鸭子部队’可能代表国家出征巴基斯坦灭蝗”“胡说八道”“子虚乌有”。
而今天早上，《人民日报》发文说：根据一天下来的反反复复，鸭子们是否出国基本已经明晰：确实有人计划把10万只鸭送去巴基斯坦灭蝗，但不是“立即出征”，官方还未有此计划，另外，眼下10万只鸭子出国灭蝗靠不靠谱、能不能成行都还有待讨论。
也就是说，这事还真不一定，鸭子大军正在等候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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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说鸭子能不能灭蝗，我们探讨一下中国的广大媒体为什么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天天都有人因病毒而失去生命的时候，这么热衷于报道蝗灾和鸭子大军呢？并且还总是出苍蝇呢？
其实这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两种心态。
一是近代的“屈辱史”让我们总有一种杀出去的冲动，人不行，鸭子能长脸也行。
二是围观心态。不是光我们有灾，别人的日子也不好过。
要是鸭子能上阵，摇摇摆摆地去灭蹦蹦跳跳的蚂蚱，这个热闹得有多好看啊！这仿佛就是围观看客的手舞足蹈。
“围观”恐怕是鲁迅最喜欢也最热衷描写的题材。在他的小说《药》里有围观处决革命党的情景，后来又出现在小说《阿Q正传》里，只不过这一次围观的是枪毙阿Q。鲁迅还特意为“围观”量身定做了一篇小说《示众》，写一群路人如何三三两两地聚集起来，围观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游街示众。这些无聊的围观群众，被鲁迅一并打包，装进一个叫“看客”的篮子里。从此，“看客心态”成为中国国民性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一直发展到现代“看热闹不怕事大”街边或网络“围观”“叫好”。
现在中国的状况刚刚好一点，可我们对外国人的遭遇、特别是韩国、日本、意大利人就有了围观之心，那种喜形于色、“看客心态”一览无余，有不亚于派鸭子上阵的那种兴奋。
人之异于禽兽几何？
分子生物学告诉我们，人与狒狒的DNA百分之九十五点四是相同的，与最近的亲戚矮黑猩猩、黑猩猩、大猩猩的DNA百分之九十九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人之异于禽兽不过百分之一”。
那么这百分之一是什么呢？
叫共情。
共情就是同理心，看到别人不好，不是想到自己比别人好，而是为别人的不好而感到悲伤。离开了共情心理的帮助只能是自我展示和表演，这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帮助得越多的人越不愿意接近你的原因。不是他不知道报恩，而是他没有感受到你的共情，只看到了你的表演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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