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 哥伦比亚大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生活不是我们生活过的日子，而是我们记忆中的日子。我们活着就是要讲述那些记忆中的日子。
家中弟兄五人，我是老大。家事每到风口浪尖，身为老大的我，便感到担子沉重，心力难支。慎思笃念，思绪万千。我这个老大，性格偏向懦弱、遇事少却风行，内缺治家之能、外无建树之功，碌碌无所为、虚渡大半生。人言：稳则重、重则威。而自己不重也不稳，何以谈威。
一九六六年，在完小就读，此前只知家境贫寒，缺衣少吃，且家中又有天大祸事（祖上在民国三十五年因故与邻家结下世代冤家对头），对家日每打闹，整天惶惶不可终日，连惊带吓，幼年就这样渡过了。
一九六七年，由于国家动乱，处处为无政府状态，我们家更是雪上加霜，对家原先是隔几年砸一次我们家的吃饭铁锅，而那年一年就砸了我家三次锅，更甚之连母亲赖以生计的缝纫机也砸坏了，还打了母亲和父亲。母亲哭着说：＂简直活不到前去了＂。文化大革命锻炼了人，少年气盛的我，硬是以小学的文化水平，连写几纸诉状，和母亲一起多次到县法院去告状。直到后来县法院成立了军管组，我们家才讨回了公道。那一年我这个老大十四岁。
一九六八年，听起来在初中就读，其实就没有念书，光闹了革命了。红卫兵闹革命，农民也跟着成了两大派，也闹起了革命，那里还有心思种地，加之关中三年大旱，粮食更加紧张。越没啥吃，人吃得越多，当时家中七口人，每个月三百斤粮才能够吃。为了生存，父亲骑着自行车去泾河以北的淳化县收鸡蛋，再到西安去卖，赚取差价，以渡粮荒。父亲不出门时，利用学校管理不严的空隙，我便用自行车带着母亲到泾阳县的乡下用布鞋或土布换粮。印象最深的一次，那一天天快黑了，才换来大约有四十斤玉米，搭在自行车后座上，母亲便坐在粮袋子上，由社树村返回。行至北屯街道，已经是晚上九点左右，我实在骑不动了，就在北屯商店外的门台上躺下休息，不由得睡着了。一觉醒来，三星偏西，约摸有后半夜两三点钟，我发现母亲一直就坐在我身边，还把她的上衣盖在我身上，晚上的天气很凉，老人家身上只剩下衬衣，我不由一时热泪盈眶，赶紧扶好自行车，对母亲说：妈，你坐好，咱回！这一年的我十五岁。
本应该在一九六六年高小毕业就要上初中，但是文化大革命扑天盖地而来。我们所有学生都成了红卫兵，整天游行发传单，还三五成群的搞起了许多战斗队，刚开始是斗老师，后来又斗校长，到了一九六七年，名义上进了赵镇初中，根本就没有读书，革命却没有停止，先是学生自发组织到全国各地大串联，幸运的学生去了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还有大部分学生只要有学校开的证明信，走到了其他城市，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店不要钱。到机关、到工厂、到任何地方，疯狂的人们无条件的并且极端热情的接待着素不相识的疯狂学生，学生们在那多半年的串联经历中，体验着比共产主义还要共产主义的生活。彻底没有章法了，真是千古奇观，就连亲身经历的我都感到不可思议！到了下半年，革命群众又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大阵营。所有学生包括老师都加入了旗帜鲜明的派别队伍。随之而来的便是两大派之间的恶斗。先是文斗，后来又发展成了真枪实战的武装冲突，还有人劫了军库，动用了迫击炮，真是惊天动地 。这样的大乱持续了一年多，到了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形势才稍有安定。但是又和苏修关系紧张起来。听起来在赵中念书，实际上在打地道，把个赵中学校除了有房的地方以外，地下全部打通并连成网状，成为了一个宏伟的四通八达的地下军事防空洞，这个防空洞南北四条大纵道，东西九条小横道，连成一片，只在四个角留有出口，犹如一个大棋盘隐藏在学校的地面以下。一旦苏修打来炮弹，全校师生员工近千人都可以进入地下，学校还组织了几次防空演习。有的学生在地宫迷了路，长时间爬不出来，急的直哭。这个地道一打就是多半年，那里还有时间读书！从搞革命再到打地道，整整两年基本上就荒废了。真是可惜！
到 了一九六九年秋，随着社会的基本安定，学校才经过整合，原来几个级编为一级，并把原来的初中三年制调整为两年制，这才有了开课学习的样子，初中的学业正式启动。正准备安心读书，不料这一年的十月份，宝鸡峡水利工地大上人，每家必须去一个硬劳力，父亲当时身体不好去不成，但不去工地村上又不行。没办法，我只得给学校请假，背上铺盖、带着课本，替父亲去了宝鸡。在那个冬天的三个月里，我白天在工地上干活，晚上看一会儿书，语文自修的还差不多，可理科却总是吃不透，到第二年考高中时，全级两个班一百多人，我的语文成绩90分，全级第二，（第一名是乙班的女同学巩xx94分），但是我的数学59分，化学55分，（我的各门分数同桌刘会胜可以作证，因为我俩数学都是59分，印象极深）。中考落榜。记得去宝鸡工地打坝的那一年我这个老大十六岁。
唉！真是没出息，几十年前的事了，想起来还是一阵心酸。
没考上高中，回家就成了一个七分劳。宝鸡工地，还在继续，理所当然，又去宝鸡。时逢工地上抽调各村青壮年组成民兵营突击队，我也被抽中，分在了一连，连长名叫梁允通，原是县一中的政治教师。民兵营的工作是那里艰苦哪里干，哪里危险哪里上。到民兵营时间不长，就和连长熟了，梁连长很器重我，给我的工作是平时在连队里搞黑板报，工地上活儿一紧张，我的工作又是用白灰水写大墙标语。有一次我感冒了，梁连长亲自送来了药片，坐在我床边，问寒问暖，我深受感动。在我的眼里，梁连长不像是一个连长，更象是一位恩师，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文学知识和社会知识。梁连长每逢讲话，诙谐幽默、妙语连珠，令人折服，我的恩师梁连长的形象在我今生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民兵营实行工资制，月工资39．88元，我们戏称三九八八部队，每月得扣伙食费12元，机动饭票5元。在民兵营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别人都买了解放鞋，有人还买了新衣，我没舍得，只是把一件白色土布上衣拿到宝鸡西关染成了蓝色，花了六毛钱，坚持每月寄回家里20元，一直没变。在民兵营两年的时间里，同龄人都在高中读书，而我人生最风华正茂的岁月就这样虚度了。不能上高中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学校文革后各级学生整合，小我三岁的二弟就在初一，我如果补习的话就和弟弟同班，脸上实在无光。二是家境确实困难，早一点回家还能给单薄的父亲撑起半边天。我无怨无悔。
一九七三年，宝鸡峡工程结束，民兵营解散。回到家中，村上又组织人去黄陵背木头，背木头挣的是工分，但额外能分到一两根圆木，我便随众人去了黄陵。那里活儿极累，但我有幸遇到林场一位姓秦的工程师，村上去了一百多人，秦工选中了我和另外两个人与他一起去搞林区道路的测绘工作。初见秦工：一米八的大个子，身材魁梧，严峻的脸庞上露出一丝不易发现的慈祥。在测绘工作中，秦工负责观望经纬仪，我的工作是在绘图纸上绘图及画标、再用大蜡笔将英文路标写在木桩上。还有其它两个人负责扛标杆和拉尺子。工作中，秦工经常给我们讲梁思成的故事，有几次秦工问我：咋不念书呢？跑到这地方干啥？我每每只能苦笑应答：优胜劣汰嘛。秦工人品极好，亦师亦友。从黄陵回家时，我给秦工想要几张空白绘图纸，秦工翻箱倒柜，就是没找到空白的，我便失望而归。没想到隔了一个多月，秦工竟然托人给我捎来绘图纸10张，令我十分感动。黄陵一别，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秦工，到现在我还十分想念他。
苦难的生活经历使我这个老大养成了谦卑、示弱的性格，贫困的家境和老大的性格也影响了弟兄们的成长。因此，弟兄们不得不经受这个有灾难的家庭和受人歧视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洗礼和磨难。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啥时候活的跟人一样就好了＂。我每每听到母亲这句话，内心深处就感到强烈的震撼随之又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家庭不如常人、低人一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家族灾难压的一家人几十年抬不起头，让我们处在卑微的阴影下，咬紧牙关挣扎渡日。
逆境的生存条件没有让我们沉沦，反而练就了弟兄们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储备了蓄势待发的能量。首先是老四在1981年考上了重点大学，使笼罩在我们家庭头顶上的晦气一扫而光。紧接着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机会，老二率先弃农经商，做起了钢材营生，先富一歩。随后我这个老大和老三也在公路边做起了生意，没几年，弟兄们就摔掉了贫穷的帽子。实现了母亲的夙愿，过上了＂跟人一样的日子＂。到了今天，弟兄们个个虽然不是大富、却算小康。老四更有出息，他和弟妹二人双双都成了国家的正处级干部。年迈的母亲这几年身体很好，心情更好，有几次她告诉我说：＂好的很，想不到如今日子这么好，我有几回梦里都笑醒了＂，老人家还经常掐着指头算着，看我们这个大家庭现在有多少套房子了。遗憾的是父亲走的早了，好日子过的时间太短了。
我的母亲
受尽磨难的老大和他的兄弟们都养成了谦卑、示弱的性格和诚逊待人的品德、培就了较好的人格，这才赢得了邻居们的同情和尊重。由长期贫苦而激发了弟兄们不认穷、不服输的精神成就了来之不易的优越生活，从而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许和认可。
苦尽甘来、实属不易。
感谢过去的苦难岁月，
感谢那些值得记忆的日子。
初稿于一六年仲春
定稿于一七年初夏
拙文一六年初就已收笔，总觉得有不妥之处，不敢面世，怎奈自己学疏才浅，难以定稿。幸遇发小学友丁志俊教授不吝指点，小作才得以完成 。谢谢了！
作者和妻子近照
作者：赵镇老张，唐昭陵下一个土生土长的赵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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