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怒吼｜王重旭著《绿世界——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中日情缘》十三

作者简介
王重旭，一级作家，高级记者。曾任本溪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本溪日报副总编，本溪市文联副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
绿世界
刘仁与绿川英子的中日情缘
原创：王重旭
13、中国怒吼
在《中国怒吼》杂志编辑部工作的那段时间，绿川英子一个人能做好几个人的事，她写文章、编稿件，打字、印刷，还和乐嘉煊等人一起发行，刘仁只要有时间，也来帮忙。
绿川英子的很多文章，几乎都是晚上回到家里写的，刘仁是她的第一个读者，哪个地方写的不够劲，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俩人就一起商量。这个时期，她以“Μ”署名，连续发表了好多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
除了自己写，她还用世界语翻译了一些文章，其中就有中国作家苏醒所写的揭露日军在中国犯下大量罪行的报告文学《花儿怎样开？》。为避免麻烦，她还用刘蒙晖这个笔名，把这篇稿子寄往东京的《日本评论》上发表，连《日本评论》的主编伏室高信也以为刘蒙晖就是个中国人。
这个时候，随着战火的蔓延，抗日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娶有日本妻子的中国人不得已以各种理由离婚或劝妻回国。
但是，刘仁虽然处境艰难，但是他对自己心爱的人一再表示，我绝不会抛弃你，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你走。绿川英子也说，就是死也要死在心爱的人身边，我绝不会回去。
1937年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水兵斋藤要藏驾驶军用小汽车，强闯我虹桥机场，企图入内侦察并开枪行凶，被我守军击毙。上图为被我军击毙的大山勇夫和斋藤要藏。
上海的战事一天天地紧张起来。
由于8月9日上海虹桥机场事件，中日两国开始频繁调动军队，大战开即。
一天，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女人突然来到绿川英子的家。她知道绿川英子也是日本人，她焦急地对绿川英子说，现在上海战事正紧，很多在上海的日本人都回国了，她也想和绿川英子一起结伴同行，回到日本去。
绿川英子没有犹豫，对她说：“你认错人了，我不是日本人。”
这位日本女人知道绿川英子在撒谎，便央求道，“你不要瞒我了，等到战事一起，一切就都晚了。明天还有最后一班轮船开往日本，我想搭乘这条船。难道你不想跟我一块儿回国吗？”她的话语几近哀求。
尽管绿川英子从心里感谢她的关心，但她还是硬着心肠，背过脸去，坚定地对这位同胞姐妹说：“太太，很遗憾。这儿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日本人了，你还是请回吧，祝你一路平安。”
见实在无法说通，这位失望的日本女人只好悻悻而去。
绿川英子背过身去，直到那“踏、踏”的木屐声渐渐远去，她才慢慢走到窗前。她望着窗外的蓝天，远处传来轮船的汽笛声。
绿川英子在一篇文章中，把自己当时的心境写了下来。她写道：“祖国——多么迷人悦耳的字眼，人们可以断言，她们比我幸福，因为她们有祖国可回，而我既无国可回，也不能进入丈夫的国土，像一只双方都要捕捉的弱小野兔，漂泊在‘中立地带’。”
是啊，上海战事近在咫尺，一触即发，日本侨民都慌不迭地匆匆离去，而她却义无反顾地留下来，选择了危险，也选择了孤独。而在上海，她时刻处在危险之中，她不能像一个自由人那样，随便出行。而日本，那是一个多么亲切的字眼！那是她的祖国，是她的家乡，那里有生她养她的父母，有情同手足的兄弟姐妹。可是，她不能回去，她的丈夫在中国，她嫁给了一个属于中国的丈夫，那么她便也属于中国，只要她的丈夫走到哪里，她就必须跟随到哪里，中国才是她的家。不被理解是暂时的，迟早，她会被中国人所接纳。
日军占领上海
战争终于爆发了，枪炮声震耳欲聋。仅仅几天功夫，日本军队就占领了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她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
绿川英子怒不可遏，她为自己的国家感到羞耻。她知道，一个民族一旦陷入军国主义的泥潭，就会变得毫无人性，变得凶虐残暴。但是，令她惊讶的是，日本的凶虐残暴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她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发动的“八·一三”事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她怀着无比愤恨的心情，写下了《爱与恨》、《中国的胜利是全亚洲明天的关键》等文章，揭露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
她在《爱与恨》一文中写道：“这座国际城市为烟火所笼罩，到处是一片惊骇恐惧的喊叫声。炮声隆隆，恐惧地划破了中午宁静的空气。一些人，吸完了最后一口气，无声无息了﹔另一些人，血迹斑斑，滿身泥垢，爬行着，作垂死挣扎。……夜里，我为轰炸声所惊醒。两眼再也不愿意闭上，于是我走上了阳台。西北的天空红红的，闪烁着耀眼的亮光。这样的大火1932年也同样燃烧过，如今它不仅威胁着上海和北平、天津，还威胁着唯一拥有几千年文明的整个中国。”
她大声疾呼：“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我的心叫喊着：为了两国人民，停止战争！”
1937年8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南站，炸死候车妇孺200余名，一个满身是血的幼儿嚎啕大哭。
绿川英子又连续写了几篇文章。
10月12日，上海的《救亡日报》发表了《爱正义爱祖国者的呼声———一个日本女子的家书》，信中对日本军队的野蛮侵华极为愤怒，对日本军队丧尽天良的种种罪行进行了揭露。这封家书署名的日本人名叫妙子。上海和中国知识分子很快知道了一个日本人在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妙子就是在世界语杂志《中国怒吼》上发表文章的绿川英子。
这封写给日本世界语者的信是这样写的：
同志们：
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日本的严格的检查制度一直使我犹豫，是否要给你们随意写信。而今这战争已使我们有两个半月以上完全中断了联系。但我不愿意再沉默下去了。一种强烈而复杂的心情在促使着我……但从哪儿说起呢？
同志们，凡是有一颗人心或理智清醒的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都一定会同情中国的。我不是畜牲，我也学习过正义。因而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有着这样的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像一些同志那样奔赴前线，还是像女同志那样为难民和伤兵工作？但是我不能，因为我是一个连中国话都讲不好的弱女子。同志们，幸而我是个世界语者。是的，我说“幸而”，因为多亏这个，我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斗中找到了自己小小的岗位。现在我们应最有效地把我们的语言当作国际武器。“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写在纸上的漂亮词句。为《中国怒吼》及其他而共同工作，对我来说意义并不简单。这并非仅仅是一个外国世界语者为出版一本薄薄的刊物而提供自己微薄的技术。当我拿起笔来之时，我由于正义感受压抑而热血沸腾，由于对野蛮的敌人的愤怒而怒火燃烧。我感到高兴，因为我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无所畏惧。我倒为我是那些不仅侵略别人国土，而且肆无忌惮地为无辜也无助的难民们制造人间地狱的人们的同胞而感到羞耻。真正的爱国主义从来不会反对人类的进步。如果不是这样，那它就是沙文主义。而战争给日本产生了多少沙文主义者啊！当我得知，甚至那些从前自诩为有觉悟的、进步的、或甚至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有识之士，今天也无耻地跟在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和政客们的屁股后面而大叫大擂着“皇军”的“正义”之时，我再也不能抑制住愤怒和厌恶了。在知识阶层有着很大影响的批评家室伏高信吹嘘道，日本民族肩负着创造新世界的使命，而任何妨碍他的人都应消灭，因而现在的战争是东方的两大民族命中注定的。曾经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三川均堂而皇之地提出了一个有关中国军队“鬼性及兽性”的问题，并气忿地谩骂中国人民是“比魔鬼和野兽更坏的东西”……我不列举了，因为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啊，同志们，难道人们能如此轻易地连最后一点良心都要扔掉吗？然而同志们，我是相信你们的。我深信无疑，你们甚至一步也不会向他们靠拢，因为只有你们这些进步的世界语者，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能够彻底懂得这场战争的意义和自己行动的正确方向。
在中日两大民族之间不存在根本的仇恨。翻一下历史，人们就会与此相反地发现，在所有方面都存在着亲密的关系。1911年，中国国民革命期间，许多日本人自愿地为邻国人民的解放而洒下了自己的鲜血。而在几年以前，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两国工人的手是握得多么紧啊！同志们！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东京常常以何等的热情谈起这一点，而每次都认真地商讨日中世界语者间的合作以促进东方的运动，继而推进全世界的运动。今春我离开日本之时，这个问题变得尤其现实了。但是后来各种事情——最大的一桩是日本警察的镇压——妨碍了它的实现。
同志们，现在正其时矣！我们迫切等待着你们的帮助，中国人民需要各种合作者。你们怎么能不管呢？真的，今天是让长期以来的富有意义的计划以最直接、最真诚的形式跨出第一步的最好时机。丝毫的犹豫定将使你们后悔莫及，使我们遗憾万分。我们确实预见到，道路是荆棘丛生的，但这算得什么呢？要知道，同志们，尽管政府以死相胁，反战运动在日本或已燃烧，或已暗中点燃了。甚至在上海的日本军队里，竟无视战时严格的纪律，也出现了反战的标语。
同志们，在这次战争里，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且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同志们，你们为何如今还在动摇不定呢？要记住，此时即使无所作为也意味着不可饶恕的罪过。关于这点我再也无话可说了，因为我完全相信你们毫不动摇的同志之情。
啊，同志们，在这祖国危急存亡的阶段，中国的士兵们战斗得多么英勇顽强啊！我时常感到心脏剧烈的跳动，甚至热泪盈眶。如果你们也能亲眼看看……但可怜的是我们祖国的那些士兵。报纸上说，最近一周内，在上海死去了一万二千名日本士兵。而人们还不断地把成千上万个青年人送来。我怎么能肯定，在他们中间没有你们之中的这位或那位呢。不！连想想也都可怕。把战争强加给被压迫的邻国人民，而自己也白白地死去……同志们，对于世界语者来说，难道有比这更巨大的悲剧吗？
好了，余言后谈吧！
祝你们大家战斗顺利，身体健康！
一九三七年九月于上海
一个日本女子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刻，公然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反对本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四百多名中方守军在中校团长谢晋元的率领之下死守四行仓库。
中国军队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特别是团长谢晋元率领的勇士们，坚守四行仓库的消息传开，上海人民无不敬佩感泣，把他们誉为“八百壮士”。每天从早到晚，数以万计的各界群众，不顾北岸日军的流弹四射，纷纷聚集在苏州河南岸，表示对四行仓库孤军的尊敬和关心。10月28日黎明，一名叫杨惠敏的女孩，渡过苏州河进入四行仓库，向孤军敬献一面新制的国旗，表示全市人民的崇高敬意。谢晋元将军命令将国旗在仓库大楼楼顶升起，隔河观望的人们无不拍手欢呼。
当天的《申报》有这样的一篇特写：“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看到这篇消息，刘仁和世界语协会的同志感动得热泪盈眶。
日军终于攻占了上海，租界地区变成了“孤岛”，《中国怒吼》的主编叶籁士和其他一些同志，包括刘仁夫妇，必须尽快撤离上海，他们准备转移到广州，然后，取道广州，奔赴武汉。
为了转移途中的方便，绿川英子须抓紧学会把自己装扮得象个中国人。徐雉爱人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演，她耐心地教绿川英子怎样走路，怎样穿衣。绿川英子则像个小学生似的，一遍一遍地模仿，惹得坐在一边的刘仁和徐雉哈哈大笑。
徐雉的爱人终于成功地把绿川英子打造成一个上海常见的中国妇女的角色，身穿紧身细腰的旗袍，脚蹬半高跟皮鞋，模仿中国妇女走路的身段和步伐，还教了她如何擦胭脂、涂口红。这一切对绿川英子来说都很不习惯，但她学得用心，做得认真。这样，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黄浦江上小舢板
1937年11月27日早上，在叶籁士的帮助下，刘仁和绿川英子从黄埔滩边，坐着一只小舢板，来到停靠在公和祥码头的法国邮船。后来他们才知道，和他们同船的还有何香凝、邹韬奋、郭沫若等上海各界的要人和名流。
其实，就在法国邮船不远处，就有一艘日本军舰，而且还从那艘日本军舰的附近飞起一架日本的水上飞机。船上人急忙躲进船舱里。飞机在邮船上面低低地飞了几圈，然后无奈地飞走了。刘仁松了口气，对绿川英子说：“看来，他们还是有所顾虑的，因为这是法国邮船。”
在船上，他们听到有人唱这样一首歌：“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同胞们起来，快快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
刘仁听了几遍，便也跟着哼起来。会唱的人越来越多，歌声也越来越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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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寸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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