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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学生时代学过的曹操父子及陶渊明的诗歌，我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实在知之甚少！戴建业先生著作的《六朝文学史》就是我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入门课。他在《绪论》点明：魏晋南北朝文学“不仅是汉代文学与唐代文学之间承前启后的桥梁，它本身也具有不容低估的艺术成就和极具特色的艺术魅力；既产生了象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又涌现出许多文学集团；既创作了华美精工的骈体文，又将五、七言古诗推向繁荣兴盛，并且为后来者五、七言近体诗的产生积累了大量的艺术经验；既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题材，又丰富了诗文的艺术表现力。”这段话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惭愧！
我细细地读着《六朝文学史》，在戴先生的引导下品味着一首首伟大的作品，景仰、叹服的同时，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高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书已读过半，这个谜团在我的脑海里却越滚越大。因此，我只得放下文学史，翻开史书恶补这段历史。
魏晋南北朝，是指从东汉末年王莽篡位到隋朝建立的这四百年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这是一个群雄并起，人才倍出的时代，也是一个佛、释、道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更是一个草原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互相碰撞、融合的时代！
余秋雨先生的话非常有见地：“中华文明能够三千七百年不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至今的第一代文明，就因为我们能够通过大动荡实现大整合。春秋战国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是如此。春秋战国之后产生了秦汉文明，魏晋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文明。”
这个时代也许是一个令人恐怖的乱世，但却是一个人人崇尚“真性情，美仪容，尚自然，爱智慧，重门第”的时代，所有这些观念加起来，易中天先生称之为“魏晋风度”。
这个时代的文学以曹操父子为核心的“建安风骨”为开篇，叩响了追求理想抱负，昂扬奋发的时代之音，曹操的《短歌行》即可见一斑。
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
契阔谈?，心念旧恩。
(谈? 一作：谈宴)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短歌行》“以刚健有力的语言，跌宕起伏的章法，抒写了自己悲壮的情怀，展露自己雄强的气魄，沈德潜评此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
陈寅恪先生曾对司马氏以晋代魏的原因作出了非常深刻的剖析，他认为其根本原因是以司马家族为代表的世族阶层与曹魏政权为代表的庶族阶层斗争的胜利。然而，在司马家族的执政中“一直伴随着政治恐怖和血腥杀戮，仅高平陵之变这一次的杀戮就使天下名士减半。”此时的文学（正始诗歌）是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追求理想人格的时代。嵇康因为追求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而迁怒于司马昭，三十九岁的他在刑场上弹奏完一曲《广陵散》后从容赴死，余秋雨先生曾撰文深情地称这次演奏为“遥远的绝响”，还认为：“这不仅是嵇康的绝响、《广陵散》的绝响，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绝响。”
而“阮籍是魏晋之间一颗最痛苦的灵魂”。在他的诗中“人生短暂的喟叹又与社会迫害的恐惧连在一起，他不仅要超越生死的生理限度，还得躲避社会上人为的陷阱”，“忧生之嗟”成为阮籍一生的感伤。钟嵘《诗品》评其诗说：“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而《咏怀》之作 ，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
咏怀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诗歌是在明朗单纯的乐府民歌和文人拟乐府诗歌基础上的一次巨大的飞跃，他扩展和加深了诗歌的内在意蕴，开掘和丰富了诗歌的艺术潜力。”
“西晋享国50余年，文学创作以太康这十年最为繁荣，诗人群体也以这十年最为强盛。”但此时西晋司马氏内部祸起引发了“八王之乱”此后又遭遇“五胡乱华”，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太康诗人“变成对人生的苟且，对名誉与财富的占有和贪婪。”诗风“繁缛绮丽”。此时的诗人还有左思、刘琨，他们承续了“建安风骨”，而郭璞是游仙诗的代表。“五胡乱华”后晋王朝丢失了半壁江山，偏安江左的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刘琨坚持敌后抗战，直至以身殉国。
东晋是玄言诗的时代，“士大夫之所以热衷于谈玄，是因为他们能在清谈中表现自己机智和辞锋，能在谈玄中展示自己的气质和风度。”玄言诗的代表人物是孙绰和许询，“东晋中期的诗歌要么为玄言诗，要么受到玄言诗的深刻影响，”如晋穆帝永和九年（353）诗人们在会稽的兰亭唱和集结的《兰亭集》，王羲之当年一挥而就的《兰亭集序》，其书法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古名篇。在这本诗集中，无论是王羲之、瘐友还是谢安，不论其内容写什么，诗中无不渗透着玄理，而且把玄理寓于山水之中。到东晋后期“便由目击山水而体悟玄思，进而因山水获得审美陶醉。如谢混（读“滚”）的《游西池》中“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就与后来其族侄灵运的诗句相似。
终于陶渊明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王国维曾评价他：“屈子之后，文学上之雄者，渊明其尤也。”戴先生感叹道：“陶渊明这样伟大的诗人竟然出现于江左寂寥的诗坛，就像雄伟的庐山突兀耸立于鄱阳湖平原一样，不能不使人惊异和赞叹。”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戴先生说：“陶渊明的生命境界就其文化底蕴而言，可以说是儒道兼综，体现了晋宋之际名教与自然合一的时代特征。”
“诗人对生命有着深度的体验，他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和目的就在于生命自身，人应当自然而不矫饰地表现生命——任真。”
在陶渊明之前，没有人将田园作为审美的对象，只有他“才真正发现了田园的美，田园成了他自己心灵的栖息之所，并作为自己人格的对象化，还在田园中寄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陶渊明是中国古代田园诗鼻祖，创造了田园诗的典范，后来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韦应物等人无一不受到他的深刻影响。”
“到谢灵运登上诗坛后，山水便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后人理所当然地尊他为 山水诗的鼻祖。”他的“池塘生春树，园柳变鸣禽”可谓千古名句。
与谢灵运为同一时代即南朝宋代元嘉时期的的大文豪“鲍照将七言古诗的艺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在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在当时，颜延之与谢灵运并称为“颜谢”。
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诗人们将四声用于的诗歌创作，并通过平仄的变化使诗歌音韵圆转流美，沈约还著有《四声谱》，他是当时文坛上公认的领袖。谢脁为这一时期的大家，明末钟惺称其为“灵妙之心，英秀之骨，幽恬之气，俊慧之舌，一时无对。”
关于魏晋，余秋雨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阮籍、嵇康所代表的魏晋名士，以’背离传统，独自建树’的坚决态度，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创造时代。他们展现了一个道理：不再墨守陈规，就能开天劈地。
于是，在阮籍、嵇康去世后的百年间，顶级书法家王羲之出现了，顶级画家顾恺之出现了，顶级诗人陶渊明出现了；二百年后，顶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出现了。如果把视野拓宽到更大的文化，那么这期间，顶级医学家、化学家和道教思想家葛洪出现了，顶级数学家兼天文学家祖冲之出现了，顶级地理学家郦道元也出现了。
这些顶级人物在各自的领域，都是’洪荒初建’的祖师爷，但回想起点，他们都应该深深感谢魏晋名士。魏晋名士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一方心灵秘土，从那里，滋养出了各个门类的’第一经典’。正是这么多’第一经典’，重新再造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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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排版：心随云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