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皆宿主,谁被谁寄生

《寄生虫》是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近年来引发普遍热议的亚洲电影,从印度的《摔跤吧!爸爸》《起跑线》,泰国的《天才枪手》,日本的《小偷家族》,无一不是直面当今世界中最为激化的矛盾——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这两组矛盾毫无疑问是当前世界最为尖锐也最为根本的矛盾,也是推动人类历史车轮前进的原动力之一,因此,这一题材的作品是非常容易出精品的。
如果说《寄生虫》拿下奥斯卡四个大奖是对整个韩国电影的褒奖,那这部电影所要表达的贫富差距和阶级对立问题,早已是全世界都有的症结,尤其是在一些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基石的地区,上流阶层和底层的撕裂早已穿过空间,钻出地表,赤裸裸摆在人们眼前,就像导演奉俊昊说的那样,“如果以韩国现实的人均收入计算,要买下这栋豪宅,可能需要547年。”
电影中,宋康昊饰演的父亲基泽,和老婆儿子女儿一家,逐步进入朴社长家打工,成为富人家庭的“寄生虫”。而在这座豪宅里,还有更底层的人寄居其中。富人雇佣穷人,并不是把他们看作生产力,会对某个家庭作出贡献,而是将其看作对一场慈善捐赠,穷人变成了一群仰赖他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而活的寄生虫。

界限和气味在电影中不断被重复,标示着社会早已成为富人的社会,贫富差距撕裂后只剩下穷人的下沉和富人的伪善。电影中看似富人也没有犯什么错,实则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就像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里写的那样,只不过地点是从韩国到了印度。
最终作用于劳动力身上的力量不是富人的阶级藐视,而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并对人类劳动充满了无限渴求。亚洲农村生活的死亡影响了上亿人,并成为一个绝望的水库,供这个逻辑取水。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恶心,但仍然照做不误。
为了凸显电影中的阶层对比,影片大量使用了“阶梯”这种符号。导演奉俊昊希望藉着“空间看出人物的阶级关系”。往社长家的路是一路上升的,走到家门口之后,还要连登两层台阶才能到达庭院,是“顶层的顶层”。去往基泽的家则一路下行,先是一个斜坡,又是一条隧道,再走下一段阶梯,才到金家所在的街道。而金家还要从街道往下,走进半地下,在“底层的底层”。而直到我们随着镜头走下豪宅暗道的台阶时,才发现“底层的底层”之下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更底层。
顶层的朴社长待人和善、慷慨大方,这一点连基泽一家都承认。无论当面还是私下,朴社长都未曾表现过对司机基泽的歧视,充其量也只是在基泽过问他私生活的时候,不大满意地表示对方“越界了”。可能朴社长最大的“污点”就那个捂鼻子的动作,再就是当女佣的老公刺伤基泽女儿时,朴社长只想到优先将自己的儿子送去医院。这也情有可原。
比起朴社长一家的无辜,基泽一家的寄生全部仰赖一套精湛娴熟的欺骗手段,甚至为了独占资源向上爬不惜踩死其他小强。生日会上的命案很大程度上只是两个底层家庭的自相残杀。但他们是坏人吗?雨夜狂欢的时候,基泽一家也曾为自己对人的欺骗和陷害而自责,当这个底层家庭为了生存而拼命抓住每一线生机的时候,似乎他们更值得同情和怜悯。
导演平静地讲述,似乎不愿责备任何人。因此,当金基泽意外地用刀刺向朴社长的那一刻,不但朴社长对整个悲剧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对于习惯了在电影中“分别善恶、吸取教训”的观众来说,也多少觉得那一刀太“意识流”了,令人颇感茫然。导演刻意塑造出一位几近完美的朴社长,所有理由似乎都不足以解释刺向他的那一刀。
基泽的这一刀既非因为嫉妒也非因为仇恨,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朴社长无意识的捂鼻动作,使基泽彻底爆发,于是刺下那无意识的一刀。不过,这种无意识却可能是理解影片的关键。
事实上,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被牢牢地捆绑在这个符号世界中,没有人能挣脱出来。连人自己也被符号化了。符号对人的异化无孔不入、不可名状又无法摆脱,或许在电影中最好的表达就是“气味”。
雨夜回家后,社长夫妻讨论起金基泽身上的“味道”,这是一种他们夫妇都不熟悉的气味,好像在地铁上闻过。这味道又不可言传,但当它出现的时候,社长夫妇都不约而同地捂起鼻子。这个动作让本来对自己的味道一无所知的金基泽一家,发现在上层人的鼻子中,他们身上有一种即使进入豪宅都摆脱不了的气味。
就是阶级的气味。不是地铁的气味,而是乘坐地铁的人的气味。简单来说,就是穷人的味道。真正让朴社长一家不适应的是穷人的味道,他们并非理性上有意讨厌穷人,而是下意识里厌恶这个味道,忍不住捂住鼻子与这种味道划清界限。就像人突然看到蟑螂时,身体近乎本能地往回缩一样。
实际上,朴社长一家与寄生上流者气味的差异,不只是贫富之间的差距。朴社长等人表现出的除了干净和秩序,还有冷漠和麻木。他们眼里没有穷人,有的只是如何好好规划整个家庭的秩序、如何把体面维持下去。当穷人们成为上流的寄生虫,朴社长等富人所实践的,其实是另一种寄生——他们寄生在固有的社会秩序中,小心翼翼维持着既得利益者的体面,他们的起落不只取决于个人努力,更在于那个他们依附的、导致贫富分化悬殊的财阀体制,能够维持多久。
《寄生虫》里的味道,既是差异,也是人心中的成见,小人物孜孜以求的并不一定是财富和地位,而是一份简简单单的尊重与认可,当他们发现上流社会连这样卑微的要求也无法满足时,他们的希望就会变成绝望。
在这部电影中,奉俊昊既讽刺了朴社长一家,也讽刺了主人公一家,他们的欲望就像滚雪球一样,尝到甜头,就得意忘形,即便成了富人,也不会比朴社长好多少。出身社会学,让奉俊昊对社会结构问题具有敏感度,他对下层民众有同情心,但不因此滥用底层煽情叙事,《寄生虫》的镜头语言冷静、克制,富人的行为是合理的,穷人的心态也经得起推敲,悲剧的发生并不是源于绝对的善恶,而是在富人看起来完全合理的行为,到了穷人的眼中有不同意味。
奉俊昊太想要通过这部作品讲述这个时代的故事,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没有地位之分,但现实仍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阶级。
固然,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关系还有些粗糙、简化,但是,一部电影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整地把它表达出来,自圆其说,已经是它最大的优点了。
《寄生虫》表现的,不只是底层绝望一击的悲怆,而是这个秩序本身的牢固。这个秩序,其实并不在意寄生虫个人的死活,也不在意朴社长的死活,基泽和朴社长的区别,不过是更小和更大的寄生虫的区别。有时候,这个秩序甚至鼓励寄生虫之间相互伤害,默许冲动杀人——因为容许一部分的愤怒,再用法律收捕,符合秩序的长远利益。
也正是因为秩序的牢固、上流社会和底层的悬殊,基泽之子最后想到的,也不是反抗秩序,而是好好努力,念书,赚钱,成为上流社会的一份子。曾经寄生在朴社长家的人,渴望变成朴社长。更凉薄的是,这个晋升上流社会的愿景,也只是基泽之子的一个幻想罢了。
奉俊昊呈现他的世界观,也并不是说这个世界观就是唯一的,但这个世界观,显然能让很多人感到“不适”。这种“不适”,让我们反思当下的秩序,反思我们对穷人和富人的理解,意识到这套秩序背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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