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东亚、东南亚地区，自秦汉以来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孔子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曾一度起到了支配地位，使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不同地受到汉化影响。因此，有些学者就把中国及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称为“东亚儒学文化圈”，或“中国文化圈”，或“孔子文化圈”，或“汉文化圈”。
严格说来，上述几个概念是不等值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圈”或“汉文化圈”的含义要宽泛一些，而“孔子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的含义则狭窄一些。
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各国受汉文化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与中国相邻的越南、朝鲜以及隔海相望的日本，就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曾使用汉字，输入中国的典籍、文化、制度，在历史上，儒家思想还曾长时间地作为统治思想。在东南亚各国，由于华人移民众多，儒家思想也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却没有像上述三国那样深受汉化影响。总的说来，在东亚儒学文化圈中，注重儒家教育，注重伦理道德，注重个人修养，注重家族观念，却是一致的。
东亚儒学文化圈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同时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文化圈也逐渐扩大，最终影响于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自孔子创建儒家学派提倡儒家学说，儒学历经战国数百年的发展，成了诸子百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说，汉武帝统治时，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以经学的形式成了汉朝的正统统治思想，儒学便以强劲的势力传播于全国。
随着古代中国的势力的强大及中外文化交流，儒家思想也传播到中国影响所及的周边地区。据考证在公元前3世纪，儒学已传播到朝鲜，但儒学在朝鲜真正受到重视和广泛传播，则始于三国时期。公元1—7世纪，朝鲜半岛出现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儒家思想经过数百年的传播、吸收，成了三国的统治思想。高句丽在建国之初就使用汉字，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372年设立儒学教育机构太学，传授五经，儒家经典成了青年士子的必读书籍，到唐朝时又大量派遣留学生来唐朝学习。
百济也很早就受儒学的影响，不仅设立儒学教育机构，还在南北朝时期请梁朝的《诗》博士、《礼》博士去讲学。到7世纪时，儒家思想有了广泛的影响，百济君臣都受儒学的熏陶，连国王义慈也以孝事亲友于兄弟，号称“海东曾子”。新罗处半岛的南端，通使中国较晚，唐朝时，与高句丽同年向唐派遣留学生，设立儒学教育机构，传播儒家思想。675年新罗统一朝鲜，继续以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918年建立的高丽王朝及1392年建立的李朝也均以孔子儒学为统治思想。
自秦赵佗割据南海、桂林、象三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儒家思想开始传入越南。公元前112年汉平定南越，设置南海、交趾、九真、日南等9郡，此后1000余年间，越南多为中国势力所及地区，儒家思想得以进一步传播并深入人心。自1010年至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其间经过了李朝、陈朝、胡朝、后黎朝、阮朝等王朝的统治，各朝均以儒家思想为其统治思想，设立儒学教育机构，修建文庙，供奉祭祀孔子、周公、七十二贤等儒家人物，实行科举制度，儒学为越南君臣上下所信服。
日本自285年由百济博士王仁传入《论语》《千字文》后，儒家学说就扎下了根。
513年五经博士段杨尔从百济入日本传五经，从此，以五经为中心的儒学就盛行于日本。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发展高峰，对中国以外地区有极大的影响力。日本多次（隋时4次，唐19次）派遣使者及留学生来中国，学习隋唐的制度、思想、文化，日本进入了直接摹仿隋唐文化时期。
大批遣唐使返回日本，使日本兴起子唐文化热，促成了大化革新。不仅儒家思想成了当时日本的统治思想，在京师设有大学，地方诸国有国学，太宰府有府学，而且从法令制度到京城宫殿建筑到服饰都以唐制为准，连官吏的选拔也以受儒学教育的程度而定。从奈良时代到镰仓时代、江户时代1000多年间，儒学在日本进一步普及，统治地位进一步加强。如孔子先被称为先圣孔宣父，后称文宣王，各地设立文庙，祭孔典礼广受重视。武士道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儒家思想。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奉儒学为圣教，并以严厉手段禁异学。
日本哲学家永田广志说：“通观整个德川时代，不言而喻，儒教思想在日本人的哲学思维中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个儒教，是从朱子学派发展起来的。”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发展资本主义之路，儒教思想虽有所削弱，但明治政府依然以儒家思想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颁行了一系列复兴儒教的政策；同时，各地维修文庙及祭孔活动一直不断，对儒家经典的输入更是极为活跃。
明清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文化交流频繁，大量的华人移民到东南亚谋生，尤其是近代以来，向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倍增。
华人移民多是以家族的形式移民，这既给当地的开发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儒家思想带到了各地。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儒家思想就有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
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东侵，使广大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儒家思想的地位均有不同程度的衰落，在中国它失去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正统统治地位。同时，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复兴，作为意识形态的复兴，如在中国，只是保守派无奈的挣扎，徒让世人耻笑；作为历史文化资源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儒学复兴，对唤起人们的民族感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0世纪中叶以后，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各国家纷纷获得了独立，走上了自我发展的现代化之路，儒家思想作为东亚各国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日本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高速发展，号称“四小龙”。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也得以高速发展，
同时，东南亚各国，如越南、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的经济也有高速发展，并出现了所谓的新四小龙。一时间，东亚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了世界瞩目所在，令人刮目相看。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认为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相冲突，儒家思想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得不使人们重新审视韦伯的理论。于是，儒学研究尤其是东亚经济与儒学的关系的研究，成了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无论如何，与东亚社会的构成及儒家的伦理道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这使一些人认为，21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世纪，东亚经济的发展将形成儒家伦理文明圈。东亚儒家文化构成了当代世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必将为世界未来文化的发展、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