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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防护服很难受，“就像跑马拉松之后的失水状态”，那天白天邓少毅没怎么喝水，只吃了一点东西，回家后连喝了四五瓶水。他难以想象，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志愿者，是如何连续这么多天穿着防护服工作的。
4月8日，邓少毅第一次团购来一千斤肉，由社区志愿者一一送达，一直到深夜12点才结束。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杨雪
实习生丨雷欣谣
编辑丨袁国礼
校对丨吴兴发
?本文4720字 阅读8分钟
4月13日，家住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刘先生，协助上门的医生对小区居民采样，进行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从晚上6点半一直忙到10点半。他的身份，是社区志愿者。
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像刘先生这样的社区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在做着不同的事。“大表哥”张烨（化名）为小区做出了详细的在线文档，记录小区居民的健康状况、物资情况、医疗需求，同时安排团购以及核酸路线等事宜。许女士根据自己所在小区的数据分析，向居委会提出进行更多样化环境检测的建议，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邓少毅从建筑师变成蔬菜贩子，自己进货然后“零加价”出售，努力覆盖社区一条街的需求。
如果说在上海封控之前，“社区志愿者”这几个字还只让人联想到居委会逢年过节组织的小聚会，或者剪纸种花养生之类活动的话，2022年的这个春天，“社区志愿者”被重新塑造。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封控里，具体到最“细枝末节”的某一个小区、某一栋楼的某个门牌号时，社区志愿者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年轻的人，用年轻的心态和专业的方式，赋予这个身份更多可能。
“大表哥”的在线表格
特别擅长做表格的人，在职场圈子里有一个外号——“表哥”“表姐”。
4月11日，有人在网上晒出自己小区某“阿姨”做的共享文档，从工作日程到核酸检测结果，从拼单列表到送货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逻辑清晰、配色大方的表格，让“大表姐”一夜爆红，更可贵的是，这样的专业人才，在上海社区的志愿者团体里并不少见。
“大表哥”张烨就是这样的专业人才，两周前加入所在小区的志愿者队伍。“我之前很少参与类似的活动，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工作也挺忙。”
截至4月15日，张烨所在的小区已经封控了约一个月。封控的日子里，他每天在家里网上办公，除了不能外出感觉略微憋闷，对于这个不善言辞的理工科男生来说，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随着封控的时间越来越长，做核酸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就想，自己能做点什么。”
他开始制作小区的线上共享文档，试图进行完整的数据统计。“先是统计在住人员，摸排全小区的人头数，有了这个基础，核酸统计和发放物资就方便多了。”在数据表里，张烨会专门标出核酸和抗原检测结果异常的情况，“一方面，有异常的住户尽量避免下楼，另一方面提醒大家共同监督，最后还有团购后送货上门时，送货人员心里也要有谱。”
线上文档最开始只开放给志愿者团队阅览，到后面，小区所有业主都可以打开看。
在当“大表哥”的日子里，因为帮小区解决了“挺大一个问题”，以及居民们对自己表示感谢的时候，张烨体会到清晰的成就感。
但他也遇到过一些困扰。“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居民不及时更新数据。这也导致我们在后续安排核酸检测等事项时，会把他们往后放，这让他们有些不满意。”
大家对风险的认知不一样，让张烨有些郁闷，“有些居民认为，既然我还没有确定有阳性或者无症状感染的情况，你就应该把我视作是安全的。但我们志愿者团队认为，‘未知’的风险程度是高于‘已知’异常状况的。”张烨解释说，异常居民需要帮助，所以反而对在小区内部进行数据公布没有太大的意见。
在设计表格时，张烨用最短的时间搭建出框架，但具体字段的设计花费了很多时间。“比如‘异常情况报备’，这个异常，要细分到很多种情况，每个情况对应的风险等级也是不一样的。”张烨详细地将风险从高到低划分为确诊、单采阳性、混检阳性、抗原阳性等类别，“如果打字填，每个人写的不一样，统计起来比较麻烦。”
小区里老年人比例高，是前期推行数据统计的另一个困难。“他们不会用，需要别人帮忙填写。”张烨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规定了只写数字门牌号的格子，有人填了“XX号”，多出来的“号”字就会导致无法识别，“不太会填表的人刚开始占10%-20%，现在会好一点。”
最忙的时候，除了日常在线工作，张烨还会拿出三四个小时花在这个在线文档上。现在，文档雏形已成，日渐完善，他认为自己的初衷已经得到了实现。“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区里的风险情况，自我提醒，互相监督，团购物资的时候也有帮助。算是一个小小的成果。”
4月2日，张烨所在小区的志愿者们正准备搬运蔬菜大礼包。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的年龄更均衡了
和张烨一样，30岁出头的许女士也是线上志愿者。在经历过搬运、统筹等志愿者角色后，最近，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分析志愿者团队做出的小区“风险地图”上。
许女士会根据“风险地图”中阳性病例的产生特点，并与其他小区社区志愿者交流，及时发现问题。一旦发现可能存在交叉感染的源头，她会和居委会以及街道相关部门沟通，“会提出希望对小区进行环境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许女士最开始并没有加入志愿者队伍。后来小区阳性病例越来越多，生活上的不便越来越明显，看到志愿者也很辛苦，她开始考虑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小区。
“很多参与进来的年轻人都是类似的心理。” 许女士说，一开始志愿者都是老党员，阿姨们，后来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是一分子，也希望社区尽快解封，希望给家人和身边人带来安全感，“但有志愿者在参与核酸检测维持秩序后显示感染了，这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再做志愿者了。”
4月2日，许女士所在小区的志愿者们正准备搬运蔬菜大礼包。受访者供图
但核酸检测显然仍是重要的工作，这也是志愿者刘先生主要负责辅助的工作。43岁的他，住在闵行梅陇镇，所在的小区里有900多家住户，从3月12日至今，小区除了3月15日解封过一天外，一直封控。
第一批志愿者从3月12日封控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主要以居委会组织的大爷大妈为主。等封控持续到4月，这群人已经基本都干不动了，这也是刘先生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间。
“我加入的时候，最多不超过10个人。”刘先生观察发现，自己加入前，这支队伍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和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自己的加入，“明显平衡了平均年龄”，“现在志愿者队伍快40人了，40人服务全栋楼260户居民，以三四十岁的人为主。”
志愿者人数的增多，主要是为了控制小区居民真正能做到足不出户。“隔壁楼栋没有控制好，情况不太妙。我们这栋楼也有阳性，但是整体正常。这就是我们这40名志愿者的工作价值了。”
刘先生加入志愿者队伍，是被其他人拉进来的。当时居委会缺乏人手，寥寥数人需要面对约2000户居民的各项诉求。“很多人报名当志愿者，居委会腾不出手来，我们就自己管自己。”
他在志愿者队伍里领了辅助核酸采样的活儿，每次居委会通知大家要在某个时间点做核酸，他就穿着“大白”、戴上面罩和手套出动。
刘先生所在楼栋居民为了防止被感染，选择让医生上门采集样本。4月13日晚上6点半，医生到了小区，又一次核酸检测开始了。
“我们有两组医生，至少需要两个辅助的人，辅助工作就是敲门叫人出来，然后给医生打灯。因为晚上楼道里灯光没那么好。”刘先生等志愿者还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手机信号，“采样时需要通过手机扫码，我们楼道里信号不好，只有电梯口信号还行。最后只能是让医生去电梯口扫码，为了加快效率，在电梯口先扫码，然后逐一采样，保持单向消杀。我们已经尽力在保证效率、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这个事情了。”
当天晚上6点半到10点半，整栋楼260户500多人完成了这次核酸检测。
4月4日，刘先生所在小区的志愿者们合影。受访者供图
建筑师成了不赚差价的“中间商”
邓少毅原是一名建筑师，他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附近没有高楼，有的四五栋小楼成院，有的单栋小楼立在街边，“住户很多、很密集，有不少老年人。”邓少毅所在的楼栋没有确诊病例，他还可以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活动。路边的樱花开着，一簇簇，粉粉的，偶尔有一些下楼散步的老人。“可是附近5公里的店铺全都关了。”
“原本以为最多也就封三四天。”4月7日，邓少毅看着冰箱里的食物一点点减少，他有点慌了。碰巧，朋友圈有人发消息说团购到了肉，他赶紧要来供货商的联系方式。对方称冷库里还存了几吨肉，“真的像宝贝似的。”他没有犹豫，赶紧订了一千斤。他算了一下，自己住的街道少说有500人，一人按两斤算，正好是这个数。
第二天，肉运到了，“小区居民看到我团购到这么多肉，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按照原价卖给居民，成了“零加价”的二道贩子。邓少毅联系了社区居委会，后者委托志愿者帮助发肉。发放物资也不容易，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先叫一个下楼、取走肉，然后再叫下一个，从下午一直分到了第二天凌晨才结束。
一个渠道打通了，另一个就来得快了。有人主动联系邓少毅，说可以买到大米。第二天，邓少毅又买来了240斤大米。这一次，邓少毅也做起了志愿者。他这才知道，社区现在很缺志愿者。
4月12日，邓少毅团购来一批鸡蛋、大米，将一部分留给社区不会线上团购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穿着防护服很难受，“就像跑马拉松之后的失水状态”，那天白天邓少毅没怎么喝水，只吃了一点东西，回家后连喝了四五瓶水。他难以想象，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志愿者，是如何连续这么多天穿着防护服工作的。
后来邓少毅又想办法买到了面粉、鸡蛋、青菜。但这些渠道都很难保障，一些渠道说断就断，蔬菜在上海近郊也买不到了。东西也不能太贵，邓少毅联系过一个鸡蛋供应商，30个鸡蛋卖200块钱，“对方说主要是快递费贵。”
邓少毅在社区卖鸡蛋时，有人上来直接说要一箱，360个鸡蛋，“感觉是想囤货的”，邓少毅拒绝了，他将东西都分成小份，鸡蛋30个一份。“现在物资有限，一个人抢的东西太多，别人就没了。”他还留了一些给社区里不会上网团购的老人。
邓少毅将买菜的信息发了朋友圈以后，有人找到他，表示愿意捐赠一批物资给社区里的困难老人，他赶紧接下。他想到可以找社区里的年轻人，“建立一少一老的一对一帮扶，让年轻人帮助不会团购的老人。”说干就干，他在之前的团购群里发布了相关信息，很快就有十几个人报名。
金典典是一名大学生，因为实习在附近租了房子，4月13日她在群里看到“一少一老”的帮扶信息，立马报了名。
第二天中午，第一批物资到了，但怎么确定哪些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呢？一个“楼长”提供了一批老人的名单。每栋楼都有“楼长”，多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平时义务照顾楼里的老弱人员。志愿者通过“楼长”和询问邻里，确定了第一批需要帮助的老人名单，他们全是独居老人，年龄最小的六十多岁，最长者九十多岁，甚至还有的人身体残疾。
拿到物资后，金典典找到了一个常在小区里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大叔，大叔常常穿着写着“上海黄浦”的蓝色志愿者马甲，他熟悉附近弄堂的情况，带着金典典一户一户去送物资。
4月14日，金典典（图右）将企业捐赠的物资送给社区的独居老人，因为没有防护服，她穿着雨衣外出。受访者供图
另一件让邓少毅担心的事情，是很多志愿者没有防护服。发放物资时，有两个志愿者穿着雨衣就下楼了。2020年，邓少毅做过支援武汉的志愿者，他认识不少上海本地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朋友。但是问了一圈，都表示防护服要从市外发货，“快递费比防护服的费用还贵。”他计划着，能不能在社区内开展众筹，帮志愿者购置一批防护服和消毒用品。
邓少毅在小区卖鸡蛋时，有一个做志愿者的男生帮老人买鸡蛋，然后说，“25.9元，卖给我15个鸡蛋行不行？我自己也没鸡蛋了。”
“原本是要30块的，估计他是没钱了。”邓少毅说，“行。”
资助他们的企业表示愿意帮助更多人。下一步，他们准备再发一批物资给社区里生活特别困难的打工人。
4月15日，金典典忙着写毕业论文，邓少毅在等待新物资，张烨站在阳台上往黄浦江望，这是他现在能走到的最远的远方。明天醒来会是什么样呢？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但他们总在期待着，一个不一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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