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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山水田园诗主要写了哪些内容?又有什么样的艺术特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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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内容主要以描写诗人隐居后的日常生话为主,创作出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赞美,歌讼大自然山水,及田园风光的诗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归园田居》等十首。
陶渊明虽出身于贵族世家,他的祖父甚止是朝迋的开国元勋,但诗人在八岁时就因父亲的去世,而家道开始中落。诗人三十岁入仕,也曾做过祭酒,参军,县令等小官职,但他看不惯官场的污浊与黑暗,终于在四十一岁时辞官隐居。过起了虽贫寒却舒适的田园生活。正如诗人在《归园田居,其一》中所写:
少无适俗韵,情夲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归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房屋八九间……
陶渊明的田园诗,平淡质朴,清新自然,韵味十足。看似无奇,但仔细深思,其意境却是深远的。
陶渊明的田园诗的另一个特点是,意境丰富,诗中有画。读了他的诗,使读者尤如身临其境。如: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星理荒秽,戴月荷锄归……又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
陶渊明后,写作田园诗的诗人很少,直至唐代王维,孟浩然的出现。因此可以说,陶渊明是我国田园诗的鼻祖,是中国的第一位田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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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吗?鬼谷子的笔法。陶渊明,。王维,关汉卿,黄永玉。张天志天师,孙子。可能有I
(对不起)写错,是黄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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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是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象的诗歌;所谓田园诗是指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中国山水田园诗渊源流长,诗人们以自然山水或农村自然景物、田园生活为吟咏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
陶渊明诗歌的风格是平淡自然,他的田园诗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艺术特色。这种自然平淡的诗风与平静朴素的田园生活的题材、诗人恬淡旷远的襟怀、孤傲高洁的品格密切相关。他善于以白描及写意手法勾勒景物、点染环境,意境浑融高远又富含理趣。语言精工本色,朴素真率,笔调疏淡,风韵深厚。还善于将兴寄和自然美融为一体。他笔下的景物既是有象征意义的意中之景,又是生活中的实有之景。如青松、芳菊、归鸟、孤云,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景物,也是诗人高洁性格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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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字元亮,晚年的时候,他为自己改名潜,字渊明。五柳先生的别号,尽人皆知。白居易很有名的《琵琶行》里有句诗: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诗中的浔阳,便是陶渊明的故乡。
饮酒·其一 陶渊明 〔魏晋〕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饮酒·其七陶渊明 〔魏晋〕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
一觞虽独尽,杯尽壶自倾。
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杂诗十二首·其一陶渊明 〔魏晋〕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杂诗十二首·其二 陶渊明 〔魏晋〕
白日沦西河,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归园田居·其一陶渊明 〔魏晋〕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 〔魏晋〕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在南山种豆,豆苗稀疏、草长得很茂盛。每天清早去地里锄草,晚上在月色中回家。
山路狭窄,杂草丛生,夜晚的露水打湿了我的衣衫。衣衫湿了不可惜,为了自己归隐的心愿没有被违背,这点困难又怕什么?
陶渊明这这首诗里,写出了自己归隐后辛勤劳作的场景。娓娓道来的写作方式,让人感到非常亲切。
他对田园生活的执着之情尽显笔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离开官场,没有了昔日的俸禄,陶渊明发现做一名农夫也不简单。但他宁愿身体受苦,也要保持内心的纯洁。不为五斗米折腰,正是他的气节。
他厌倦了做官,田园生活才是他的最爱。你看,他每天乐此不疲,早出晚归,带月荷锄归,形象地写出诗人的勤劳。
当然,陶渊明的诗,还有很多,在这里,我只是引用了几首。他那些优美的诗词,可以洗涤我们的心灵沉淀我们的心情。整日忙于工作的我们,不妨把脚步放慢,读读陶渊明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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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写了很多山水田园诗歌,他厌恶官场,隐居山下,过着闲适的田园生活,以《归园田居》为代表。他把山水田园作为诗歌描写的对象,清新自然,以白描为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田园生活是艰苦的,但又是自己所追求的,这里没有应酬,没有官场的勾心斗角,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他由此开启了山水田园诗派,为后世诗歌拓展了一个崭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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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的内容主要是抒情言志和说理论事,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思想论述,但却拥有后世思想家们取之不尽的思想宝藏。
就艺术特色而言,陶渊明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符号的最具代表性人物。他既具有儒家的安平之德,又具有道家的全身之智,并能够抵达佛家的澄明之境。陶渊明代表着六朝之后千古文人普遍的价值取向,昭示着一种人生自我安顿与自我超越的方式。
陶渊明的田园诗表达的是什么?一、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人生该如何安顿?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陶渊明9岁时父亲去世,在外祖父孟嘉家中生活了较长时间。孟嘉是当时名士。
陶渊明在其母孟氏去世之时为外祖父孟嘉作传:
“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
——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显然,陶渊明的性情是深受外祖父影响的。
司马氏衣冠南渡后,偏安一隅的东晋注定是一个难以有所作为的朝代。因此,陶渊明对于远大宏图的向往不是那么强烈,他29岁时才第一次出来做官。《宋书》本传说陶渊明“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这次出仕,也许有“猛志逸四海”的因素,他自述是出于生计考虑。只是,生计问题不大,又没有什么宏图可展,加之他的心性不能够适应琐屑的公务,所以就辞职回家了。后来江州召他为主簿,他也不去就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是陶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陶渊明本来只是为了酒食无忧而在县令一职上混日,由于上面派遣督邮前来检查工作。上级教陶渊明穿戴好官府去迎接,陶渊明不愿束带去见一个小小的督邮。
欲有所为者,能屈能伸,胸怀大志者,可受跨下之辱,这是因为预想的成功可以洗刷前耻。然而,陶渊明知道自己不再会有什么前程,他的尊严也不会有新的光荣来补偿,只能小心维护,不让它受到损伤,破坏内心的安宁。因此。解绶辞职是他维护自尊的唯一选择。
“不为五斗米折腰”固然显出了诗人的气节,维护了诗人的形象,为后世不绝称颂,其中寓含的几多无奈,几许辛酸,也是不难体会的。因此,陶渊明在认识到自己不适合为官和不愿为官的心性后,否决了寄于仕途的一切幻想,决定从此安顿生命和精神于故乡田园。
二、如何面对“白衣苍狗,沧海桑田”?——化悲为美酒,纵心于诗情,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公元417年,刘裕受封宋公,次年六月为相国,受九锡,十二月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
在古代,文士是传统、正统、主流观念的载体,当陶渊明明显预感到曹氏家族颠覆汉室,司马家族颠覆曹室的悲剧就要在晋朝重演,就产生了信念崩溃后的虚无感。同时,越是如此,他就越对于自己当年主动脱离政坛,真正地开始予以肯定。
一年间,陶渊明连作《饮酒》诗二十首,正如为他编文集的梁太子萧统所说: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
——《陶渊明集序》
陶渊明一生向来好酒,我们可以说,别人大隐于市,他是大隐于酒。无论从思想还是心态上来说,陶渊明的《饮酒》诗都体现出了他的复杂性,也表明他的人生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饮酒》诗中最有名的要数那一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其五
千年以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诗令无数文人墨客心折。它勾勒出一幅绝对的静穆,绝对的安恬的生活画面,随意采菊,无心见山,一个“见”(通假字,同现读xian)字,尽藏“云无心而出岫”的意境。
苏东坡评价陶渊明的这首诗说:“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
北宋之前,流传的很多陶渊明诗本都是“悠然望南山”,苏轼认为“望”是有意瞻观寻觅,全然失却了诗人的无心自然从容之妙。诗人所见何景?“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人在不经意间,看见了南山那边,夕阳西下,山色瑰丽,飞鸟们结伴归来。他有的心中产生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感触。
老子说:“天地有大道而不言。”庄子也说过:“得意忘言,得鱼忘筌。”
人有着丰富、多层面、混沌多变的心灵感受,时常不能对其截然区分。然而,人类标注的概念,都是经过严密的、单一的、固定的界定,有的时候语言不能穷尽其意,真意往往可感而不可言,言之则必损其意。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些没有填词的纯音乐听起来比有歌词时更加深入我们的内心。因为,音乐往往是超越语言的。
如果非要将那不可言说的真意用语言描绘出来,那么“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句的意境,我们可以这样领会:无意中见到了鸟儿飞入南山之瑰丽夕景的“境”,诗人的脑海中升腾出了他隐居的行为也如鸟儿回到安乐窝巢一般的“意”。意与境结合,将诗人怡悦的神思巧妙地幻化到了鸟儿身上,使人在夕景中感到无限的欣慰与安宁。这是诗人用他一生的体验来感悟的景观,包含的人生真谛不是区区“倦鸟知还”、“倦鸟归林”之类字句可以表达的。再有,诗人是无心见景,心与景自然地交融,产生朦胧的意境,所以,这是无需也无暇付诸语言的。
当人无心悟境,心境合一,物我两忘,他还哪有余心去辨此真意?当人回过神来,逐渐意识到其间有真意时,则意已与境离,神与物分,早就不能以言辨之了。“欲辨已忘言”正是“物我同一”、“神与物游”的最高审美境界,非其人、其生、其境、其心,不得其意,其语。
也难怪神笔圣手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都对陶渊明推崇备至。
在《饮酒》诗中,陶渊明既为自己违时而无奈,更为世事违己而愤懑;既以古代隐者贫士自慰自励,更对命运本身产生怀疑;既不断地自我排遣,更因为无从排遣而以酒自醉。他虽醉犹醒,不仅看到了生不逢时、悲守穷庐的现实,也直面这种现实,努力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理由和意义;他不仅认识到生不逢时的客观处境,也为自己在嘈杂纷乱的人间寻觅到一方心灵的净土;不仅从一生的经历中窥见了自己的命运,也从不幸的命运中发现人生的真谛与乐趣。
因此,陶渊明那焦灼不安的灵魂是不可能被酒精麻醉的,由《饮酒》组诗可以看出,陶渊明安顿生命于微醺后的深刻思考之中,而不是刻意寻求刘伶那醉生梦死的境界。
而陶渊明“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及时行乐思想,并不是感性的放纵,而是无奈于现实的理性选择,为的是冲淡现实的苦痛。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素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 陶渊明《挽歌》其一
《挽歌》三首诗是陶渊明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近,设想自己死后人们送葬的整个过程,给自己写的三首诗,表现了他的豁达的生死观,因为将生看得很透彻,所以他将死也看得很平淡。
三、真的能让自己不因闲而无为感到不安吗?如何真正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听天由命,顺其自然
魏晋时代是比春秋战国还要“礼崩乐坏”的乱世,当时的一些名士,为逃避现实,逃避自己的内心,不敢正视自己的失意的人生处境,不愿承认自己的落寞、凄苦的生活现实,只有让自己寄情于玄理,耽溺于清淡,才能暂时忘身忘心于名士的虚名。然而,一旦当权者相招,他们马上就受宠若惊,也不问是为何人之所役,反自认“天生我才必有用”,迫不及待地卑躬屈节,哪里还顾得上人格的尊严?
无论是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或是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周续之,都是着意标榜着高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安贫乐道的隐者情怀。刘伶醉于酒中,醉生梦死,至死都在逃避现实。
虽然陶渊明与他们共同被列于隐逸之林,却与之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处世风格。陶渊明始终在审视着内心,感悟人在世间、在生死之间的哲理,化落寞、悲苦、忧愤为平淡,渺生死、荣辱、成败而从容。
陶渊明是如何做到的呢?他的心态及思想认识,隐藏在形影神诗三首并序里集中: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物,举目情凄洏。我无腾化术,必尔不复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辞。——《形赠影》
《形赠影》是形对影的赠言,也是注重人之肉体存在的处世态度:天地、山川可以永存,草木枯悴可以再生,唯有人的形体必然死亡无存,既然这样,不如及时饮酒行乐。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形答影》
人的生命不能永存于世,神仙的境界又不是凡人可以企及的,人一但死亡就会形神俱灭;但是,如果一个人生前行善,还可以给后代留下仁爱,这总比饮酒消愁要强得多。
《形答影》通过影对形的回答,陶渊明表现了自己处世态度的另一方面:形和影本来没有分别,它们是人的意识对肉体的思辨,幻化出来的两种独立个体。陶渊明将佛理范畴转化为鲜活的人生体验和感悟,借用这两个范畴,分别表现了行善扬名和自得其乐两种人生观。
“积极有为”和“消极无为”,这两种思想在陶渊明的心中是始终并存、斗争着的,其实,这两方面的对抗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在激进时让人厌倦,在安静时又让人不安。
陶渊明也时不时地为自己的闲静无为而感到不安,他是如何遣除精神之困窘,来消释这种不安的呢?
“大均私无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神释》
《神释》针对形和影赠答中所诉苦衷及不同观点进行调和、排解。饮酒可以使人忘记死的来临,但人终有一死,整日沉醉消沉或许短寿;行善却没人称誉,也只能在醉饮中忘生乐死;多虑则徒然自伤,不如将自己放任于自然。
陶渊明表示,不是他不想立善,而是立善也没有意义,人死之后什么都没了。这观点听起来似乎过于消沉。只顾生前自在,不计身后毁誉,这种态度也是我们的价值观不能苟同的。
然而,陶渊明这是有他的苦衷的:他曾经想有所作为,可是生不逢时,运道不济。如今,世道沦丧,再也不可能有什么立善扬名的机会了。非他不为,而是不能。面对客观现实的这种无情,他只有听其自然。
陶渊明的这种顺应自然的思想,可以说是:能立善则立善,不能立善则自乐,不必过于强求。能立善固然可喜,不能立善亦无所憾,因此也无所不安。这就是所谓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中国古代文人奉行的人生哲学,它融含了儒家积极有为,道家清静无为、听天由命,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因欲有所为,所以以努力始;因万事皆空,所以不强求结果。既尽力而为,又听天由命,这就是顺其自然的本质。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纵心任情,不管怎样都心情平静,自安自乐。
陶渊明这种思想与后世文人天然相通,奠定并强化了中国文人处世心态的基调,也建构起中国独特的生命美学。
陶渊明能够不以宗教信仰来安顿精神,是因为他找到了审美的道路,一个精神上的乌托邦:“桃花源”
《桃花源》,为千古文人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
说起陶渊明,就不得不说他的《桃花源记》。自古以来,“桃花源”就是千古文人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家园。
《桃花源记》是一篇将生活的基础、人生的态度和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可以说是陶渊明将心境与实境的巧妙结合。《桃花源诗》则是依托这部貌似纪实的小说,不仅抒情言志,也表达了陶渊明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认识和设想。
《桃花源记》以纪实式的笔调叙述一个捕鱼人的奇遇:晋太元年间,武陵渔人无意间进入了桃花源,武陵实有其地,即今湖南常德。武陵渔人也就给读者以实有其人的感觉。从创作与白日梦的关系看,诗人创作带有自慰自娱的成分,愈能托事于真的年代真的人,愈能自欺而自信。
桃花源来历分明,避数朝动乱,古风依然,令人浮想联翩,心向神往,作者忘记这只是虚构,而相信在动乱人间真有类似的地方存在,读者忘记这只是在欣赏一个传奇,而认定人间果有桃源。
然而,武陵渔人不守信用,将桃花源到处与人说,让人为桃花源人担忧。最终,桃花源这个美好的幻境,也因人心不古而从世上消失了。由这忽逢而终杳的心情,虽然让人们无限怅惘,但是桃花源的消失,却同时又给了人们永远保全它的希望。正因不能发现,它才更让人深信它的存在,而永远怀持重寻它的幻想。
陶渊明在桃花源中表达的政治理想,包含了对社会历史的认识,也包含了一种情感倾向。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虽然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不一定能够直接诉诸于实践,但是对真实世界的实践有一种导向作用,它诉诸了文学艺术的想象与虚构,以“乌托邦”的形式存在,能够满足乱世中人们的心理需要,抚慰和寄托人们的精神。
桃花源所谓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在经历过现实的苦难后心灵获得安慰的地方,是精神寄托之所。政治理想或乌托邦是一种完美的形式,它永远不可能完全成为现实,但是人们可以不断地努力抵达其各个层面。人们之所以能够从中获得安慰,也正是因为它并非完全是虚幻的,而是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努力成为现实的。
在千年之后的今天,陶渊明的田园诗仍像是一个童话,是那么清新、美好而浪漫。毛主席的那一句“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表达了对千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之人间乐土的无限向往,更表达了自己将它变为现实的幸福家园的信念。
为何说陶渊明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美学符号?
陶渊明的人生,既有一般人平淡、曲折的共性,他审美化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又可谓是艺术的人生。
陶渊明的人生哲学是一种心情、态度、感受和体悟,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田园都是他理性的抉择,同时也包含了对现实无奈的成分。因此,他归隐后在心态上无论是“冲淡平和”还是“慷慨任气”,都没有明显的体现。
无论是对社会现实,还是他自己的人生,陶渊明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但是他并不想让这种认识在思辨性文字中清晰起来,而是以艺术的方式来超越现实,给自己营造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陶渊明的心中也有社会理想,然而他并不想言说这种理想,而是直接在诗文创作中实现和享受这种理想。大概这就是陶渊明没有理论著述而只是体现出某种美学思想倾向的原因。
陶渊明本人未必完全实现了个人灵魂上的自由和超越,但是,他的现实困境与无奈却被历史的天空给遮蔽了,他的审美理想则继续漂浮在历史的天空中,成为后世文人仰望的一颗恒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陶渊明并不是“原装”的,而是历代文人学士不断地将自己的现实观念和审美理想加诸其上,进而使得他的美学倾向成为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价值取向,演变为一种生命的安顿与超越方式,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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