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网友提问：
民国初期一块大洋抵现在多少人民币？
优质回答：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银元的概况
银元每一个，是用白银七钱三分铸成，库秤是七钱二分，银质最标准的是墨西哥铸成的，上面有一只“鹰”，所以又称为“鹰洋”，因是外洋运来的，文人笔下称为“番饼”，民间称作“洋钿”。一部分文人甚至把一块钱称作“番佛一尊”。足见当时一般人对银元的重视和膜拜。
鹰洋在清朝时已普遍流行，大清帝国在光绪年间大量铸造了多种银元，上面有一条龙，称为“龙洋”。到了民国初年，袁世凯秉政，又铸造了一种银元，上面有很大一个袁世凯的头像，所以后来民间将这种银元称为“袁大头”，简称“大头”。上述数种银元，在同一时期等价使用。
银元之下，还有两种辅币，第一级是“银角子”，南方称为“毫子”；第二级是“铜元”，俗称“铜板”。这两种辅币，并不是十进制，是要跟着银价铜价的上落而定，所以又称“小洋”，兑换店天天有市价牌子挂出，一元能换铜板多少？
那时市价没有多大上落，银元一枚，约可换铜元一百二十八枚左右。白银七钱三分的银元已很重，要是有一百银元的交易，重量即达七十三两，这是不可能带在身边的，因此市面上大宗交易，都用钱庄的庄票，后来钞票也通行起来了。
可是银行与钱庄的库存，仍以白银为本位。一切用银元作为流动品，往来结算只是使用银元，所以每天一清早在银行钱庄荟集之区，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钞票就没有这种麻烦。
好在解银元的木箱既笨又重，必须两人才抬得动，抢劫是不可能的，况且那时治安良好，在银行和钱庄区的警卫也极严密，盗劫绝少发生，抢笆斗的事十数年中偶或有之，劫银箱的事简直不曾听见过。
银元放在身边，锵锵有声，而且白花花的色泽更是炫眼，所以旧时个人携带大量银元容易发生事故，俗语所谓“财不露白”，“白”字旧时指银元宝或白银而言，后来即指白银制成的银元而言。
钞票轻而易于携带，不会惹人注目，于是钞票的通行越来越旺，使用大量银元的机会日渐减少，大抵十元以下的往来，都用银元，十元以上的则用钞票。钞票分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种。
由于银元是九八纯银铸成，仅百分之二是其他金属，所以硬度比百分之百的纯银还要硬。当时银元也有假的，是掺和铜质或铅质制成的，精明的人都懂得辨别的方法，只要拿一块钱敲另一块钱的边缘，真的锵锵有声，假的会发出木木然的哑声。
还有一种含铜质极少的假银元，只要以两手指夹在银元中心，用口唇向银元边际一吹，真的银元会发出很轻微而悠长的“殷”一般的银笛声，假的就没有。银钱业的从业员，在年少学业时，就要练习辨认银色和各种版样，以及辨别响声。
银元越出越多，版样名称约有二十多种，辨别大批银元的真假，要敏捷。要是不懂得这些技术，就会吃进“夹铜洋钿”，令人懊丧不已。
银元的排列安放，有一定的规格，有一块木板叫做“银元板”，是一块板上雕出十行半圆形的凹穴，每一行可以放五十元，二十行就是一千元，这是银行钱庄和大商行中所必备的工具。
点数银元又有一种方法，是凭两只手，右手只拿一块银元，左手拿成叠银元。左手指陆陆续续把银元推出，右手就循次一块一块地敲响银元的边，一面敲一面听，听到声音不好的，即刻把那一块钱剔出，于是再敲再数，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唱着数下去，一百块钱，不到一分钟，就把鉴别的工作做好了。
二、民国初期的银元
辛亥革命以后，清朝政府灭亡，成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民国初年的银元流通状况更加混乱，除了外国的各种洋钱(如鹰洋、站人洋、本洋、日本龙洋等)继续上市之外，还有清朝末年北洋造币总厂和地方各省发行的各种龙洋，以及民国元年铸造的孙中山半身侧面像开国纪念币、四川军政府发行的“汉”字银元等，达到十几种之多。由于这些银元种类繁杂、成色不一，有的甚至相差一成左右，所以价格也有高低的差别
。按照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钱业所开的价目，标准以成色最好的鹰洋为主，为1；南方各省龙洋减少0.15‰至0.25‰，北洋造币总厂的龙洋减少0.5‰。至于东北奉天、吉林、东三省、四川等地的银元，因为成色差，钱庄素不通用，即便使用也必须加以重大贴水，减少百分之一至二。
这样，钱庄、兑换业就利用这种混乱情况，操纵银元的市价，买进卖出，从中抬高或压低价格，获取暴利，给人民带来了危害。同时，对中外贸易的开展、国家财务赋税的收入也造成了麻烦。在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呼吁下，北洋军阀政府在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了一项国币条例，整顿和统一银元的发行使用，规定铸造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银币，以一元的为主。这种新铸造的银元正面是袁世凯的侧面头像和铸造的年份，背面是“一元”两字和嘉禾纹饰，俗称“袁头币”、“袁大头”、“大头”。规定每枚重七钱二分，成分为银90%，铜10%；后改为银占89%。
同时还宣布一切税收和财政收支都要用国币，不用外国钞票和生银两。在少数民族地区准许使用旧银币、铜元和制钱等等，但都要照市价折合成新银币。
民国四年(1915年)以后，各省又先后仿铸袁头币。这种新银元形式划一，花样新颖，容易识别，成色和重量又能够严守规定，所以发行以后，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流行开来。它首先在上海取代了龙洋的地位，逐渐和旧主币一外国鹰洋持平。墨西哥改行金本位以后，鹰洋停铸，来源断绝，在我国的流通数量也逐渐减少，有自然消灭的趋势。
只是由于外国银行的干涉，鹰洋还在我国市场上和“大头”并行使用。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上海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也实行罢市。6月11日，钱业公会通过决议，取消鹰洋等外国银元的行市，只使用国币，至此银元的流通完全统一。这种统一，是中国近代货币史上的一个进步。
其主要原因，除了“五四”运动的政治影响之外，应该说是新发行的袁头币在形式、重量、成色、数量上都能够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具备了成为银元主币的各种条件。袁头币在袁世凯死后继续铸造和流通。
三、民国初年的物价
民国初年，政权虽然落入北洋军阀手中，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仍利用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宣扬“兴商”、“利民”、“富国”、“实业救国”、“实业计划”的主张，迫使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保障资本主义企业的法令；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陷入战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因而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有所发展，农业生产也比较稳定，以致这一时期的物价总水平虽然有所上涨，但从十多年的较长时间看，与后来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物价波动状况相比，涨速还算是比较缓慢的，但就某些年代或地区看，物价是很乱的。
指数表明，当时我国从南到北，由沿海到内地，物价普遍上涨了，尽管涨速比较缓慢，但给人民生活增加的负担仍然很重。况且这种负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还有许多复杂的轧榨更重。例如乞内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北洋军阀的外债来源减少，乃乞灵于内债。
在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年至1927年，共发行27种内债合6.2亿元以上，为清政府整个统治时期实发额的10倍以上。关、盐两税本是北洋军阀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从1917年至1926年两税合计实收16.6亿元。还不能满足军阀政府庞大的消耗需要，各地军阀为了筹措经费，还擅自征收盐的附加税捐。全国盐的正税和附加税，1926年比1923年增加4倍。除盐税以外，还有田赋，并且出现了田赋的预征，四川梓桐1926年竟预征到1957年。
北洋军阀除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以外，还滥发货币，其中有一种辅币铜元。随着铜价的下跌，银元兑换铜元的比例，不断增加。北京当时每一银元兑换铜元的平均数如下：
此时各地的大工和小工的日工资，多以铜元结付，由于铜元贬值，加重了人民生活负担。
至于具体物价，我们不妨看看时人的记载：
从前到北平，交通工具只有火车，我们坐的是“蓝钢车”，过了南京，才知道中国之大，实在是大得不得了，火车一共要走三日三夜，每到一个站，站上都有许多小贩摊来兜售土产，一篮篮一包包的东西只要六个铜元至八个铜元，惟有到德州，有一种熏鸡，每只要卖到小洋二角，初时我认为太贵，只想买两只，后来一想，蓝钢车餐厅的大菜，每客要小洋六角，那么不如多买两只，也可以代替一餐，料不到德州熏鸡肉质既肥且嫩，香味浓郁，口颊留香，舌本生甘，简直是从未吃过的珍品。
火车进入山东境内，因为地近枣庄，有一种红枣，色泽鲜红，形如鸡心一般，每一篓卖铜元八枚，我觉得东西虽好，价钱太贵，只要买两篓，那个小贩出取一粒红枣，朝地下一掷，竟然砰然有声，分裂成为二三块，足见这种红枣清脆异常，于是我又多买了两篓。火车一开动，开始吃枣，脆既脆得不得了，甜亦甜得很适度，而且无核的，所以我俩一下子就吃光四篓，代替了一餐，计算起来，比吃大菜又美又廉，可以省了许多钱。
到了北京(那时称北平)火车总站，已有亲友在接车。接触到眼帘的，就是“大前门”的伟大建筑，本来从前上海有一种大前门香烟，就以大前门为标记，但亲历其境一看，就觉得全然不同，这是一庭复式的城楼，高不可攀，伟大无可比拟，自己顿时觉得渺小得很。亲友们为我俩雇了两辆人力车(人力车在上海称为黄包车，在香港称手车，在北平称“胶皮”，意思是这种车轮用树胶橡皮来制的)，那时北平汽车不多，通常都是坐这种“胶皮”来往的。
北平用的货币，虽用钞票，通常还是使用银元，但是他们称它为“大银儿”，银角子称为“小银儿”，铜元叫作“铜子儿”，至于铜钱已近绝迹了。
北方产的水果，集中在北平，品种多得很，按照我那时日记上所记载的，小儿梨每一个铜元二枚，桃子每个铜元一枚，雅儿梨、烟台梨、莱阳梨，每斤只售一角。有一种苹果又熟又甜，每个铜元二枚，又有一种牛奶葡萄和玫瑰葡萄，每斤小洋一角半，是最精致名贵的水果了。
鸡蛋每只铜元一枚，鸭蛋更便宜，但鸽蛋就比较贵，要卖到二个铜元，制成品如北平松化皮蛋，也只卖铜元一枚。还有一种很大的糟蛋，是用鹅蛋做的，放在瓦罐里，两个蛋只卖铜元四枚，蔬菜方面，要比上海便宜到三分之一。
我的几个亲戚都是大学教授，月薪高达八十元，即使家中人多，也是月月有盈余的。
由此可以得知一枚铜元相当于人民币5角-8角，这样一枚银元在民国初年大约相当于70元-110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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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网友回答
作为民国时期的“硬通货”，“大洋”在民国不同年月，购买力也有差异。若论“民国初期”，那值得说说的，就是北洋时代（1912—1927）。
“北洋时代”的“一块大洋”有多值钱？经典民国剧《大宅门》里，就有生动呈现：作为老北京土豪的男主角白七爷“纵驴行凶”，放任自家毛驴吃了包子铺八笼包子，气的包子铺老板哇哇大哭。面不改色的白七爷，轻松一句“开眼吧小子，我这牲口就爱吃带馅儿的”，接着甩出一块大洋，果然叫包子铺老板破涕为笑：“那位爷，您这牲口什么时候饿了就上我这儿来。”
以学者李开周的考证，在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可以买44斤大米。对比现代大米价格的话，换算下来约等于145元人民币。论其购买力，在那时更是丰富：在1914年的上海，拿一块大洋下馆子，可以吃四五道菜的套餐，全是牛扒、烧鸡、火腿等“硬菜”。1917年时，北大新入职的青年教授，哪怕每顿都吃“两碟菜一碗汤”的精品餐，每月也花不到九块大洋。甚至北洋时期的北京，六个人去东来顺涮顿火锅，也就花一块大洋。
所以也就能明白，为什么《大宅门》里，收了白七爷一块大洋的包子铺老板，为什么立刻乐得满脸开花：八笼包子卖出一顿“精品套餐”的钱，搁谁不得乐？
如此购买力，也造就了许多民国名流笔下，与“大洋”有关的幸福生活。以民国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话说：“那时（北洋时代）北京的生活费用真便宜”。而北洋时代的各位“大师”“文豪”们，也常妙笔生花，精致刻画当时衣食住行的生活趣味，叫百年后的读者读起来，都是满满民国优雅风情扑面。
再参考一下他们的工资，就更能体会在民国初期用大洋，是怎样的“幸福”：民国的正教授，月薪三百到四百大洋，普通教授月薪一百八至二百八大洋。报馆的名家主笔们，月薪也在二百大洋左右，1918年初出茅庐的茅盾出版一本畅销书，稿费四百块大洋起。1917年入职的胡适，拿着到手的每月二百八十块大洋，激动的给家里写信报喜：“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
而日常消费呢？除了吃饭之外，1918年在北京租一座有十七间房且黄金地段的四合院，租金只需二十块大洋。就算是买房，1925年在北京西直门大街买一套有四十间房，且“带电灯、电话、花房、车马”的豪宅，全款也就五千五百大洋，相当于大学正教授最多十八个月的薪水。对于北洋时代的精英们来说，就算不赚外快只吃“死工资”，这大洋，也是躺着花都花不完。
如此“躺着花都花不完”的幸福生活，也变成了多少“民国剧”里的风花雪月，更叫多少票友们热情憧憬：这民国的风情生活，真是这么“工资高物价低”？别忙，瞅瞅其他各阶层的收益。
就比如同为教师，比起高工资的大学老师们来，占北洋教师数量百分之九十的小学教师们，又有多“富裕”？学者裴毅然考证，在北洋时代教育发达的河北省，小学教师“法定最低月薪”是十六块大洋，实际大多四五块大洋。在经济发达的浙江等东南省份，小学教师月薪七、八块大洋都是常事，还常被政府拖欠。这鲜明对比，也就造成了咄咄怪事：一边是“大师”云集，另一边是文盲遍地，中国的文盲率，长期保持在80%的“高水平”。
教师收入都如此悬殊，那么其他行业呢？一位新中国战功赫赫的元帅，就曾在回忆录里写下辛酸的一幕：1917年，16岁的他在河北阜平县一家小店里，当了一年学徒工。年尾拿到了三块大洋。当时的他十分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些钱”。小学徒工辛苦一年，也就能挣出年轻教授们十天的饭钱。
那工人们呢？就以北洋时代工人里“高收入”的北京铁路工人来说，以民国《交通史路政编》的统计，北洋时代北京铁路工人的平均年工资，约为127块大洋。而1918年清华教员狄登麦调查：当时北京城的五口之家，每年的最低生活费是100块大洋。这“年薪”，真不富裕。
而放在北洋时代作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呢？对于上海工人们来说，这“不富裕”恐怕都是奢求：以《上海市政府公报》的统计，上海工人的工资，多在10至25块大洋左右，开支却大得多，租房等开支都各种贵。比如工人租的“上等住屋”，都是四五家合租一套，四五口人挤一屋，卫生条件“污水垢物……狼藉满地”。这还是“上等”的。
如此环境，怎能不疾病丛生？可看一次门诊就要花一块大洋，急诊要十块大洋。大多数时候生病，工人都是硬扛。以当时“社会局”的调查：当时上海的公认家庭，三分之二都是入不敷出。每个工人家庭每年的药费开支，只有不到两块大洋。一块大洋对于他们来说，有时真能救命。
而要论更艰难的，莫过于那个时代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们。
就以河南的佃农们来说，北洋时代的河南，每亩地的地租在三块大洋至十二块大洋之间。放在“大学工资”里，这钱不算啥。可对于佃农们来说，这却是笔沉重负担。而且当时河南流行“死分收”，就是别管收成如何，租金必须要提前交。苦佃农们辛苦一年，基本就剩不下什么钱。那就外出打零工？当时各地的农村雇工，工钱最多就是每天一角大洋，比起城市产业工人来，都是差距巨大。
当然，对于北洋时代的各位当权者，那些常在文学作品里“开明”“爱国”的“大帅”们来说。一块大洋当然不算什么钱。以曹汝霖《民初外交回忆》记载，当时北洋政府每月开支两千万元，但月收入只有1200万元。除了拉饥荒，还拼命扩充军费：一九一九年的民国军费，就高达二点一七亿大洋——主要是老百姓买单。
所以，就是在号称“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北洋时代，“大帅”们的横征暴敛也从没停：江苏的田赋七年增长一倍，附加税增加五倍。河南的捐税多达五十四种，田赋从1920年起开始“预征”，每年都把后几年的田赋一并征完。吴佩孚还在河南强制种鸦片，每亩收税八块大洋。那正处于“春天”的民族工商业呢？单是天津曾经发达的面粉业，就在北洋重税下大半倒闭。上海烟酒总会还算了笔账：一坛烧酒从上海运到北京，一路要收三倍的附加税。一担烟丝从福建运到浙江，就要被压榨三十多元捐税。这“春天”有多繁华？可以想。
当然，在这“春天”里，民国“名流”们的财也不少发，1920年旱灾，直系军阀曹锟亲手搂走了300万大洋的救灾款。军阀赵倜祸害河南八年，搂走的钱款就有四千多万大洋。对于他们来讲，一块大洋虽然不算多少钱，但也绝不会轻易花到老百姓头上——北洋时代以城市污秽著称，要改善城市环境，平均给每个老百姓每年花一块五毛大洋就可以。可实际上，这么一笔“小钱”，北洋政府都捏着荷包——民国各城市的公共卫生开支，最多只占政府开支的百分之七，均摊到每个市民身上，竟不到一元钱。
民国“无年不疫”的惨状，就来自这节俭。
以这个意义说，军阀们看不上眼，“大师”们“当小钱”的一块大洋，对于民国绝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实在是一笔无比重要的钱。看懂这笔钱的价值，也就看懂了那个落后挨打的时代里，多少值得深思的，繁华与苦难下的民生。
参考资料：李开周《一块大洋能买什么》、裴毅然《民国初年文化人的收入与地位》、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李文楼《民国时期河南土匪研究》、裴长洪《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赵艳萍《民国时期蝗灾与社会应对》、孙自俭《民国铁路工人群体研究》、严奇岩《民国时期教师生活待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陈宇《西原借款问题新探》、胡红梅《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谢庐明、蔡宇龙《民族主义与文化运动：1930年代的强迫识字运动》 、陈明远《胡适的经济生活》、舒同《民国时期的房价》、唐博《清末民国北京城市住宅房地产研究》、刘秀红《民国时期的疾病与工人的社会保障问题》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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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民国大洋和现如今人民币之间的价值对比非常难以判断，这是由民国时期各个方面物价和我们现如今各个方面物价的诸多不同所造成之结果。
房价的对比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房价来看一下民国大洋和人民币比对。
在民国时期，鲁迅曾分别两次在北京买过四合院。
他第一次买的时间是1919年，那时候，他花了3500块大洋，那四合院的面积非常大，有三进、二十多间房。
第二次买的时间是1924年，那时候他只花了800块大洋，不过相比于第一次买的四合院，他这次买的四合院比较小，房间不到十间。
在他购买这两处四合院的时候，北京还仍然是民国的都城，因此在房价方面，这两处四合院的价格肯定都保持在民国顶端水平的，这点并没有问题。
而我们现如今再看一下北京四合院的房价，在现如今，北京四合院的价格非常高昂，一平米的价格大概在10来万到20多万之间，一套最普通的四合院，最少价格都要2000万人民币左右，而面积比较庞大的那些，价格都达到了上亿。
就拿鲁迅第二次买的四合院来说，很显然是一座比较普通的四合院，如果拿现如今普通四合院的价格和鲁迅购买四合院的价格来计算，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民国时期的一块大洋大概相当于现如今的2.5万人民币。
当然，这个数据是根本不可能的，毕竟房价这种东西水分、浮动还是太过于庞大了，不能拿来权衡货币的价值。
因此，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大家比较能接受的价值对比。
米价的对比
一般来说，大家最为认可的货币价值对比是米价方面的对比。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现在和民国之间的米价，来衡量一下大洋和人民币的价值。
在现如今，米价的升降幅度非常大，最便宜的米，在市场中仅卖两块人民币左右一斤。
而一些比较贵的进口米，价格就有所不同了，有的进口大米、比如日本大米，最多能卖到接近200块人民币的价格一斤，比很多普通工人的日工资都还要高。
如果要用来衡量时代货币价值的话，价格昂贵的进口大米肯定是不能拿来衡量的，毕竟在现如今，很多人能接受的也就是那几块钱一斤的大米，再贵一点的米，不在普通人的接受范围内。
民国时期也一样，由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普遍比较穷、一般消不起太贵的大米，所以人们平常都是什么米便宜就选择什么米。
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年代间最便宜或者比较便宜的大米，才最为适合拿来衡量。
往下，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民国的米价。
民国时期的米价波动非常大，在早期的时候，一块大洋就能买二三十斤的大米，但是在到了中后期之后，一块大洋却仅能购买十几斤的大米。
如果按照民国早期的米价来算，那么民国的一块大洋大概相当于现如今的四十到六十块钱，如果按照民国后期的米价来说，那么民国的一块大洋则相当于现如今的二、三十块钱。
这米价方面的换算，是比较受到人们认可的。
工资的对比
除此之外，也有人拿民国和现如今人们的工资对比换算。
一般来说，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在10块大洋左右，现如今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
按照这些工资对比，就有人算出了民国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如今300块人民币的数据。
这个换算方法看起来是有那么一点道理，但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合理。
因为在民国时期，人们拿着10块大洋只能维持着正常的温饱，一个月很难吃得到几餐肉、很难去什么消费场所消费。
而现如今就不同了，在现今，如果不考虑什么租房问题，那么3000块钱月工资是可以让人每餐都吃得起肉、偶尔还能去看点电影、出去小小消费一下的。
其他网友回答
民国的货币波动很大，不同时间铸造的银元质量都不一样。
所以咱取个确定一点的，即最初的袁大头。
古今货币的换算通常有两个方法！
一个金价、一个物价！
但事实上，这两种方法都不是太客观！
首先金价，其不同时期的价格波动是非常大的。
就拿民国时期来说，因为战乱其不同时期的金银兑换比例差别是很大的。
比如一战时期，列强都打架去了，国内形势不错，白银暴涨，金银比是1：15，当时民国那些有钱人个个身价暴增啊，什么民族企业都还发展得不错，好多大资本家都是这时候发的家。而一战结束后，白银价值开始暴跌，金银比达到了1：40，降了两倍都不止，于是乎大家都没钱，开始新一轮得军阀混战。
越打越没钱，到了1932年，都快1：80了。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算一下：
按照当时的《国币条例》规定：一块袁大头铸造花费需要六钱四分八厘
“以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
而按照旧制1钱应该是等于3.72克，一块银元差不多24克的纯银。而当时的金银比还没有暴涨，大概就是在20到30这个范围波动。所以一块银元差不多相当于1克黄金。
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一块银元以现在的金价算差不多350块左右！
然而你如果用当时的物价来换算的话，情况又不同了！
在一战爆发前，即银元价值还未出现大波动的时候，其米价在每石6块左右，注意是旧制，一块银元差不多能买30斤大米；按现在算下来也就一百块左右。这还是建立在其生产条件落后，米价相对占比高于现代的那么一个时代。
所以这个出入就很大了！
最好的办法，还是依据当时人们整体的一个生活环境来比较。
1917 年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曾对曹家渡工人聚居区做过一个社会调查
得出了以下结论：
“工人支持五口之家月须15元”；“常见男工谋10 元，女子做丝厂每月所入亦如此”。
城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开支15块；而普通工人的月收入不过10元。
仅仅从生活开支来看，咱们现在一线城市五口之家，如果没有房租、车贷、房贷等额外开支，仅仅算基本日常生活开支的话，一万块还是能拿下来的。这就意味着那时候的一块银元至少得600块。
如果从工资来看，一个月6000的收入，虽然有些低，但结合当时工人们实际相对较低的地位，其实不算低了。
咱再除去通货膨胀和物价水平所导致的一个误差，一块银元500块是少不了的。
这仅仅是民国初年，一战过后，随着金银比的上升，银元的价格也随之下降，像鲁迅先生在北大任教，一个月有300块银元，年薪百万了都，不科学。
其他网友回答
民国时期一块大洋，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都很少用现金了，有时候有可能一礼拜包里都没有一块钱，那么在百年钱的民国，一块大洋就是非常多的了，对于大洋、顾名思义、一般都是指“袁大头”，而袁大头作为民国主流货币之一，铸造量很大，直到袁世凯去世之后，仍然不停的在铸造，袁大头共四个年份铸造，分别是：民国三年、民国八年.九年、十年，但版本最多的还属三年造。
在民国时期一块大洋可以买8斤肉，一斤大概1角2分左右。一块大洋拿去买棉布，可以买10尺棉布，一市尺在一角钱。白糖一斤6分，油贵一些，一斤8分。那时候的盐最便宜，一斤2分不到。也就是说，一块大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45元。
在民国时期三五块大洋就够娶一个老婆呢，所以不能以那时的购买力来衡量它现在的市场价值。
通货袁大头现在市场价值在700-1000元左右。
下面一起来看看部分袁大头的市场行情价值：
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正面左上部分内齿缺失，甚少见，
成交价：4370
民国三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三角“圆”版，
估价：1000-2000
成交价：5520
民国八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缺口“造”版，
估价：2000-3000
成交价：9775民国八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牛“造”版，通体彩色包浆，
估价：1000-2000
成交价：12650
民国九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中发版，通体彩色包浆，氧化均匀，完全未使用品
估价：5000-8000
成交价：17250民国九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精发版，
估价：2000-3000
成交价：7475
民国十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银光亮丽，状态极佳，
估价：4000-6000
成交价：11500民国十年袁世凯像壹圆银币一枚，竖点“年”版，较少见，币面打有流通戳记，
估价：1000-2000
成交价：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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