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选登】 忆父辈屯垦的日子(上)

忆父辈屯垦的日子(上)
李秀中
清晨,伴着刀郎沧桑的歌声,我和我的学生孙军、杨正等一行人乘车,沿着天山草原崎岖的山路,向着我离别了46年的魂牵梦绕的昭苏,向着养肓我6年的74团出发了!
看着雨后的山峦,油绿的草地,两条蜿蜒伸向远方的汽车的车辙印,思绪把我带回了那久远的50多年前往事,带回了那难忘的童年…..
一、野马渡
当年,就是沿着这样的车辙印,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载着我的父母、弟弟妹妹、爷爷奶奶和不满8岁的我向着昭苏草原——汗腾格里峰脚下驶去。
车到野马渡,天已黑透,渡船也停止了摆渡。爷爷奶奶睡在一个扣过来的小船底板上。母亲从行李中抽出一床被子盖在我和弟妹的身上,她和爸爸找了块雨布睡在车下一块有水洼的地上,我们躺在敞开的车厢里,看着漆黑的夜空,开心地数着数也数不清的星星进入梦乡…..
这是我记忆中的第一次露宿。
第二天,我才看到好宽好宽的伊犁河啊!从岸这边到岸那边有一条粗壮的钢丝绳连接着,钢丝绳中间挂着一个滑轮,滑轮牵着渡船。
天那!渡船?那根本就不是船,那是一段大桥,一段好大的移动的浮桥。桥上载着几辆大卡车,载着我们一家三代,缓缓的向对岸漂移过去…..
二、白房子
“老解放”沿着两道车辙印继续前行,驶向了草原深处……
将近一个星期的颠簸,我们终于看到了草原边际的白房子了,好多好多的白房子。白房子的房顶是银灰色的铁皮,银灰色铁皮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好漂亮哟,象童话里的城堡。那是我们的“新家”!
我们几个孩子高兴的欢呼起来。
车突然停了下来了,也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些肤色与土地颜色差不多的人,从车上就往下搬东西。说是到了,到昭苏红二场了(现今的74团),再走就出国了。那漂亮的白房子是人家前苏联的。
于是,我们就住进了关门什么都看不见,下雨鞋就漂,半夜牛蹄子从房顶上踩进来的地窝子,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大菜窖。
三、红二场
1962年5月29日发生了“伊塔事件”,大量边民外逃苏联,使本来就紧张的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方在边境线集聚了大量军队,中方边境地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一片混乱。
兵团临危受命。按照党中央及中央军委指示,奔赴中苏边境沿线驻扎。军委指示精神是中苏边境必须由兵团全线封闭,实行“三代”,即:代耕代管代牧。由此全兵团新建59个边境团场,当时新疆兵团在伊犁驻扎的农四师边境线最长,有480多公里。于是,新建了13个边境团场,红二埸就是其中一个。它的全称是;新彊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业第四师昭管处红旗二场。
红二场就建在照苏最西端的汉腾格里峰脚下,木扎尔特河畔的坡马古城南面。是属于高寒地带,无霜期短,冬季漫长偏干,紫外线强的高原气候。亘古荒原芨芨草等蔓野丛生,人烟稀少。昭苏县至坡马,都是一半是马车道,一半是牧羊道的土路,行程非常艰难。
这里是农四师最偏远的,也是自然条件最差的团场。
1963年,红二场临时场部建在不超过二百米长的小荒坡上,有几间棚棚类的小土房,其余就是地窝子。前期,王寿延场长和马钦政委带领全场二百多人开荒春播,随后又集中二十多人为后续来人抢修“干打垒”的房子和地窝子。
场部对面三百多米处是新疆军区正规部队的坡马边防站!
爸爸刚一下车就被大伙围住了,说他们等了二十多天,终于把爸爸等来了。这时,一位股长拨开人群,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爸爸就往外走,说是场长政委现都不在,团领导就你了,边防站李站长在前面备好马等着呢。爸爸来不及和我们打声招呼,就匆匆忙忙跟着他走了,一直到天很黑才回来。
多少年后,妈妈才告诉我爸爸干什么去了。
原来,就在我们到红二场的那天,苏方在边境集聚了很多全副武装的军人,与中方边防巡逻战土对峙着。形势非常紧张,随时都有动武的可能。
爸爸和李站长隔着铁丝网与苏方的头目不停的喊话,谈判了很久,苏方觉得理亏这才撤军。
爸爸回来后对妈妈说,苏方当时是准备动武的。对峙时很紧张,他站在最前面,是有点悬,如果苏方真开枪,他就是第一个……
妈妈一下子楞住了,说是我们颠簸了二十多天,敢情是跑这儿送死来了。爸说不能这么讲,咱当兵出身,当兵就要保国防,比起我那些牺牲的战友,已经是很幸运了!爸爸还说当时在那他的级别最高,他不上谁上?
他得站在最前面,万一动武,不能让战土先挨枪子吧!这种情况今后还会发生,万一有点什么,让妈妈要有思想准备。但是,现在千万别告诉爷爷奶奶!
妈妈一听这话就落泪了,爸爸说,这不是好好的嘛,哭啥?不能哭,老的老,小的小,全看着你呢!
从那以后,妈妈说只要边境上一紧张,她就跟着紧张,心老是悬着,始终替爸爸担着心。
四、坡马边防站
坡马古城属乌孙时期的遗址,曾是元代驻军的城堡。后系蒙古土尔扈特部苏里基尔城,蒙古准噶尔部最早的“勃目”,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故城做为七个哨所(卡伦)之一。新疆军区在此驻建的边防站由此而得名,故称坡马边防站。
坡马边防站是由几间土坯房,几间木板房围起的方院,嘹望台(哨塔)也是木头搭建的。还有一排马棚,养着巡逻用的军马。
刚建场时,坡马边防站几乎就是红二场的后勤保障。兵团,师里来人都是边防站接待的,我们到红二场的第一顿饭也是在边防站吃的。
边防站李站长到我家找爸爸时,看我们几个孩子艰难地啃着食堂黑灰色馍馍,喝着搅着黑面粉的菜糊糊。他摸摸我的头对妈妈说:“把你这个老大交给我吧,正好我儿子从伊犁来,俩孩子差不多大就作个伴吧,在我那吃住。”我妈赶紧指着我说:“她是个女孩。”李站长很吃惊地看着我:“女孩啊,那我晚上叫战士把她给你送回来。”
搬家前,妈妈给我留着一对长辨子,扎着蝴蝶结,穿着花裙子 。搬家这二十多天,我们几个孩子都长了一头虱子。妈妈只好给弟弟剃了光头,我和妹妹剪成男孩子的短发头,就这样我和妹妹都变成男孩啦!
李站长让他的通信员小马哥哥带着我俩,他儿子可调皮了,踩着搂草的大钉耙掏鸟蛋摔下来,头让钉耙扎流血了,小马哥哥都吓哭了。到开饭时我们就用部队的黄瓷碗打上菜,拿着馍馍,蹲在食堂门口与战土一块吃。边防站不喝那难喝的黑面糊糊,打的菜里还有点肉,馍馍不黑也不牙碜,没有怪味!
边防站有个又高又壮的大个战士,每次他巡逻,都要牵两匹马轮换着,要不马都被他压的走不回来了。但是他的劲特大,特能干,重体力活他一人顶三人,给红二场送东西时,李站长老把他带上,让他扛!
边防站还有个卫生员姓郭,个子不高。好象他家祖传是中医,部队又学的西医,他又会扎针又会打针。我们经常到他的卫生室去玩,也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
有一天我们突然知道他登报了,登在《解放军画报》上,他骑着马,背后是草原雪山的照片占了大半个版面,标题是《草原上的雄鹰郭XX》(实在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从此,他在我们孩子的眼中,顿时高大起来!
看画报中的文字介绍,才知昭苏红二场那一片牧民和红二场的军垦战士都找他看病,他救过难产生命垂危的产妇,救过急病的孩子,治疗过老人。他用他的银针,使一个受凉瘫痪的牧民站起来能走了,牧民全家到边防站感谢他,称他为郭神医。为这事还给他记大功呢!
从此在昭苏坡马这一带家喻户晓,坡马边防站解放军里有个非常神的郭医生,他的神针能让瘫了的人站起来走路。他的医术很高明,能起死回生!他是上过《解放军画报》的,是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好医生!
五、生存的供给制
师里给爸爸的调令好象是电话下的,只给爸爸三天时间,准备好了立即出发。到昭苏中苏边境坡马地带新组建的红二场任政治处主任。新团场初期实行准军队化管理,一切物质等实行部队化的供给制!
爸爸告诉妈妈,新单位是部队供给制,吃食堂,东西尽量少带。搬家的车到伊犁还要再拉一家人,给人家留点空间。妈妈就把家里大部分东西送了人,爷爷甚至把锅连锅里吃的一块送人了,只带了些衣服和铺盖。
1962年到1963年正是我们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后期,财力和物质相当匮乏。新单位红二场真的就是供给制,但是物质少的可怜,基本上是没啥可供给的!
我家住的“菜窖”,在里面埋几个桩,钉些板皮就是铺。大个老鼠应该是田鼠,在地上房顶到处乱窜。人都没吃的,老鼠饿得经常咬脚指头。我们小字辈吓得进门就上铺,在铺上还得老老实实呆着,弟弟一调皮跳了两下,铺就垮了。
边防站那个大个战土到我家,每回进门都撞头,进到我家大菜窖里,他就不敢再直起腰来。
爷爷奶奶住的是关过小牛的牛棚,紧挨路边。坐在奶奶床上看墙角,是人们来回走动穿着各种各样鞋的脚。躺在奶奶的铺上,可从屋顶看到天和星星。晚上一关门满屋都是牛粪味!
妈妈白天去食堂上班,食堂就是一间大一点的地窝子。地中间支个锅,锅里煮了些黑绿色的汤,一个阿姨拿个小面袋子,往锅里撒了些黑灰色的面粉,妈妈拿个小方锹搅和着,锅里散发出难闻的味,大铝盆里是黑灰色的咬着碜牙的馍馍。
就这样的饭菜也不够大家吃饱,爸爸他们说先保证巡逻的叔叔们吃饱。
当时边境很紧张,边防巡逻是头等大事。巡逻是边防站军人和红二场武装民兵组合。边境铁丝网跟前几乎没有路,沟沟坎坎杂草丛生,能骑着马巡逻的地方不多,大部分是人牵着马过沟爬坡钻荆棘。每次巡逻回来人和马都汗淋淋的。
我家搬去时正是青黄不接,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后期。各个团场,不,应该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呢!那年头直应了葛优那句话,“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师里给调拨粮食,但那时路途艰难,从伊宁市到红二场一切都正常汽车也要行驶四五天,而且粮食又紧缺,粮食暂时调不来,要等待,让爸爸他们自已先想办法。我爸用边防站的电话跟当时的师政委,他的老领导张升科无奈地嚷了一顿,然后放下电话就去想办法借粮借吃的去了。
边防站是部队,又比红二埸早建。但边防站只是个加强排的编制,家当小,给借了二十多袋面粉。当时大批人还有家属小孩陆续往红二场聚集,吃住都是大问题。这二十多袋面粉根本管不了多长时间,爸爸又去找老乡(夏塔公社)借粮去了。有的借来了,有的就没借上,没给借的爸爸就往师里告状,于是就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事。
一个公社大队书记带着人拉了好多粮食、肉、油等送来了。见了妈妈指着我们孩子用那半哈半汉的话就说,“他们的爸爸太厉害,向我借吃的,喝的,说是打牌牌(欠条),以后有了还。那是借吗?就是要吗!我说现在没有,我慢慢的想办法。第二天,昭苏县的书记把我叫去,美美的骂了一顿,我就快快地送来。要知道是这个样子嘛,我就早早地投降了嘛!”
爸爸他们把借来吃的让司务长看得紧紧的,一律不许开小灶,全体人员吃食堂,供给制。
就靠这种东借西凑,兄弟单位的支援,这种为了生存的部队化供给制,使红二场渡过最艰难困苦的时期。
在这军与民的同心协作中,边防站,红二场,夏塔公社结下深厚友谊,为今后的共建共保国防打下坚实基础!
六、爷爷奶奶
弟弟妹妹小,总是跟着爷爷奶奶。搬家时,妈妈瞒着爸爸偷偷藏了一个小钢精锅,小半袋米。就靠这个锅和米,爷爷奶奶给弟弟妹妹们熬点稀饭,还有搬家时在路上吃剩下的点心渣维持着。
当这些奢侈品吃完后,弟弟怎么都不肯吃黑面糊糊,把碗都给扔了,哭着还要点心渣,爷爷把装点心渣的口袋倒个底朝天给他看也哄不好,奶奶急得直转圈。
爷爷奶奶住的牛棚隔壁是个非常简陋小商店,看商店的阿姨姓黄。黄阿姨要去厕所就叫奶奶帮她看会儿商店。有一天弟弟正哭闹着,黄阿姨又来找奶奶替换她,奶奶后来说,商店里有箱跟砖头差不多硬的月饼,但奶奶没有钱,就从那箱子里挑了最小的半块月饼捏在手里,趁着黄阿姨还没回来,赶紧溜回家……
奶奶说,打那以后见到黄阿姨她都不敢抬头,为这个行为她内疚了半辈子。
多少年后我们回老家看她,她还对我说;“咋那么丟人呢,偷公家半块月饼啊!”
妈妈曾埋怨爸爸说:“师里下调令时,你也不问问这里啥情况,我和孩子跟着你受苦,还要搭上你爹妈。要知道是这样,你先来嘛,我和爷爷奶奶孩子还可以在可克达拉多呆些日子,让孩子和老人少受点苦。”爸爸说:“这是上级的指示,有孩子和老人才更象老百姓呢!”
有段时间,经常有叔叔带着我和弟弟到边境线附近玩一圈。有时是骑马,有时是坐拖拉机。妈妈后来知道这些也是执行任务。按照上级指示,这是向苏方证实,我们就是拖儿带女的普通老百姓,以此缓解边境的紧张形势。妈妈气得跟爸爸吵:“你上前面边防线,你是团领导,没办法,你不能再把孩子搭进去啊!”爸爸却说:“这里只有两家有孩子,我能让人家的孩子去吗?没事,有咱们的人保护呢。”
妈妈说,那个年代,你爸爸他们那些人都是这样百分之一百二的执行上级的指示!
奶奶知书达理,穿戴整齐,干干净净。我们这么破烂的房子,奶奶都要把屋子收拾的干干净净。红二场那个小商店扔的包装纸,奶奶拾回来展开整平压在褥子底下,小的给弟妹当手纸,大的让爷爷缝成本子。不让我整天出去瞎跑,把一年级学的那点东西忘完了。奶奶让爷爷把那各式各样的纸,订成整齐的本子。在本子上给我写上,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让我每天照着写,还要练一些算术才能出去玩。
奶奶是见过世面的人,他们二老知道我爸在新彊兵团当干部就老想来。我爸告诉奶奶新疆现在条件差很艰苦,比不上咱老家北京郊区好。奶奶不信,她把我爸想成她见过的国民党部队里的军官了,说是我爸那个级别的官(当时是副营),早有警卫员侍候呢。六零年爷爷和奶奶瞒着爸爸,把老家的房子和东西都卖了,凑了些路费,让我已出嫁的姑姑陪着,说是到新疆找我爸享福来了!
当时我爸在察管处。爷爷、奶奶和姑姑来了后,看我们住的是扎的苇把子搭建的土房子,穿的是带补丁的衣服,她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已的眼睛。住了好久奶奶才说:“敢情这八路军(奶奶和爷爷一直管解放军叫八路军)的干部和国民党的官真不一样呀!”
爷爷奶奶跟着我们一块住了三四年,这期间先从察管处搬到可克达拉,在可克达拉没住几个月,又颠簸到红二场。搬迁的路走了二十多天,不是路冲坏了,就是野马渡发大水了,一会可以过了,一会又不能过了。有好几次,早上从可克达拉办事处出发,路不通,晚上又回可克达拉办事处了。一路上住过露天,住过蒙古包,还住过昭苏县招待所大通铺。铺上只有毡子,别的啥铺盖都没有,如果说铺上还有啥?那就是虱子和臭虫了!
到红二场住的是四面透风,滿屋牛屎味的牛棚,吃的黑面馍馍,还这顿有下顿没的。爷爷奶奶说什么都不想在新疆呆了,说是再跟你们东跑西颠的,要把他们的老骨头颠散了。还说想多活两年呢,不在这里跟你们争这口吃的了,不让爸爸为难,为他们分心,坚决要回老家。
爸爸妈妈劝不住,寻思着现在咱这条件实在太苦太差,边境还老闹事,万一真有点什么意外,给二老都瞒不住,老人一定要回就回吧!
妈妈把给爷爷奶奶买车票的钱交给买票的人后,身上只剩九块钱了。那时候就好象没有发工资这件事似的。妈就把这九块全给了爷爷,让他们做路上的零花钱。爷爷看着我们几个孩子,实在不忍心全拿,又给妈妈留下两块钱。妈妈说:“我们这不用花钱,供给制,啥都是公家发。”爷爷说“别哄我了,公家现在有啥?能发啥?”妈妈马上说,“会有的,以后都会有的!”
爷爷奶奶走的那天,天是阴的,刮着小风,有点冷。爸爸还是忙,没顾上送爷爷奶奶。妈妈她要抱着小弟弟躲开,要不小弟弟看到爷爷奶奶走是会哭闹的。爷爷奶奶坐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上,我站在路边,一手牵着妹妹,另一手牵着大弟弟,我咬着嘴唇默默流着泪看着爷爷奶奶。弟弟妹妹太小,不知爷爷奶奶这一走意味着什么,爷爷看着车下我们姐弟三人,又颤颤巍巍地从车上下来,往我们三人手里各塞了两块妈妈给他们买的路上吃的饼干。奶奶身板直直坐在车上背过脸,微风把她鬓角的白发吹得扬了起来,一直到车开走,奶奶都没转过脸……
爷爷奶奶走后,我问妈妈,奶奶为什么不扭过脸看我们?妈妈说,“奶奶是在哭,你奶奶是个要強的人,她不想让你们看到她流泪。哎!你爷爷奶奶来时是你姑姑送的,现在走时,咱们既没钱又没时间送,让两个老人家孤零零自已走,真不忍心啊!”
妈妈到现在还在说,“若不是那会儿红二场太苦,若不是我们家搬到昭苏,你爷爷奶奶说什么也不会忍心离开我们这一大家子,孤单黯泣地回老家去”。
爷爷奶奶回老家后,也不知是爸爸交待的还是奶奶自发的,从不说爸爸在新疆有多么苦,而是特自豪的告诉别人,他们的儿子我的爸爸在新疆边防,带着好几千人保家卫国呢!
七、没门的新房子
爸爸他们在地窝子团部后方约两三公里处建正式营房,我们称之为新房子。新房子基本上是盖好一排就住一排的。
等大部分人都搬进新房子后,爸爸才安排我家最后搬。我家住那大菜窖,又阴又潮,床底下都长出了甘草,褥子被子都发霉了。那天早晨醒来,妈妈觉的胸前有什么东西,一摸是房梁垮下来了。真的是天不该绝我们,爸爸那天晚上没回来,横着的房梁垮下来砸到他的床头,我们睡的这头没掉下来,那根横梁就一头高,一头低斜挎在那里。妈妈和我们头,胸就在那个斜挎横粱的下面。
妈妈急忙到外面一看,菜窖顶已塌下去一半。不好!菜窖要垮。妈妈赶紧和警卫班把弟弟妹妹和被褥搬出来。我们只好提前搬到刚封顶还没来得及安门窗的新房子,窗户先找些纸壳和塑料布钉上,没有门,妈妈就用床单缝成门帘挂上。晚上用石头和土块压着门帘的下面,预防风把门帘吹起来。那是1963年10月初。
就在那几天,突然下了场很大的雪。也不知是天气突然反常变化,还是爸爸他们不了解昭苏的冬天就是来的这样早。部分麦子还没来的及收割,就被捂到雪里去了!
当时没有康拜因(俄语直译,即联合收割机),就算有,雪把麦子压得全都倒在地上,也没法用。只有召集大家拿镰刀去地里抢收麦子。
天气越来越冷,单门帘已无法抵御风寒。妈妈叫爸爸赶快找人安门窗,爸爸说哪有人呢?人都到地里抢收麦子,让我们再坚持坚持。
妈妈每天下班后头等重要事就是缝门帘。那时大人小孩都穿的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家里根本不可能有象样的布或毛毯子之类的东西。妈妈把能找到的破布,弟弟妹妹的破裤子,外面拾的麻袋片,只要能缝的妈妈都给缝到门帘上,最后又把一床小被子缝上去。单门帘变成棉门帘,就这样,也难挡外面的风雪严寒。
取暖的无烟煤是按公斤供应的,白天只能烧些柴取暖,晚上才舍得烧点煤。屋子里很冷,墙也是湿的,屋子不暖和时墙是冻着的,稍稍暖和点墙就化了,一块块变黑……妈妈把能盖到被子上的,能穿到身上的都找出来,让我们穿上盖上。还是冷,最后妈妈找出几顶毛的棉的袜子和帽子,让我们再套上戴上,第二天早上眉毛和被头全是一层白霜。
妈妈说咱们再冷还是在屋里,你爸爸和那些叔叔们在外面雪地里抢收麦子,手都要冻掉了,咱们比他们強多了。
晚上睡觉时妈妈把小弟弟搂着,妹妹小儿麻痺腿不好,妈妈又怕她的病腿再冻坏,把她也搂到被窝里。大弟弟看妈妈把二姐搂过去,他也要钻妈妈被窝,说妈妈被窝暖和,于是弟弟和妹妹商量的是他俩一人一天钻妈妈被窝。轮到我妹妹时,大弟洗完脚,赶紧往妈妈被窝里钻,嘴里说着我帮妈妈暖被窝。当妈妈看他时,他把自己蒙着只露两个大大黑眼睛,生怕妈妈把他拉出来。妈妈只好前胸搂着小弟弟,后背让大弟贴着,妹妹睡在妈妈脚底下,再让妹妹把脚伸到妈妈怀里,就这样妈妈用她的体温暖着三个孩子……
我一人单独睡,妈妈又怕我冷,想再找个东西给我盖上,来回转了几个圈也找不到什么可给我盖,妈妈就找了个大点的凳子压在我身上,说是把被子压瓷实点我就不冷了……
直到十月底,麦子才抢收完,我家才安上门窗。
雪中抢收回的麦了是湿的,没有办法弄干。麦子在仓库里捂着就发霉,开春又发了芽了。
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整个红二场吃了好几个月的捂了发芽的面。那个面一股霉味,做出的馍馍或饼都是粘的,吃到嘴里那叫一个难吃,还直粘上牙膛,必须把手指伸到嘴抠下来才能咽,一顿饭要把手指伸到嘴里无数次。当我们几个孩子吃不下去时,妈妈就会看着我说,你是姐姐得给弟弟妹妹作榜样,你带头吃……
是的,我是姐姐,我得给弟弟妹妹做榜样,遇到事我是不能随便掉眼泪哭的,再苦再难,得和妈妈一起想办法,一起扛!
其实那时我才九岁!

作者简介:
李秀中,高中数学教师,1955年10月生于新源县71团,2009年退休于乌鲁木齐市。
2016年7月应学生孙军、杨正夫妇之邀游昭苏,74团故地重返,往昔似波涛翻涌……
50年前父辈老军垦艰辛创业可歌可泣,岂能是这寥寥数笔所能表述?谨以所忆点滴敬仰缅怀前辈,勉励晚辈,弘扬兵团之精神!
为我们有这样的父辈而自豪,为我是兵团二代而骄傲!

小编有话说:
读着李秀中的这篇回忆录,感慨万千。
作为我们军垦第二代人都会由衷地发出感慨:老一辈军垦人多不容易啊。可是,现在又有多少年轻人知道,知道又有多少人体会?现在方方面面的生活都比那个时候好得不得了,可时常还听到许多不满的声音。看起来,精神的传承是不容停下来的。
我在职的时候,曾一度想着组织一支写作班子,对老一辈军垦人进行抢救性地采访,用我们手中的笔,记录下他们艰苦创业的故事,这种兵团屯垦戍边的创业精神需要发扬光大。但由于退休,没有能如愿以偿,一直是心中的遗憾。
伊犁锐角的创办和发展,又唤醒了我心中的这种情结。因为,现在有一大批作者聚集在伊犁锐角的旗帜之下,有作家、诗人,有在职和退休的干部、职工,有在职教师和退休教师、他们不愿虚度光阴,已经有不少的作者写下了他们父辈和自己屯垦戍边的事迹,比如:段晓燕的《父亲、母亲屯垦和我的童年生活》、李艳的《我的父亲母亲》、吴江华的《我的戈壁母亲》、严琴英的《素浅流年岁月里的兵团》、邬郏郁的《边境农场从教记》,特别是李秀中的《忆父辈屯垦的日子》,叙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的创业故事,读后荡气回肠,使人久久不能释怀。
我知道,还有越来越多的作者会拿起笔,把他们知道的父辈的事情和自己在艰苦创业中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不管是兵团的、地方的,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我希望有心的人都能参与进来,为的是不忘初衷,铭记艰辛,继续奋斗,开创未来。不管你们的文笔好坏,只要是真情实感,语句通顺,伊犁锐角就是你们发表文章的园地。这里有大家的一亩三分地,欢迎常来耕耘!
伊犁锐角期盼你们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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