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宏：回望云南文学七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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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云南文学七十年
文 | 宋家宏
本文已发表于《大家》2019年第4期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要完全地重返云南文学70年的发展历史，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事文学评论的写作者，长久地跋涉于文学的密林中，不时发现奇珍异宝，及时地给予品鉴与介绍。要回望这段历史时，只能腾飞于密林的上空，拉开时空的距离，在记忆中寻找那些闪光的珍奇，用长焦镜头摄取那些更为耀眼的珠玉，有些宝物被遗漏与被遮蔽是必然的。
云南新文学也并非只有七十年。五四新风吹过云南高原时，云南新文学既已诞生，1919年秋《云南学生联合会报》第12期刊发了欧阳策的《秋天》，这是云南发表的第一首新诗。在中国新诗发生初期，云南即有年轻的柯仲平、陆晶清、梅绍农等诗人们开始了创作，并在后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抗战爆发，风流云散的京派作家、生不逢时的现代诗人在颠沛流离中来到昆明，他们把当时中国艺术上最优秀的文学带进了云南，并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自上个世纪初到四十年代末，云南文学逐渐形成了“边地与民族”、“城市与现代”两个传统，它们之间的交融与碰撞，勃兴与隐蔽，升沉起浮，构成了云南新文学的变迁史。从1949年至今的七十年云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承续与发展。
回望七十年的云南文学，有几个特别显著的特色，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以它们为中心，旁及其他，可以管中窥豹，约略得知云南文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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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家宏，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一
“作家群”兴盛是云南当代文学一个显著的特征，在文学繁荣的时期，云南皆有能代表某些时代特征的“作家群”兴起，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云南文学创作水平。
当共和国的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普照云岭高原之初，云南文学也迎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随着解放大军入滇，高原上首先蓬勃生长起了一批部队作家作品，他们后来被称为“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这个作家群以冯牧为领军人物，汇聚了一大批年轻的部队作家、诗人，白桦、苏策、公刘、彭荆风、林予、周良沛、公浦、张昆华等人都是在那时成长起来的。他们在冯牧的率领下，千里走边疆，深入边塞、哨所，边走边写，边走边读，边走边讨论。这一行走与阅读、写作的方式，以及之前之后的边疆生活，为他们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为云南文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
1974年夏，冯牧在云南高黎贡山行军途中
翻身解放、社会进步、民族平等成为这一代作家基本的思想背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他们共同遵循的创作方法，也影响着云南其他作家的创作。他们抒写边疆少数民族苦难的历史，落后的现状，翻身的喜悦，他们描绘祖国西南边陲的美丽风光浪漫风情。由于他们长期深入边防哨所，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革进程，与生活融为一体，对边疆民族地区的生活非常熟悉，不自觉地就写出了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作品。他们创作的一些小说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白桦是诗人，也是小说家、电影剧本编剧，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以诗性的风格，融民族风情、边疆特殊敌情为一炉，成为小说中的精品，电影改编后也是中国电影的佳作。诗人公刘的《边地短歌》以最纯净的语言写出了最浓郁的诗意，《西盟的早晨》已经成为中国新诗的百年经典。周良沛是优秀的诗人，也是优秀的诗评家，他的《枫叶集》受到广泛好评。彭荆风以擅写边疆少数民族军民生活见长，短篇小说《当芦笙吹响的时候》由他自己改编为电影《芦笙恋歌》后，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公浦写小说，但电影剧本的影响更大，他与季康合作创作的电影《五朵金花》以轻喜剧的方式，在时代特色的框架内融入边疆民族风情，带给观众的是欢乐与笑声，所要传达的时代主题反而被观众忽略了，成为云南电影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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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年被改编为电影，图为电影宣传海报。
公刘《边地短歌》，1955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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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后，这个作家群作为群体已经消失，白桦、公刘、林予等离开了云南，留在云南的苏策、彭荆风、公浦等人在政治风浪中升沉起浮，未改初心。被称为红军作家的苏策在五六十年代曾以《我的旅伴》、《白鹤》等闻名，新时期后又写出了《寻找包璞丽》等作品。彭荆风始终坚持文学创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作品越写越厚重，以89岁高龄去世，去世前半个多月还完成了长篇小说《太阳升起》的修改，文学创作长达七十余年之久！
从“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并结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对“作家群”的命名，可以看到“作家群”的一些特征。作家群，是一个“准流派”的概念，它是一些作家由于某些原因以不同的方式汇聚到一起，他们有大致相近的创作方法、表现手段，大致相同的关注领域，相似的价值趋向，创作上出现了某些相似的、共同的特征，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以群体的状态出现于文坛；同时，还必须出现在相当大的范围有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也就是在这个群体中出现了具有对内对外产生广泛影响的“领军”人物，这是作家群更为重要的内在要求。
↑1955年，彭荆风在澜沧哈尼寨与哈尼族儿童合影
→彭老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太阳升起》
继“云南军旅文学作家群”之后，云南可以称为“作家群”的现象，较为成熟而有影响的还有三个，一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二是九十年代后的“小凉山诗人群”；三是新世纪以后的“昭通作家群”。其余有的不成其为“作家群”，有的还处于初生、萌芽的阶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云南文学发展迎来了又一次创作新潮，改革开放的时代鼓点激荡着作家、诗人的心，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新风吹遍云岭大地。劫后归来的作家，在生活里久经磨炼诗人，初试锋芒的大学生，共同推进了云南文学新的浪潮。在这个潮流中，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他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八、九十年代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形成了一个可以称为作家群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以沈石溪、吴然、乔传藻、辛勤等为代表。他们的作品淡化 “宣教”传统，而强调以追求真善美为原则的趣味性，并且将云南的边地风光、民族风情融入创作中，写出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无论是童诗、散文还是小说都充满了童心童趣。从“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的作品中也可窥探到云南文学思想观念变革，艺术创新的一些时代面影。吴然的儿童文学作品自然流畅、朴素亲切，跳动着饱满有力的童心，传递给小读者温暖、美好、智慧与力量，如《天使的花房》，他的作品很多次被收入课本，影响了几代学生。乔传藻的《太阳鸟》成为这个群体的命名作，他常以儿童散文的方式，在亲切自然的娓娓而谈中引领小读者阅遍云南山水，感受云南风物，让他们体会到云南之美，自然之美。沈石溪将动物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他写的是动物世界，观照的却是人的世界，人性的种种在他笔下的动物中呈现出来，读他的动物小说，也可以看到人世间的美丑与良善。沈石溪的作品因此而长幼皆宜，他被称为“动物故事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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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群”因乔传藻的《太阳鸟》而被命名
“小凉山诗人群”以鲁若迪基、曹翔、阿卓务林、黑羊等诗人为代表，发表作品的有数十人，大多自九十年代起即沉迷于诗歌创作，有的更早一些。他们长期生活在小凉山地区，皆为少数民族，作品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他们抒写生活在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变迁、心理变迁，他们对外部世界的渴望与隔漠，传统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他们内心的焦灼与无奈。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有深深的爱，对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有深刻的体验，对它有深厚的情感，同时又对现代化的生活有向往，有追求。风情与民俗在他们的笔下不是刻意为之，呈自然呈现的状态。他们的作品已经有不少走出了小凉山，几位诗人获得了全国性的奖项。鲁若迪基是这个群体中的领军人物，朴素、风趣、幽默的语言，在平静的叙述中突然跳出引领全诗的诗句，让读者心灵一震，产生顿悟。浪漫的诗情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小凉山很小》《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被广为传颂。目前评论界对这个已经相当成熟的诗人群体关注还不够，只有马绍玺等评论家对他们有较为整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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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若迪基
“昭通作家群”起步于九十年代，在新世纪后受到广泛关注。这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由一批主要分属昭通、昆明两地的昭通籍的作家、诗人构成。他们文学创作起步所处地域的贫困与文学创作的相对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这一现象被称为“昭通文学现象”。自八十年代起，昭通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的作品频繁出现在全国知名刊物上，有多位作家、诗人、评论家获得了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重要奖项，产生了广泛影响，近年来也逐渐有一些作品被影视改编。他们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界对昭通的认识，作家群与当地形成了良性循环。蒋仲文、曾令云、夏天敏、宋家宏、黄玲、雷平阳、胡性能、潘灵、李骞、付泽刚、陈衍强、刘广雄、夏吟、杨莉等创作多年，是他们中的代表，后起的吕翼、沈洋、刘平勇、樊忠慰、王单单等也有不俗的成就，更年轻的一批作家也逐步成长起来，可以说“昭通作家群”生生不息。这些作品大多以现实主义精神价值为核心，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抒写苦难中的人生价值，显示了直面生活的勇气，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这是一个以写实性为基本特征的作家群体。夏天敏的小说关注底层，关注民生，沉郁的笔调，朴素的写实，让读者产生深刻的痛感。《好大一对羊》是他的代表作。潘灵的小说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历史上农村的贫困，近年来乡村的荒芜，让他痛心疾首，而农村精神价值的重建始终是他关注的内核。长篇小说《泥太阳》、中篇小说《一个人和村庄》代表了他在这个方面的书写。胡性能对痛感的描写隐藏得更深，近年来对“以人为中心”的小说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他把笔墨引入人的心灵探寻，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上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成就。《消失的祖父》《生死课》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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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网”对“昭通作家群”的专题介绍
香格里拉的“云南藏地作家群”是一个较为成熟的作家群，阿布思南、永基卓玛、央今拉姆、此称等都有相当好的作品，但我们对他们的研究很不够。曲靖地区蒋吉成等曾在八十年代有不俗的成就，近年来段平、窦红宇、叶浅韵都写出了好作品，在全国有一定影响，一个“作家群”的现象正在兴起，值得关注。
二
多民族文学的繁荣是云南文学七十年的一个重要特征。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这些民族在七十年前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水平、不同的文化发展现状。有的民族有悠久而丰富的文化积淀，不仅有自己的文字，还早已拥有自己的作家文学，有的民族则连自己的文字也没有，更无作家文学。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学则是云南各民族都拥有的宝贵财富。各民族因为社会发展、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差异，在“大汉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主导下，少数民族处于受歧视被欺辱的不平等状态，既使是拥有自己悠久而丰富文化的民族，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些具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也很少有人敢于公开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
共和国的太阳升起之后，各民族平等是党的基本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培养少数民族作家，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成为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一些原来只有民族民间文学，而没有作家文学的少数民族，经过数十年努力，都有了自己的作家、诗人。云南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繁荣方面取得的成绩处于全国的先进行列，中国作协为推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繁荣而设立了“骏马奖”，迄今为止，云南所有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作品，并且都有人获得了“骏马奖”。这一奖项云南获奖人数最多，有的作家是多次获奖，据统计云南有百余人次获奖，是全国获奖最多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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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骏马奖”颁奖典礼
在云南多民族文学创作的庞大队伍中，有的作家、诗人在更高的层面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乔，这位彝族作家文学的拓荒者，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以他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蜚声海内外，小说描写了凉山彝族人民翻身解放的历史变迁和社会进步的历程，具有史诗性的品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重要作品。白族诗人晓雪，也是诗评家，研究诗人艾青的著作《生活的牧歌》，以及长诗《大黑天神》等诗作产生过广泛影响。饶阶巴桑是云南军旅作家群中享有全国声誉的藏族军旅诗人，也是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位成名的藏族青年诗人。他的《牧人的幻想》深受好评，《母亲》一诗被作家老舍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深情朗诵。白族作家张长在散文和小说方面皆有影响，小说《空谷兰》和音乐散文集《另一种阳光》，受到读者的欢迎。白族作家杨苏主要贡献在小说方面，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没有织完的统裙》，就受到老作家茅盾、叶圣陶、冰心撰文给予热情评介。军人出生的彝族作家张昆华是创作上的多面手，散文、小说、诗歌、儿童文学皆有收获，小说《不愿纹面的女人》《双眼井之恋》、散文《梦回云杉坪》、儿童文学《蓝色象鼻湖》都曾获不同奖项。彝族作家李钧龙在边防部队生活了二十年，对边地少数民族生活极为熟悉，他的小说以诗意的笔墨描写边地民族的风情与民俗，《赶马人的故事》《无字的情书》是他的代表作。苗族作家李必雨的《野玫瑰与黑郡主》有较大影响。彝族作家普飞五、六十年代一直生活在农村，《妇女队长》《重赶峨山街》对那时的乡村生活有生动的描绘，之后转入儿童文学的创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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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题材的重彩画
后起的董秀英、存文学、玛波、潘灵、哥布、纳张元、米切若张、和晓梅、包倬、李贵明等多民族作家、诗人，在民族文学创作中又有新的拓展。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小说《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第一次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民族真实、生动的历史过程和鲜为人知的民俗生活画卷。哈尼族作家存文学把风光民俗推于背景之上，置于小说中心位置的是少数民族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的渴望，长篇小说《碧落雪山》改编拍摄为同名电影后，多次获奖。哈尼族诗人哥布坚守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价值，并且在诗歌创作中以哈尼族母语和汉语双语写作，诗集《母语》和长卷散文《大地雕塑——哈尼梯田文化解读》描述了哈尼人的内心世界，展示了梯田的秀美及其内涵。彝族青年作家包倬关注底层，书写苦难人生，《狮子山》写得沉重而悲凉，把贫困山区里民众的冷漠，“看客”的心理描写得触目惊心。从西藏到云南的丹增近年来在小说、散文创作方面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小说《神的恩惠》、《江贡》，散文《童年的梦》《生日与哈达》《小沙弥》等都有很高的思想艺术价值。中篇小说《江贡》讲述了牧羊少年阿措成长为活佛的故事，读者看到了一颗凡俗之心如何坚韧顽强消除杂念，变为一盏清澈明亮的人生之灯，照亮雪域高原。
云南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对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在国家的版图上处于“边地”，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片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很长时间对国家的认同感没有内地主要民族强烈。1949年以后，基于云南边地这种特殊的现实状况，加强他们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得更为急迫和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时候发挥文学作品建构民族国家想象和认同的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边地文学书写是建构民族国家想象与认同的表意工具，云南边地文学中的许多文本，通过重构民族历史记忆与描绘边地的新貌与光明前景，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汉族作家以平等的眼光关照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实，在重构民族记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则进一步拓展了重构历史记忆，增强民族团结的文学空间。
苏策、白桦、彭荆风、公刘、周良沛、柏鸿鹄、王松、李鉴尧等汉族作家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柏鸿鹄的短篇小说《勐别姑娘》等描写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风俗民情的描写异常生动。王松的短篇小说集《遥远的边疆》对边疆少数民族生活有生动的描写。李鉴尧的诗歌、散文皆有影响，《马儿啊，你慢些走》广为传唱。
八十年代以后，黄尧、张曼菱、汤世杰、范稳等作家书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在重构民族历史记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上述作家的作品对如何写好民族题材作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相当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是在这些汉族作家的民族题材作品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黄尧的《荒火》对景颇山的描写富有新意，长篇报告文学《世纪木鼓》是一部描写佤族人民历经磨难又倔强奋进的史诗性作品，黄尧用心灵抚摸神奇而又灾难深重的阿佤山，他展现出一个民族百余年真实的发展进程，悲壮的历史精神。汤世杰的长篇散文《灵息吹拂》和小说《情死》对云南藏地文化和纳西族文化有深度的理解与阐释。
三
女性文学创作逐步繁荣，是云南文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回望七十年的历史，各民族女作家在云南从无到有，逐渐壮大，构成了一个宏大的群体。
1949年以前，云南新文学中女作家屈指可数，有陆晶清、李纳、赵银棠等。1949年以后，妇女翻身解放的浪潮席卷大地，云南女作家的身影逐渐增多。电影《五朵金花》编剧之一的赵季康，同时也写小说、散文。柏鸿鹄1949年即出版了散文集《无影灯》， 2004年还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雨红颜》。冯永祺长于散文创作，《梦里梦外》是其代表作。曾参与《阿诗玛》收集整理的刘琦，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收获，代表作是《鹤顶兰》。
新时期文学彻底改变了云南文学女作家为数不多的现象，八十年代即产生影响的即有：严亭亭、张曼菱、何真、董秀英、景宜、先燕云、黄晓萍、彭鸽子、陈约红、白山等。这一代女作家们曾经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等，时代与社会的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她们更多地关注时代和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八十年代的文学新潮，给她们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与上一代作家专注于边地与民族题材不同，她们的创作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群体特征不明显了。
张曼菱曾以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产生过很大影响，新世纪以后，她主要从事影视创作和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的写作。严婷婷远走异国，佤族女作家董秀英的英年早逝，是云南民族文学创作的重大损失。何真以鲜明的女性意识进入小说创作，《红帆不再来》书写女性的自强与自立，新世纪后转入长篇散文和影视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黄晓萍的散文《山狗吠月》文字很有特色，歌颂缉毒英雄罗金勇及其妻子罗映珍的报告文学《真爱长歌》受到读者的好评。先燕云的几部长篇报告文学完整地抒写了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传奇而精彩的跌宕人生。彭鸽子写小说也写散文，她的文化长卷散文《走进司岗里腹地》，是多次深入佤山，深情注目佤族人民生活的结晶。回族作家白山对历史题材情有独衷，她在新世纪后重新修订再版了写于上个世纪的《血线——滇缅公路纪实》，在刚刚兴起的云南抗战文学热潮中产生了影响。在八十年代以小说创作立足于云南的陈约红，新世纪以后以散文和儿童文学创作为主，《赶马人的城》代表了她在散文创作方面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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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曼菱中篇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后被改编为电影《青春祭》
九十年代后女作家们成为一个显著的存在。海男、黄玲、王坤红、黄豆米、段瑞秋、杨鸿雁、叶多多、杨浩、黄雁、玛波、马丽芳、贾薇、夏吟、彭愫英、蔡晓玲是她们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作家与之前的女作家们有明显的区别，她们在一定时期里以展示自我丰富的心灵世界为作品的主要内容。上两代作家视写别人的生活为天然，这一代作家则更重视写自己的内心，在作品中追求自我，作家的创作主体性大为增强。当然，时代与社会变迁在她们的作品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另外，在上两代作家中已经出现的少数民族作家在这一代作家中成为一个很突出的存在。这一现象说明，她们代表着云南各民族妇女在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少数民族妇女长期处于文化发展边缘的状态结束了。
海男多年来一直以前卫的女性立场，探索女性个体隐秘的精神空间，在九十年代“女性私人化写作”浪潮中成为重要的代表性作家，《男人传》《女人传》《我的情人们》出版后引起激烈的争论。王坤红笔下出现的都是都市风景中人的欲望、生存与情感的困境，如《向幻影告别》。黄玲的文学创作之旅开始于八十年代，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似乎才迎来了她的高峰期。《孽红》以复仇故事为主体内容，写女性的命运，在图书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四季流云》中几篇写高校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在新世纪高校题材作品中别有特色。回族作家叶多多，新世纪以后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投入到散文创作中，《我的心在高原》《澜沧拉祜女子日常生活》都是有影响的作品。景颇族女作家玛波坚持双语写作，她的一些以景颇语创作的小说产生了跨界影响，甚至在境外的影响大于境内影响。黄雁的短篇小说《胯门》，凭藉女性独特敏锐的艺术直觉，以极具表现力的文字，对哈尼族女性在边地男权文化压迫下的屈辱历史进行了真实而深刻的揭示。半夏致力于小说创作，她曾专注于都市女性题材，她们在情感生活中的困惑、迷茫与挣扎，《活色余欢》《心上虫草》是有影响的长篇小说。
↑诗人海男
→其诗集《忧伤的黑麋鹿》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新世纪以后，更为年轻的一代女作家登上了云南文坛，现在她们的创作势头正旺。和晓梅、汤萍、艾傈木诺、唐果、单增曲措、袁智中、闻冰轮、永基卓玛、央今拉姆、师立新、任洋、伊蒙红木、乔丽、晓荔等是她们中的代表。和晓梅的小说资源大多来自于民族和家族的记忆，有较为鲜明的女性意识，《女人是“蜜”》可以说是和晓梅一个阶段的代表作。她越出民族记忆资源的小说《连长的耳朵》有鲜明的现代感，透视战争中人的心灵世界，人性的复杂以及命运的无奈。汤萍的儿童文学舍弃了云南元素而吸收外来影响，被孩子们称为“魔法姐姐”。伊蒙红木的《最后的密境》以散文的方式，描写佤族山寨现存于世的民俗、风情、人的文化心理，以及佤族的文化变迁史及其生存现状，“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这个副标题非常准确。闻冰轮在都市生活题材方面卓有成就。晓荔以非知青的身份重返知青现场，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知青时代及之后的丰富人生。
这一代云南女作家，少数民族居多，同时她们绝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与过去理解的少数民族作家有明显的区别，这对她们的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们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不再追求民族特色的唯一性，而要从民族与地域的写作中探寻人类精神价值的共同性。
四
新世纪后云南诗歌创作成为全国的重镇，是云南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现象。
云南是诗歌创作的理想之地，神奇美丽的自然风光，丰富多采的民俗风情，多元共生的民族文化，以及随同社会历史变迁而发生的多民族历史性生活巨变，激荡着诗人们敏感的心灵。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刘、白桦、晓雪、饶介巴桑等诗人就把神奇美丽的云南在他们的诗中描绘得引人入胜。
在八十年代初，云南的诗歌创作相对沉寂，仅少数几位诗人有一定影响，如米思及，他的代表作是诗集《隐藏的土地》。张永权有多部诗集出版，如《边寨花月夜》《绿叶的深情》《太阳雨》。八十年代中期后，于坚、海男、费嘉等人登上诗坛，给云南诗歌创作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他们的作品与传统的云南文学、云南诗歌发生了明显的差异，最初并不被云南文坛认可，但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省内外更多的年轻诗歌作者效法他们的创作。进入新世纪后，雷平阳在全国诗界异峰突起，逐渐进入最有影响的诗人行列。哪里产生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哪里就是诗歌的中心。云南在新世纪到来之后，改变了历来的文学“边地”身份，以诗人众多，诗歌的丰富多彩和巨大影响力成为诗界的重镇。除上述三位有重要影响的诗人外，鲁若迪基、李森、樊忠慰、哥布、聂勒、艾傈木诺、唐果、何永飞、祝立根、爱松、王单单等都各具特色，拥有自己的诗歌天地。
于坚以他别开生面的诗歌理念和丰富的创作成为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一面旗帜。他既有创作实践，也有理论的探索，用最平常的口语抒写最基本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他倡导“回到常识，走向事物本身”。在习惯了象征、意象、诗眼、隐喻、升化等诗歌的人们看不见诗意的地方，于坚写出了他的诗，他刻意回避那些大词，从平民中，从普通人中寻找与他的日常生活、普通人、平民意识两相吻合的方式。他重铸了诗性，在平白如话的口语中营造出令人回味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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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于坚，其诗集《只有大海苍茫如幕》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海男鲜明的女性意识，灵动飞扬的神思，五彩缤纷的诗意表达在中国诗坛上享有一席之地。她是一位女性精神生活的书写者，更是一位有鲜明个性的诗人。尽管海男的长篇小说和散文影响越来越大，作为诗人的海男从未停止过诗歌的写作，《忧伤的黑麋鹿》收入海男2009至2013年间的诗歌作品，可以大至勾勒出近年来海男诗歌写作的精神轨迹。
雷平阳已成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诗人，他的诗质朴、深沉、厚重，多以对具体事象的朴素叙述，引领读者原生态般地感受到生存与生命。他对故乡既在追忆，也在写实，艰辛而不乏温暖，清贫中不忘德义。乡土、草根、地域，这些词大量地充塞于对雷平阳诗歌的评论中，确也抓住了雷平阳诗歌的某些题材层面的特征，而命运、疼痛、悲怆才是他诗歌内在的精神品质。《祭父帖》长歌当哭，哀婉而悲怆，亲情中透出的是彻入骨髓的感伤与悲愤，在极为私人空间的父子情中渗透的又是时代与历史之殇。《杀狗的过程》写得惊心动魄，让人不寒而栗。《亲人》抽丝剥茧地一步步走向事物的最本质，从针尖上的蜜体验了最广泛的人性与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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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雷平阳，凭借诗集《云南记》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读李森的诗集《屋宇》，感到他是一位飞翔在天空中的诗人，《屋宇》是一座超脱世俗的精神避难所。他的诗爱玄思，写得明净、开朗、机智，世间万物只是他表达生命感悟的客体。樊忠慰在云南诗坛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古代的苦吟诗人与樊忠慰有许多相似性，但他不去吟风弄月的炼字炼意，却去深深体会生命中的许多个瞬间。他不是用文字来写诗，而是用灵魂来炼诗意之丹，诗集《绿太阳》汇聚了他多年写诗的成果。佤族诗人聂勒的诗写得精致优美，质地晶莹，《心灵牧歌》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以诗集《以我命名》成名，这是她多年写诗的精选，她的诗情感丰盈，写得却很节制，讲究文字的精美，能用极少的文字点染出让你心动的意象，民族特色是自然呈现的状态。何永飞先前多写打工者的生活状态，《茶马古道记》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历史与文化，思索历史遗存与今天的对话，不是以零散的，短小的篇幅，而是以长篇巨制方式形成共性主题，使这部诗集获得了别开生面的效果。
五
昆明是云南的中心城市，汇聚了最强大的作家阵容，文学创作也异彩纷呈，七十年的文学创作历程，出现了不少别具特色的作家。他们很难削足适履地进行归类，这里略述几位创作上有影响而又未能显示出上述特色的作家。
刘澍德是最早在全国产生影响的云南作家，中篇小说《桥》被改编为电影《两家人》，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一部配合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品。《老牛筋》曾受到茅盾的赞扬，塑造了一个个性极为鲜明生动的农村“倔老头”的形象，但小说艺术含量没有超越《桥》，历史的局限使这位勤奋而有才华的作家未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云南城市文学贫弱，昆明缺少写出了昆明当下生活，昆明人性格，昆明这个城市韵味的小说家。当我们读到黎泉的《我梦中的青云巷》，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昆明市民的人间烟火味扑面而来，令人欣喜。黄尧有一组写旧时代昆明的市井小说，写得很精致。淡墨久居昆明，他的散文却对故乡金沙江一带充满了诗意的描写，文字凝练，意象纷呈，“诗”的特征极为鲜明，他出版过多种散文集，印象深刻的还是《大峡谷之恋》。李霁宇曾写诗，后专注于小说创作，在长篇小说方面有自己的贡献，《壁虎村》借一个虚构的与世隔绝的小山村，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思考。《青瓦》则回到了老宅里的家族故事，兴盛与衰败映照着成都的历史变迁，这是李霁宇写得最为厚重的作品。张庆国的优势在于中短篇小说，涉猎很广，对小说艺术的追求非常重视，《黑暗的火车》、《如风》等都有较大的影响。《黑暗的火车》写得行云流水，借助一个人的“远行”，把人物的内心冲突写得异常生动。在狭小的空间里演出了人物心理与情节的大起大落，一个大片式的结局，情节突兀却又在艺术逻辑之中。黎小明专注于城市人的内心情感，《在水边眺望爱情》是其代表作。陈鹏对先锋小说情有独衷，小说常有不寻常的表达，内在精神品质仍然是对现实的关怀，尤其是他那些书写“70后”青年生存状态的作品，心灵世界的展示有动人的力量，《绝杀》是其代表。爱松近年来在创作上全面开花，小说、散文、诗歌皆有成就，小说方面更为突出。他也在艺术表达上刻意求新，长篇小说《金缕曲》是其艺术探索的集大成者，但似乎那些写实性更强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如中篇小说《西门旅社》。雷杰龙的小说对历史与文化有深度的思考，常在历史的描写中映照现实，发人沉思，如中篇小说《斗鸡》。杨杨虽然未居住于昆明，却常参与昆明的文化写作，对昆明有深入的理解，但他写得最好的作品还是长篇小说《雕天下》。欧之德长于纪实文学，《卢汉起义》、《十万川军下云南》，都和昆明这座城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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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剪影
尽管70年来云南文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自己的短板。近些年来，长篇小说创作成就不大，这就是云南文学发展中的短板。在老一代作家中，有建构长篇小说的能手，李乔、彭荆风都在长篇小说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长篇小说放到全国平台上去衡量并不逊色。但这些年来中青年作家中仅范稳在长篇小说方面成就突出，他对长篇小说艺术深有思考，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下功夫深入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他的“藏地三部曲”尤其《水乳大地》是多年生活与艺术积累的结果，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但是，这样的作品在云南太少。中青年作家中，沉下心来、集中精力、花大功夫写长篇小说的人不多。一些作品操之过急，篇幅有余而内涵不足，艺术水平难以让读者满意，更难以在图书市场上产生持续的影响。尽管获奖不是评价一部作品的惟一标准，但迄今为止，云南与长篇小说的重要奖项“茅盾文学奖”无缘，这对一个省的文学创作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缺憾。
长篇小说创作，考验着一个作家全部的生活、思想与艺术积累，还考验着一个作家是否有沉静之心，耐得住寂寞。他需要用长达数年的功夫去磨一部长篇，写出一部经得起读者与时间法官检验的佳作。这确实很难，但又是一个有长篇小说创作理想的作家所必须做到的。对此，我们充满期待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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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稳的“藏地三部曲”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文学评论始终是云南文学的弱项，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批评家并不多见，但评论家们对云南本土文学的评介也从未中断过。
从1949年到新时期，中国大陆的当代文学迅速走向“一体化”，云南文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文学批评在这个过程中受到高度重视，它的武器和工具的职能被发挥到了极致。批评队伍的构成，主要是文艺界领导，客串的作家、诗人，报刊杂志的编辑，高校教师和文学爱好者，没有专职的评论家。他们的文章大致形成了两个模式，一个是“政治—艺术”模式，一个是“艺术—政治”模式。前者以袁勃的文章为代表，尽管他曾是一个诗人，但由于他所处的地位，文章很少作艺术的评析，宣传和解读政策成为他文章的主要方式。后者更多地注意到文学的艺术性，试图建立政治与艺术两者的均衡关系。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同一个评论家对同一个作者、同一篇作品在极短的时间里会有截然相反的评论。时间的流逝，当年这些气势逼人的评论文章很少再被人们提起。近年来当年的一些作家、评论家不少人都编辑了自己的文集，聪明的作者都不把它们收入新编的文集，它们本已沉睡在图书馆旧报刊的灰尘之中，数字化时代到来，它们又难堪地重现。
还能被人忆起并重读的文学评论家和文章很少，冯牧是其中之一。冯牧是唯一一个始终关注云南文学创作的全国著名评论家，从五十年代开始，直到他去世，从没有中断过对云南文学的关注，云南许多作家作品是被他推出的。晓雪的《生活的牧歌》也会被人们记起，之后他也一直在写评论，各个阶段都在写，几乎没有中断过。洛汀作为文学评论的编辑，他自己也写评论文章，多属具体作品的评介。徐嘉瑞、李广田、张文勋、蒙树宏也对一些云南作家作品有过评论。
新时期到来，云南许多作家、评论家在“重评”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朦胧诗”的出现，引来了激烈的争论，李丛中的《朦胧诗的命运》、《崛起论的回答》等文章，发表在全国著名报刊上，对这一诗潮给予否定性评价。云南的短篇小说《阿惠》、诗歌《将军与士兵》发表，引起意见截然相反的讨论，许多作家、评论家都卷入其中。此外，杨振昆、张运贵、张承源、李志远、范道桂、蓝芒也在云南文学评论方面多有贡献。杨振昆、张运贵学理特色重一些，张承源一直关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长于对单篇作品的解读。
八十年代中期后，一批评论新人进入，云南评论界概念叠出，先后提出了“高原文学”、 “红土诗派”、“边地文学”、“横断文学”等理论命题，共同特征是强调云南的地域性，试图深度推进对云南文化的理解，从而推进云南文学的区域特征。马旷原、蔡毅、郑海、郑凡、冉隆中、官晋东、金丹元等在云南八十年代的评论界产生了影响。马旷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评论中常有新见。蔡毅长于抽象的理论推衍，习惯于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解读作家作品，在更抽象的理论层面有自己的发现和追求。
九十年代初商海大潮涌动，阵阵巨浪卷走了中国文坛上的一批聪明人，世俗化的欲望追求与文学批评需要静守的精神境界实难相容，曾经活跃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云南文学批评家们纷纷退场。虽然还有晓雪、彭荆风、李丛中等老一代作家、批评家，以及蔡毅等不遗余力地为云南文学批评倾心尽力，但云南文学批评界在九十年代初还是呈现出了萧条的景象。彭荆风从八十年代起就一直在写评论，对文坛上他所认为的不良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对新出现的有潜力的作家给予及时的推介，他对《丰乳肥臀》和《我的情人们》的批评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云南批评界的重要事件。《大家》创刊号发表了于坚的《零档案》，引来广泛的关注。蔡毅对《零档案》发出了激烈的批评之声，文章发表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上，直指《零档案》为“非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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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创刊号，于坚的《零档案》作为目录头条首发。
九十年代中期，胡彦、朱曦、李骞、叶向东、马绍玺、黄玲、等批评家以及笔者进入云南文学批评界，云南文学批评出现复苏与振兴的态势。胡彦开始时更多地从语义、结构、叙事等角度入手解读诗人、作家作品，他对于坚、海男的作品解读理论与创作两相契合，有独到之处，给云南文坛带来了新的观念与认识。李骞的《现象与文本》更多地关注云南的诗歌创作，旁及其他，他的诗评及著作视野开阔，他自己也是诗人，对诗歌文本的细读常见新意。朱曦在世纪之交的几年里较为活跃，他与人合著的《文本·文化·美——新时期云南文学人类学批评》借助人类学和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云南新时期以来20多年的文学创作作整体研究，新的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给云南文学研究提供了新意。马绍玺长期致力于诗歌评论，《在他者的视域中》对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研究，特别是对小凉山诗人群，几乎只有他独立地承担起推介、研究的重任，近年对云南诗歌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拓展。黄玲的《李乔评传》《妖娆异类——海男评传》对两位云南的重要作家作了整体研究，《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对云南百年来的女性文学进行整体扫描，她的《云南八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综论》关注的是相当边缘的文学现象，都是花了极大功夫的评论著作。笔者自九十年代初开始进入云南文学批评领域，新世纪以后才出版了两本涉及云南文学批评的论文集《阐释与建构》《批评的空间》，说些别人愿听以及不愿听的话，也算有了些许影响，但知道那是因为高校评价机制使一些才华卓著的评论家从“批评”现场退出，进入更深入的“研究”与“课题”，而笔者不顾浅陋固守其中。又因力图对云南文学有整体理解方能准确评价，工程浩繁，才华不济，始终未能如愿。待批评新锐出现，笔者这些文字必然速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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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关于云南文学批评的论文集《阐释与建构》《批评的空间》
云南文学批评的“新锐”近年来不断涌现。周明全一登场就以放眼全国的视野进入“80后”批评家的行列，以他率性真诚的风格，宏阔感性的文本，对同时代以及更晚生的作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场域，批评文章喷涌而出。他的文学评论集《隐藏的锋芒》出版之后，他的锋芒再也隐藏不住了，不久之后又出版了《“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70后”批评家的声音》。楚雄学院的杨荣昌在文学批评领域耕耘多年，近年出版了《批评的体温》《攒动的群山——楚雄新时期文学发展论稿》，他既关注当下全国的创作现象，也注目于云南文学现场。蔡丽对云南诗歌的重要诗人有较深入的评论。谢轶群对文化现象有深入研究，对云南文学的批评常有别人未能感知的卓见。陈林对文学有较高的评价标准，对云南的一些小说评论往往切中肯綮。一行写诗也写诗评，他的诗评往往从艺术哲学的层面有所发现。朱彩梅对诗歌有深入的研究，对云南诗人的评论也不同一般。郭鹏群从关注云南文学转入对云南影视文学的评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此外艾自由、尹宗义等也常在文学评论的报刊上出现。
文长意未尽，仍属管中窥豹。
2019年7月7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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