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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疫情期间火了一本书，名叫《政治秩序的起源》。受到了好奇心的驱使，我开始阅读这本书。
首先作者的身份就让我非常在意，这位名叫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日裔美籍学者，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舒华兹讲座、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曾师从我之前也在文章中所写过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作者塞缪尔·亨廷顿。
除了这一本《政治秩序的起源》，他的作品还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以及《我们的后人类未来》等。他被很多地方称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与理论家。
我对他不够了解，但从翻阅其评价的内容上看，有褒有贬。据说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就是这种最好国家的必然选择，它的实现意味着人类政治史的终结。但这让我不得不想起美国在抗疫上的失败。
在本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提到中国率先建立起最早的集权帝国，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塑造了强大的国家能力。在过程中，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深厚的家庭和宗族关系，最后形成一套完备的道德的礼教体系。
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比较抵触政治类话题，也是由于确实没兴趣。但走到今天这一步，尤其是做文科学术，不去了解一些原本抵触的但却十分重要的信息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就这一本书，我做了简短的，觉得有趣的读书笔记，供大家参考。
国家建构
福山对政府发展的认识有三个维度：国家建构、法治和问责（接近于现在的民主制）。他认为一个成功的政治模式其实是三者之间的平衡。
政治的源头便是“国家建构”，也是政治发展的核心要素。而对于比较政治史的讲述，福山刻意摆脱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也就是说，他并不把欧洲模式当做政治发展的“常规状态”，把其他国家视为偶然的“变异”。
相反，他强调把中国作为国家建构的原型，并追问其他的文明为何没有复制这一模式。
福山把中国作为政治坐标的原点，是因为早在秦朝，中国就独自创造了社会学家韦伯所定义的现代国家。即中国成功发展出了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官僚政府，去治理广大的疆域与人口。
如果说西方学者惯常的思考的出发点是“为什么他们未能成为欧洲”，福山则会想回过头来问“为什么我们没有能成为中国？”
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国家的对比。首先关于中国，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是因为它最早开始了“国家建构”进程。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所说的“战争制造国家”，中国是最早最经典的例证：春秋战国时期的几百年征战给当时各地君主带去“国家建构”压力——唯有那些能够最大程度军事动员、控制和管理生产以及汲取社会资源的政权能够“适者生存”。
于是，集权最成功的秦国从中脱颖而出，并在征服其他国家后将这一“秦国模式”推广到了整个中国。
而相比之下，印度是如何的呢，根据书中的描述，或许由于地理和人口的因素，印度从很早开始便是“弱国家”传统，其部落和王国之间的战争从未达到像中国历史上的那种频度和烈度。而且，印度的国家建设受到了婆罗门教（现印度教古代形势，以《吠陀经》为主要经典）的阻截和压制。
根据婆罗门教的教义，宗教首领的权利高于世俗政治首领的权利。这一历史悠久的传统为今天印度的“强社会弱国家”、“强问责弱治理”的政治形态埋下了伏笔。
我们再来看一看中东，它则更像一个因为“迟到”而“发育不全”的中国。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中东的政治传统长期是部落式的，伊斯兰教在7世纪的兴起给中东地区带来了“国家建构”的契机，之后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奴隶制则把国家建构的过程推向了高峰。
但是，国家建构上的“迟到”，宗教的“尚方宝剑”地位、最高权力继承体制的缺乏以及军事奴隶制对外来力量的依赖，使得中东的国家建构从未达到中国的高度。
最后我们来看看介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欧洲传统。一方面，中世纪之后连年不断的王朝征战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有关“国家建构”的压力；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不得不“嵌入”之前就已经形成的法治传统、教会以及贵族势力、城市经济等制度环境。于是，集权的压力与分权的传统相互作用，形成了独特的欧洲。
福山所强调的“政治为何如此多样的原因”，便是各国在摆脱部落制和封建制的过程中，政权与社会不谈集团的力量的对比与博弈，以及“国家建构”与法制、问责制之间的发展顺序。换句话说，福山认为，在历史的源头，“国家建构”的成败与时机是决定一个国家的第一推动力。
制度
福山认为，一些制度或者直接说民主制度的失败，与其说在概念上，倒不如说在执行中。
包括我们在内，世界上大多数人极其向往这样的社会：这个国家的政府既负责又有效，民众需要的服务能获得及时和高效的满足。但这个世界还没有几个政府真正做到这两点，因为很多国家的制度普遍存在衰败、腐败、缺乏能力等问题，甚至这样的政府是根本不存在的。
世界上的抗议者和民主倡导者，不管是南非的还是韩国的、或是罗马尼亚、乌克兰，他们的激情足以带来“政权更替”，使权威政府蜕变成民主制。但是，若没有相当漫长、昂贵、艰苦、困难的过程来建设相关制度，民主制是无法成功的。
也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发表他们的理论和口号。其实无政府的社会并非海市蜃楼，据说，撒哈拉以南很多地方仍然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该地区大体上都是低税收的乌托邦，政府所收的税金通常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0%。
但超低的税收会导致的一个问题便是政府资金的异常短缺，无法提供健康、教育、填补道理坑洼之类的基本公共服务。再看看20世纪八十年代晚期以来的索马里共和国，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政府，普通人不但可以拥有突击步枪，还可拥有火箭推进榴弹、防空导弹、坦克。民众有保卫自己家庭的自由，但是他们其实是别无选择。
最后，福山还表示，政治制度是必要的。你叫“政府让开”后，市场经济和富裕不会魔术般出现，它们得以来背后的产权、法制、基本政治秩序。而自由市场、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自发的“群众智慧”，都是重要的组成要件，但不能替代强大且分明的政府。
大家的想法是如何的呢？
总的来说，我和我之前的写作伙伴“草木”的观点比较一致（相关文章请戳：追求显著性差异？还是拥抱不确定？）
可以接受不确定性，可以让空白继续留在那里。因为，一个制度是否适合一个国家，要基于这个国家正处于的发展阶段、历史文化等背景去思考。所以，还是最好不要单纯以结果论。
毕竟这世上唯一的不变，就是变。
参考文献：1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经济观察报《弗朗西斯·福山谈新冠疫情：危险远远多于机遇》 http://www.eeo.com.cn/2020/0508/38309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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