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心常识网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看完了这本《大国宪制》，通读下来，有打通任督二脉之感，借一双慧眼，看上下五千年，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怆正相反，历代知识分子这个团体，都致力于将视线放得足够长，足够远，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文明， 一直就是有一种横跨历史长河的“文明共同体”观，在知识分子的血脉中代代相传，并且会生生不息的流传下去，这构成了我们这个独特文明强大的凝聚力和魅力。
今天谈最后一点，作为家国构成的最基本单位–人。
现代国家普遍定义的“公民”概念，亦是从古希腊流传下来的，不能说继承，因为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但意义是完全不同的。
古希腊的“公民”，基本上等同于“被城邦承认的成年男子”。这个身份首先需要有一个“国际”的界定，因为古希腊虽然我们将之看为一个整体，实际上，是由大小无数个城邦组成的，但这些城邦的人，并没有一个在城邦之上的，希腊的概念，雅典人不会认为自己与斯巴达人是处在一个共同体内的，事实上，这些城邦之间，除了贸易，在政治上互相独立且排他的，有了身处“雅典”的外城邦人，才相对有了，“雅典公民”的这个身份认同，这个身份仅包括雅典城邦承认的成年男子，不包括妇女、儿童以及奴隶。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即是：城邦承认且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这其中就包括妇女、儿童和奴隶，都属于财产的一部分，如果一个雅典公民被城邦开除了公民身份，即表明，他的财产不受城邦保护，城邦内任何其他公民，都可以夺取他的财产，而他只能靠自己的能力去保护。
这样一解释，是不是就很清楚的明白了，希腊历史语境中的“公民”与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公民”的区别？
而这样的身份定义，是无论如何也套用不到中国的任何历史时期上来的，也无需去套用，我们数千年历史中，最基本的单位很好理解，叫“草民”或者，子民、黎民、臣民或小民。随便怎么叫，都是一个意思。
王朝对什么层面的“民意”的重视，也是一个渐进的，在失败的经验上总结教训的一个过程。
最早的’“商”王朝，天命是将于商人的，只有商人才算是人，其他民族都被视作奴隶，类似牲畜的财产。而这就导致了西岐周的反叛，周打的旗号就变成了“天命是降于周王。”而不是周人，不能走商的老路，把除商以外的人都视作奴隶压制只会导致剧烈的反叛，在周征伐商的过程中，有商的军队临阵倒戈带领周王的军队去攻打商，就是这种压制力反弹的表现。‘天命降于周王’，只要跟着周王一起打天下的，就都受周王的保护，都是周王的子民，于是有了“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概念。
但周依然是奴隶制的，它所关注的民意只限于‘士’以上的阶层，周厉王“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也仅指他统治的周王都内的贵族阶层。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开始变法，最大程度的调动起统治范围内所有男丁参与耕作及战斗的热情，用人头换爵位等制度。一点点的在瓦解“大夫”与“庶人”在国家层面巨大的权利分界线。
所以，秦王朝第一个尝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的苦果。全民深度动员，撇开中间层（贵族）的结果必然是全民都有机会能参与到政治变革中来。
自汉，就开始重视广泛性的民意。文景之治讲“无为而治”。就是尽可能少的干预基层百姓的生活，行使国家权力，与民休息。
自黄巾军起，一直到唐，中间尤其是总结了隋朝的教训，在隋以前，王朝的统治者从来也没把农民起义当回事的，那在国家面前，都很容易镇压下去，直到隋朝的覆灭，才真正意思到农民起义的力量。才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自唐以后，基层民意的控制，就成了每个王朝政治治理的重要宪制约束。
所以，我们的这种“民”，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民呢？
其实我们的民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农人”与“文人”，农人（包括历朝历代都严格控制人数比例的工、商人）其实只有一个身份认同，就是“村民”。一个农耕时代的男丁，如果不去读书识字，那么他一辈子务农就是生活在固定的农村或是家族群体中，只有家族最多村庄里“熟人”与“陌生人”的身份认同。而不会有一个抽象的，大范围的“中国”的这种想象的共同体的概念，“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是普遍共识，即便到了清末，像陈独秀这样的可算是知识精英，都感叹说，从来不知道还有个“中国”的概念，只有一个“天下”的概念，天下是中心，其他外面的都是番邦蛮夷，不是地位对等的国家概念。所以对于农人来说，是不存在什么大范围的“国”的概念的。
这也就理解了改朝换代基层百姓的轻易认同，无论哪个朝代，只要征服了统治阶级，大部分的百姓，自动成为顺民，只有那些少部分的政治精英会痛心疾首于王朝的覆灭。普通百姓只有“治”与“乱”的区别，至于是谁来“治”，谁坐稳了江山，搞定了那些知识精英，那就是谁，少数民族也好，外邦也好，随便谁，只要能带来长期的和平。庶民都会纳头便拜称吾皇万岁的。所以，“商女不知亡国恨。”那真怪不得商女的，自古就没有商女去关心亡不亡国这个层面的问题。
所以怪责那些伪满或是日据地区的百姓不懂抗争，没有民族自觉，真是提给他们的历史性难题。
而基于这样的基层意识，才会有王朝统治者的无差别包容，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顺民”和“逆贼”的区别，这个并不是基于民族认同，什么民族，只要归顺朝廷就是顺民，比如秦李斯，在对待匈奴俘虏的问题上，就说“胜必杀之，非父母也。”这个秦，也是匈奴人的父母，哪怕暂时是敌对国的关系，也不妨碍这个观念的指导作用，这样更多包容性，更少特权意味的“子民”概念，才成就了多种族，大疆域范围内长期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与共荣，最终形成“中国。”，全世界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将‘犹太人’这个极强悍的民族自觉的群体融合到自己的国民中，除了中国，你能相信，我们国家在开封有一群犹太人的后裔吗？
甚至在‘子民’的范围上延伸出去为“苍生”与“生灵”的概念，两者的想象，相当于今天的“人类共同体”与“生命共同体”这样的普世概念。
再来说说从广泛子民中培养出来的“文人”，也可以泛指为知识分子，他们则具有三重身份认同，首先他们是来自于那个“农村家族共同体”的，古代培养一个读书人，需要举全家之力甚至举全族之力来供养，才有可能脱颖而出，完成身份的跃迁，进入知识分子的行列，所以就像大树，根是深植于土壤的，他进入知识阶层以后，是一定要反哺家族宗族甚至乡里的。这是第一层身份认同，所有家族内的那些需要遵守的儒家伦理他一样要遵守，像三纲五常。
第二层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对皇帝的“忠”，对王朝的“责”。所以，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有所谓的“家国情怀”，甚至当某些特定时候，会有“忠孝不能了全”的冲突。
还有第三层身份认同，这个往往不易察觉，那就是他们构建了一个即独立于普通国人，在一定程度上也独立于王朝的“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同时，自觉的或是理想上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有一点点类似中世纪的基督教共同体，但不同的是，中国士人的眼界是覆盖“天下”及“万世”的，跨越王朝。而基督教是排除异教的。
所以从这个层面才能理解宋代文人普遍的，“踏破贺兰山缺”的思想共识，而这个无形却强大的精神粘性，默认的以天下为己任，才让王朝从一次次的分裂走向一统，并且疆域一步步的往周边去拓展，去融合，对待只要是目力可及的外族，无论之前是不是争斗的关系，最后都能将其融合进这个无比广大的“天下”。当然，热兵器的出现，让华夏文明的这个发展逻辑戛然而止。
但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今天，我们会发现，依然是中国延续数千年的逻辑，也许才是全球命运共同体能够走通的最终逻辑，即不是看得见的流血的“殖民”也不是看不见的流血的“民主”。
至此，这本《大国宪制》就全部读完了，“以史为鉴”永远是我们进步的源动力，更好的知道过去，才能更好的知道未来。
